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营商著称于世的，首推郑国，有名的爱国商人弦高，就是郑国人。管仲是中国第一个“重商主义”者，”所以他的施政方针，即是以政治的力量，发展经济，以经济的力量，推动政治。“天下之商贾，归齐者如流水”。在陶朱公那个时代，郑国已经衰落，这时贸易最发达的地区是在齐国。 另有一种说法，范蠡佐越王勾践复国后，退隐于齐，到了齐国，范蠡改变姓名，自称为“鸱夷子皮”，经商致富。而第三种说法则称范蠡师承计然(或计倪)，计倪即越语发音〔蠡〕，或为同一人。范蠡为逃避其国征召，再从齐国出走居陶，陶在鲁西与河北交界的定陶地方，改名陶朱公。楚人猗顿请教陶朱公，以畜牧累富牛羊满山谷，脍炙人口。

　　 又有称『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文种赐死后，范蠡携带珍宝珠玉，与他的家人门客，悄悄乘扁舟出海。反正范蠡宁可做个富商巨贾，不肯为国家效命。又相传西施是跟着范蠡一起走的，后者就很逗人兴起浪漫遐思。

　　 海上丝路的形成

　　中国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肇基始于宋元时代，到15世纪初基本形成，在17－18世纪经历扩张和发展而达到顶峰，从而形成一个以中国市场为中心，遍及北起日本、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台湾、南洋、南亚商贸网络。

　　 新加坡

　　1819年英国殖民者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从柔佛苏丹手中强行购买到新加坡后，即将之建设成自由港，使之在短期内成为暹罗、柬埔寨、占城、交趾支那等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商人集合贸易的中心，同时也成为英国和印度产品(纺织品、鸦片和金属制品)的集散中心。新加坡很快就吸引了中国商船，他们载运着生丝和便宜的中国货物到那里，以交换中国市场畅销的马来亚、苏门答腊和文莱的木材。据说由于中国船的到来，使新加坡的对外贸易在1823年就超过了巴达维亚〔注〕。

　　香港

　　香港在鸦片战争后，割让英国贸易通商，随后也在历次的不平等条约下，逐步向九龙、新界扩张殖民地，而于四九年〔大封锁〕后，成为东方之珠，今天的上海，广州，正在恢复这个从十一世纪就已经萌芽的海上经济模式，可是，这个经济体制背后，存在着严重的认知落差。其中，中古商业城邦──占城的灭亡，就是一个例子。

　　 清末，台湾被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夺回，台岛以漳州、泉州两个港口贸易城市的移民最多。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即以台湾为经营南洋的跳板，上个世纪中，国民党以内陆政权的姿态收复台湾，创造出的台湾经济奇迹，形同一个封建政权与海外殖民结合，南洋城市殖民经济与国家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最终结束了国营，省营，党营企业，回到了城市经济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