斯密“因仁慈而犯错”

斯密在爱丁堡及格拉斯哥大学期间，经常参加学者和商人的聚会，讨论时政，阐发政策主张。他是当时一些民间协会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这些组织有的偏重理论研究，有的偏重实际应用。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的那些年，商人和学者们在讨论如何推动议会立法以消除贸易限制。此前的立法，规定给本国亚麻布生产商相当多的补贴，并以进口税限制进口亚麻布。商人们所关心的消除贸易限制是针对进口制造业所需要的原材料。商人们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只是自身经济利益的维护者。因此他们只要求取消对亚麻布的进口税，却不反对生产补贴。1756年，商人们的努力取得了胜利，亚麻织物（包括亚麻纱）的进口税被取消，而生产补贴却保留下来。对这一立法的改变，斯密的态度与商人不同。“斯密作为自由贸易主义者，并不赞成废除国外亚麻纱的进口税，他这样做不是为了照顾那些亚麻种植者的利益，而是为了保护那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简陋的小房子里以纺纱为生的贫穷妇女。”（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华夏出版社，2008，P73）主张对亚麻纱进口加以限制，体现斯密作为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的立场的不坚定，斯密由此而受到诟病。如果说这是一个错误，那么这是一个由仁慈所导致的错误。

在关于借贷利息问题上，斯密又一次“因仁慈而犯错”，并遭到边沁的质疑和批判。在《国富论》第二篇“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之第四章“论贷出取息的资财”中，斯密讨论了利率控制的问题。

斯密主张借贷自由，承认借贷取息的合法性。但是，在货币借贷中，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之间可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样，处于市场优势地位的一方可能会对弱势一方进行盘剥。斯密主张国家对弱势一方加以救济，对借贷利率进最高水平的控制。斯密主张将借贷利率控制在稍微高于市场利率的水平，他认为，如果利率过高，则货币资金将会流入那些挥霍着和投机者手中，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支付得起高利率，这样诚实的弱势的而又急需货币的人们的需要就得不到满足。在斯密关于借贷及利率的理论中，自由或者效率并不是他唯一考虑的因素。维护弱者利益，是他理论阐释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斯密的这一观念体现着他理论主张的不彻底。如果说这是一个错误，也是由仁慈而引致的错误。

《国富论》出版十年之后，边沁（1748—1832）发表了一篇叫做《为高利贷辩护》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斯密所主张的禁止或限制高利贷观念进行了批判：（1）禁止或限制高利贷体现的是挥霍的借款人对节俭的放款人的妒忌；（2）仇视高利贷是历史上仇视犹太人文化的一种表现；（3）禁止或限制高利贷显示政府对待放款人和借款人的不公平，政府在有意扁担借款人；（4）禁止或限制高利贷破坏自由并且妨害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5）斯密对投机者的不信任完全忽视了投机及投机者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如果让这些立法当道，英国人就得吃野果、披兽皮了。”（杰克·卡希尔：《教皇与银行家》，商务印书馆，2012，P99）

斯密并没有被边沁的不恭甚至狂妄所激怒，他表现得非常谦和和坦荡。他说：“《为高利贷辩护》一书出自于一位才华出众之人的手，尽管它的作者给了我一些打击，但攻击的方式是如此得体，我毫无怨言。”（约翰·雷：《亚当·斯密传》，2008，P330）他还给边沁送了一本《国富论》，以示鼓励。斯密是否接受了边沁的批判也就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呢？没有证据表明有这样的结果。

科学研究中杜绝情感、价值观、道德评判等等纯粹个人意志的纠缠，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严谨逻辑为工具，努力得出不偏不倚的结论，这是科学探索的要求。但是，要在经济分析和研究中完全排除价值判断或道德偏好，也是不可能的。更加可取也可信的，还是韦伯所主张的“价值相关性”和“价值中立性”的结合。

经济分析很多情况下总是与利益相关的，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你总会站在某个立场上，代表着某种利益。作为一个有历史眼光和学术使命的学者，斯密能够洞察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时作为一个悲天悯人的谦谦君子，他有一颗敏锐而仁慈的心。权贵资产阶级的维护者站在权贵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并得出有利于权贵资产阶级利益的结论，斯密站在弱者或穷人的角度得出自己结论，都有其合法性，无法判断谁更科学。如果非要要求客观的话，只能说谁的主张更合乎历史发展的需要，谁的辩护更代表进步的力量。不过，这种“客观”的客观性也并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