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毕业于上海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业管理工程系。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发明了一种不进行道路再建设就可以显著提高道路通行能力的“二次道路交通待行区”管理技术。其中包括：左转待行区、直行待行区和综合待行区技术。该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证书，并获得星火杯发明竞赛二等奖，其中的综合待行区技术还被选入国家科技部举办的中国首届智能交通设计大赛优秀作品集。

    为了让这项技术造福社会，十几年来，我一直向有关部门提出应用综合待行区技术的建议。该建议多次得到市领导的亲自关心、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本市及全国性媒体的关注。

    但是，由于受到权威交通专家杨晓光的误导和长期的阻击，该项技术一直未能造福社会。这不仅损害了人民的交通福祉，也让我个人遭遇了悲惨人生。为了避免记恨，我更多的把自己的悲惨遭遇理解为是自己无始以来的业障所致。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问题，让我保持了理性，也让我有能力以一种慈悲的心态来应对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与该问题相关的人。

    让杨晓光一举成为中国交通控制第一学术权威的是二次停车系统，该技术的应用被称为交通控制技术方面的“经典之作”，被广泛应用于环形交叉口。而该技术正是我发明的左转待行区技术。这个消息最初是中国交通工程学会理事顾怀中告诉我的，也得到中国老一辈交通学术权威徐吉谦教授、东南大学陈森发教授等专家的认定，国家交通部机关报中国交通报对此也是认可的。

    虽然刚开始，对他采用我的发明技术，我有点想法，但考虑到这一应用在整体上对交通事业的发展是有利的，我也就以德报怨，没有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只是建议政府进一步采用综合待行区技术。然而，他却以怨报德，反过来阻击综合待行区技术的应用。

    杨晓光之所以长期阻击综合待行区技术的应用，是因为，虽然他知道这一技术的进一步应用对增进人民的交通福祉是有益的，但他误以为会对他个人不利，会动摇他在交通控制方面全国第一的学术权威地位。他的理性再次被自私的魔鬼扼杀。

    我想，人非圣贤，他的误判可以看作是一时的糊涂。当时我想，作为一名交通专家，理应推动交通技术造福社会。如果相反，不是推动，而是阻击，行为主体会形成一种思想上的扭曲，对一个具有正常人格的人来说，是一种煎熬。因此，我希望给他递上橄榄枝，从而纠正他一时糊涂而酿成的错误，以便让我们共同来推进中国交通事业的发展，在一起做项目的同时，他也可以摆脱正常人会有的那种精神上的煎熬。我本人、我的朋友和同学都做过这样的努力。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回应在不断变化着。最初他说很忙，没有时间，接着他说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再接着他就说他改变看法了，已经不看好这个方法了，最后，到了2009年得到的回答是，你们不要再跑了，我们跟全国各地的公安局长关系都很好，你们再跑也没有用。听到这样的回答，我感觉，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他已经疯了。同时，我也感到万般的无奈，我感到非常茫然。

    2011年3月底和7月初，在张学兵副市长的亲自关心下，在市公安局和交警总队及闸北区公安分局的领导下，经过交警队长王登海的刻苦努力和辛勤劳动，综合待行区技术得到正式应用。在综合待行区技术下，首尾不见的被拥堵的车辆长龙一下子消失了。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每天可以比过去提前20到30分钟到家，交通出行者笑了。上海台、东方台、中央1台、4台、13台以及其他媒体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人们称之为神奇的停车线、魔术车道等等。

    同时，让我感到神奇的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全世界这么大地方，仅有的两次正式应用，竟然一次是发生在乌镇路天目路我原工作单位中共闸北区委党校旁边，一次发生在共和新路保德路我原居住地旁边。

    一年半以前，媒体说，王登海认为这一方法可以进一步推广。一年前，张学兵副市长在再次肯定这一方法后也说，上海还将继续在一些有条件的路口推广。对此，我非常高兴。

    然而，有力度的应用以后并没有出现。为什么第一次和第二次应用只间隔了3个月，而在市长的直接指挥下，过了很长时间间隔后还不见新的应用？这不正常。我有疑问，也感到纳闷。

    而当我看到在第二届感动上海十大人物颁奖晚会上给王登海颁奖的嘉宾竟然是杨晓光时，我恍然大悟。主持人说，杨晓光是一位很特别的嘉宾。是的，与其他颁奖嘉宾相比，他确实很特别。因为那天，其他的领奖者和颁奖者之间或因相互支持而有特别深厚的感情，或因共同的目标而有共同的追求。但现实中，王登海和杨晓光一直是不和的，是有矛盾的。而且，王登海那让人油然而生敬意的造福人民交通事业的功绩是由综合待行区的应用而成就的，相反，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杨晓光的人生目标之一竟然是阻击综合待行区的应用。

    杨晓光为他的长期成功阻击沾沾自喜，其实，我认为，这并不可喜，这不仅可恨，而且更可悲。

    其实，幸亏王登海是悄悄试验的，如果也象过去那样开认证会，那么，在这类方式下，杨晓光也一定会以他娴熟的、屡试不爽的套路再次扼杀综合待行区技术的。正因为是悄悄的试验才有了突然的成功，才对杨晓光具有迅雷不及掩耳的效果，他想阻击，但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木已成舟，而且媒体已经作了广泛的报道。因此，杨晓光颁奖，是一个很蹊跷的事情。当我看到杨晓光在颁奖台身子转一转时，根据我所熟悉的杨晓光十多年来阻击综合待行区的套路，我知道，新的阻击套路杨晓光已经布阵完毕。

    欲加之“弊”，何患无辞。既然有能力把一项好技术变成一项坏技术，那么，把一项已经成功的有应用前景的技术变成一项没有前景的技术也不会是难事。对于全国第一的权威交通专家，加上上海市科委交通学科预见专家的头衔，再加上其娴熟的手腕，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这样，一年半多以来综合待行区技术没有新的有力应用也就不难理解了。

    直到这时，我突然感到杨晓光太过分了。正因为他太过分了，我感到我关于综合待行区的那最理想的和谐目标计划也要泡汤了。我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了。十几年来，我一直在为一个理想中的目标而努力。我希望，在争取综合待行区技术成功应用造福人民交通事业的同时，避免杨晓光受到伤害，从而保持这一进程的和谐圆满。

    然而，在得到政府和社会各方面支持的情况下，综合待行区技术被杨晓光成功阻击，让我原来一直一路顺风的生活受到了严重扭曲，让我人生的事业发展、生活经济来源受到沉重打击，我的身心受到极大损害。

    然而，即便在2005年我肝移植手术后，我也没有动摇我的理想目标，而且，我更加锁定了这一目标。十多年来，我关于综合待行区技术的多次给政府部门的文字可以为此作证。但是，十多年来的努力并没有丝毫感动杨晓光，反而，他在得意的同时，他是越来越变本加厉了。他的行为改变了我的人生。

    作为一名交通专家，他并没有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对交通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二次停车系统来源于我的发明。而创建(指所谓的“最早提出”、“开拓者”)“现代交通工程学”更是子虚乌有。交通工程学是后现代社会的产物，三十多年前刚刚从国外引进。建立一门学科是要有特别大的创造的，而交通工程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基本内容、技术手段都是原来既有的，并且都已经由前人整理概括在一起了。有进展的只是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后现代学科正在不断完善之中。当然，如果只是作为一种时髦的用语，并不因此强调“最早提出”、“开拓者”，也是可以的。但自己没有大的创造，在学科的前面加上“现代”两个字就想贪天之功为己有，实在让人不齿。而所谓的“世界上首例交叉口群交通协调系统”不就是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区域交通控制吗？难道厨师在菜里面多加一点盐或者糖、味精，就可以说这个菜是世界首创的吗？

    作为一门应用科学，有没有创建，最有说明力的是有没有国家专利授权。杨晓光早在2000年就申请二次停车系统专利了，至今十几年了，并没有获得专利证书。也没有其他授权专利。当然，他搞了很多项目。几年前，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他搞了100多个项目。谁不愿意多做项目？也有人说，他因此赚了1000多万。他用我的技术一举成名，人家就把项目给他做了。

    正如徐吉谦和陈森发教授说的，这个技术原来大家都以为是杨晓光搞的，原来是你搞的。他用我发明的技术让他自己名利双收。2005年年底，当我做肝移植手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时候，中国科协的一份权威杂志的记者对杨晓光进行了专访，报道说，杨晓光为中国交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是这么的荣耀，而被侵犯者又是多麽的悲惨。

    其实，杨晓光不仅没有对中国交通科学和交通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恰恰相反，他长期阻击综合待行区的行为已经、正在严重伤害交通事业的发展，严重伤害人民的交通福祉。再加上，这十多年正是道路建设的高峰时期，由于这一技术的延迟使用，导致道路交叉口设计和建设未能考虑综合待行区对道路交叉口的技术要求，这将缩小综合待行区的应用范围和应用效果，因而，如前所述的伤害将具有难以挽回的持久效应。即便他做了一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会做的人很多，他不做，别人也会做，只要有项目，大家都想做的。

    我感到，我对他的仁慈变成了对他恶行的纵容。为了制止他的恶行，降低其对人民交通福祉伤害的程度，也是为了挽救他的灵魂，我不得不写下了上述文字。然而，这些文字所讲述的内容是远远不济的。因为，虽然长期的实践已经证明我所说的是正确的，而乱搞一通的是杨晓光，他的言行没有可信度。但是，我的社会地位很低很低，而杨晓光则相反，他强大的影响力并没有受损。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向政府提出建议，上海应该继续推广综合待行区技术。我们不应该继续被杨晓光忽悠了。我们应该坚决落实张学兵副市长关于推广综合待行区技术的指示。

    由于王登海队长史无前例的在世界上第一次把综合待行区付诸正式应用，经过他的努力，认证已经成为多余。现在已经不必讨论这一技术行不行的问题，而只要考虑如何加大推广的力度问题。这不仅对增进人民的交通福祉是迫切的，而且，对保持我国在交通控制方面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也是迫切的。据卫星地图显示，日本已经开始学习并且采用了左转待行区技术。如果我们不抓紧综合待行区技术的应用，我们的领先地位就可能被别人占了。二次道路交通待行区是我们中国人开辟的一条神奇的中国道路，我们理应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

    我相信，当我们一旦认准了目标，凭借我们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政府的领导下，已经应用的左转待行区、直行待行区、综合待行区技术将会继续在上海全面开花，并带动其在全国的普遍应用。同时，也必将对世界交通技术和交通事业的进步作出大的贡献。而一些记录在二次道路交通待行区专利文件中的尚未应用的一些技术，如计算机实时控制下的综合待行区技术的应用研究和试验也必将取得长足的进展。

    关于落实张学兵副市长关于推广综合待行区技术指示问题。前两天，我同学告诉我，浦东金桥路交通拥堵非常严重。我实地去看了一下。据工作人员介绍，平时常常在下午3点多种就开始堵了，一直到晚上。我发现，在这里采用综合待行区的物理条件非常优越。如果实施这一技术，金桥路上的从张杨路一直到其南面立交桥被堵的车辆长龙会立刻消失。即便金桥路将要建设中环高架道路，综合待行区也可以应用，由于这一技术能够让通行能力大大提高，这样可以不必在交叉口建造互通式立交桥。就可以降低施工成本，也可以节约拆迁费。那里有一个地方因此要拆迁3到4幢大楼，仅此一地400户人家，拆迁费就要十几亿元。而且，一部分老百姓还不愿意，拉出了反对的巨幅标语，不利于社会稳定。

    关于此地，我有3个设想供参考，第一，立刻采用综合待行区技术，交通拥堵可以立刻消失。第二，在中环高架道路建设期间，采用综合待行区技术，可以大大缓解那里因为道路建设施工而造成的更加拥堵的情况。那里路很宽，物理条件是允许的，关键在于精细管理。第三，按照综合待行区的技术要求进行设计和建设，考虑未来采用综合待行区技术，这样，可以免去在道路交叉口建造互通式立交桥，而如果建造互通式立交桥会拆迁路边的大楼，成本会很高。同时，上海也不是仅此一地可以采用综合待行区技术，可以用的地方很多。

    另外，我也向市政府提出，就象十几年前上海市计划委员会所属的投资公司的一位领导说的，作为一个必经程序，以后如果要建设互通式立交桥，先要认证一下是否可以采用综合待行区技术，然后再考虑是否要建互通式立交桥，如果必须建，也要考虑采用综合待行区技术后是否可以减小建设规模。

    关于杨晓光，还有很多丑事，我也不想多说了。但有一点必须说。就是杨晓光不应打着同济大学的旗号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他常常借别人之手阻击综合待行区技术，例如，同济大学有两位教授就被他利用了，当人家明白过来时，已经当了他的推手，上了他的当。我也不提具体名字和事情了，我与人家也无怨无仇，人家是上了杨晓光的当。就像俗话说的，他让人家去捡烫手的红砖头。实际上，他在同济大学并不得人心。

    2006年，杨晓光发起的同舟交通论坛的第三届红极一时，到了顶峰。有人大呼，杨晓光教授风度非凡。然而，也有人说，这是拉山头，打压别人。2006年8月，我给万钢校长写信，虽然我不知道怎么说为妥，有点吞吞吐吐的。但是，我的发明技术与二次停车系统都是用文字表达的，校长是可以咨询其他专家的。对咨询做出回答的同济大学交通专家的认证结果不会与东南大学专家的认证结果相反的。2007年是同济大学的百年校庆年，同济大学提出要以学术报告会来庆祝校庆的，但是，2006年还红极一时的同舟交通论坛在2007年反常地没有举行一年一度的会议。只是到了万钢校长到科技部以后半年多，2008年才匆匆忙忙的反常地清冷地开了第四届和第五届会议。

    我想，同济大学是正义凛然的，同舟共济是百年的旗帜，是几代同济人奋斗得来的，是不允许被亵渎的。同舟交通论坛只开了五届也是定数。

    虽然万钢校长当时没有立即给我回答，但到了2007年4月12日万钢校长在做客新华网快要结束时说，希望网友们为同济大学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意见，有很多地方校长是看不到的，看到校长的背影，看到同济的背影，为我们提出问题，我们一起解决问题。我以为向万钢校长反映杨晓光问题是同济大学的重大问题，万钢校长一定知道，因此，我可以把这看作是对我的回应。当时我很感动。但是，我想，人家马上要百年校庆了，我不能添乱，等校庆以后再说吧。但是，2007年4月27日，国务院任命万钢为科技部长，这意味着我的想法落空了。

不过，我感觉，万钢校长没有忘记我，2008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万钢副主席把已经回到祖国的海外留学生划分为三类；“有的自己创业”，“有的参加了教学、科研各方面的工作”，“有的倾力于社会的服务”。其中第三类，是万钢校长第一次提出来的，我以为是直接对我的工作的肯定。

    后来我也没有直接给裴刚校长写过信，最初认为人家刚刚接手校长工作很忙，不好意思麻烦人家。以后一直没有写是因为怕写，每次写都要下很大决心的，能不写就不写了。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上海市交警总队领导派路设处刘玉刚副处长和闸北交警王登海支队长等4为同志亲自到我家来沟通。我向他们出示了证明我的发明具有新颖性方面的相关证明资料。新民周刊也报道过早期的应用研究也没有划过停车线。刘玉刚副处长认为虽然过去名称不统一，但综合待行区与我的发明是同一技术，刘副处长当场还给这一技术起了一个更加具有学理性的名称。我向张学兵副市长、市公安局领导和市交警总队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刘玉刚副处长和王登海队长等同志表示感谢。

    最后，我还有另外一个请求。五年前开始，我研究把二次道路交通待行区的技术原理，即时空分离管理技术应用到社会改革领域，这是中国人在世界政治学科领域的一次独创，得到政治学科学术界的初步认可。

有人说这是老好人的方法，我认为，如果能带来老好人的效果，在老百姓、企业家可以得到更多好处的同时，我们的干部也不受到不必要的损失，这样的能够让大家都高高兴兴的改革有什么不好。这个方法不是把权力生硬的关进笼子，而是让权力分步进入笼子，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序地、慢慢地、平稳地、和谐的、没有强迫地、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分步进入。

    如果说待行区开创的是一种神奇的中国道路交通的话，那么，时空分离政治体制改革也将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延伸提供神奇的技术手段。前者是让交通拥堵立刻消失，后者是让改革拥堵立刻消失。

    我其实很累，因为这是一个大工程，而且政治科学信息量非常大，各种利益关系立体交叉，非常复杂，一不小心就会出故障，非常难驾驭，我也没有助手，全得自己干。我也很艰难，我每月1600元的收入不仅要生活，支付一部分医疗费，还得挤钱出来做研究。我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有钱了。我希望得到任何形式的帮助，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建功立业。

    我想，男子汉大丈夫，当然，不仅仅只是男人，应该是所有的人，当你在无法享受福德的时候，你可以做功德。按照金刚经，不受福德而做功德，是一种高境界的菩萨行。虽然我很苦，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请关心我的善良的朋友们放心，我会苦中作乐的，因为苦和乐不是一层不变的，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王培绿

                                                      2012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