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共属性的弱化，还在于国家间为了竞争投资而争相牺牲社会的利益，以确保资本的最大增殖。这是我们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断见到各种形式的“血汗工厂”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发达国家的资本在用更加“文明”的方式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在重复着“羊吃人式”的原始积累。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全球化在过去10多年中推动了国内收入差距、全球收入差距的拉大。此外，面对资本全球扩张带来的各类全球性问题，国家又囿于边界、主权以及国内利益格局，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应对，在许多情况下，个别国家反而成为了全球公共利益的侵蚀者，甚至挑战者。隐藏在这些行为背后的，往往是某些金融大资本。发达国家出现的产业空心化，在形式上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矛盾，在实质上则是领土国家与流动资本的不契合。然而，一旦危机爆发，资本首先想到的不是抛弃国家，而是如何更好地运用好国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主要国家的救市计划中，“国有化”成为了主要措施，以至于《纽约时报》刊发文章指出，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毫无疑问，对银行的注资、对大型企业的贷款，都说明了国家的信用是整个经济活动运行的最后保障。因此，一旦市场信用体系无法运行，国家就要站到前台，提供“最后一根稻草”。这也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是“总资本家”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