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古代捐资兴学记略
李厚之 张会鉴
安康乡绅唐国元在《新立初级兼强迫学校序》碑文中说：“历观教育之得失，关乎人材之盛衰；关乎世道之治乱，上自唐虞，下至明清，大而邦国，小而村闾，以及一族一家，莫不皆然。”又说：“读书所以明理，人不读书其理何明？人材何出？常见英明子弟竟陷于终身无成，深可慨也。”唐国元的想法，何尝不是大多数有识之士的想法。但是封建社会时期的安康，兵燹连年，灾害叠祲，人们温饱尚不能解决，哪有财力供子弟读书，是以一村之中，目不识丁者十人而九。即使勉强入学，又因印红卷费，或者乡试路费无出而半途辍学。正如汉阴厅通判吴钦曾所说：“皆因贫者居多，富者极少，疗饥不睱，安得馀钱肄业？”面对当时社会现实，一些有识之士挺身而出，或捐资兴学，或资助寒畯，使子弟皆能读书识字，这就是从城镇到村闾出现的义学。学以义名，乃是褒奖义举也。
安康义学的兴起主要在明清时期，有史可查的是明弘治间（1488－1505）秦郊镇设立的社学，亦即村闾间创办的义学（因年代久远，捐资者姓名已失）。明末兵燹后，迄至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间，兴安知州王希舜捐俸银六百两，在城内及东西关创设义学三处，并恢复秦郊镇社学，不动公帑和民力，郡人颂为“德惠士林”。安康文人刘应秋《一砚斋集》卷四，更是赞誉备至，说他“设义学以兴弦诵，劝农桑以足衣食，种种善政更难仆数。”乾隆期间，各县纷纷创设书院，大部分款项乃民间善士筹集，故书院亦称义学。如：乾隆十七年（1752），知州刘士夫捐银创办关南书院，郡城商民咸踊跃乐助，筹集资金五千七百两，其中盐商更是愿每岁捐银为延师薪金及生童膏火；四十五年（1780），紫阳创设仙峰书院，知县张志超捐银购置长滩沟水田一分，收租作为生童膏火和教师修脯之资；五十三年（1788），紫阳善士张澂、樊巩等又捐资置买蒿坪河田地一分，年收租二十二石，尤不足，再捐田租二石五斗俱归书院。道光四年（1824），知县张琛改建“仙峰书院”而名“东来书院”，县民踊跃捐助，得钱六千余串文。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可见集资办学在安康一地已蔚成风气。
完全由善士筹资创办的义学，主要出现在乾隆之后，有府县官员捐俸金廉银设立的义学；有民间义士慷慨解囊设立的义学；也有利用宗族祀田所收之租设立的免费私塾。据安康知县郑谦《奉札饬将地方应行事宜实在情形禀复》载，嘉庆十一年（1806），兴安知府龙某在于清真寺捐设一处；十五年，知府叶世倬在于节孝祠捐设一处；道光元年（1821），知府向淮在于鲁班庙、朝阳阁、三官殿、昭忠祠共设义学四处，当年入学儒童众多，又于新城北门内捐设一处，加上陕安镇设立的营伍子弟义学，新旧二城共有义学八处。兴安各厅县受郡城捐设义学之风影响，观感兴起，纷纷效尤。嘉庆二十二年（1817），汉阴厅通判钱鹤年捐设养正义学一处，他在写给兴安府公牍上详陈了创办经过：说自己来汉阴十有余年，每见城乡幼童俊秀明敏者，多未从事于学，询问原因，辄以家计窘迫不能攻读为词，致有造之妙龄阻于供给之不继，诚堪悯惜。便于署后垣墙之外隙地一段，捐修瓦房三间，楼房一间，山房一间，草敞厅三间，草屋三间，草阁一间，草方屋一间，土窑三间立为义学，俾寒微子弟学习于中。并捐项劝输，置买范家朳、卡家沟等处地产，以每年租入为延师束修及生童膏火之资。安徽太湖文士王肃高为撰《养正义学碑记》，高度评价钱鹤年这一善行义举。文章说：“观其锡名之意，则蒙以养正，作圣有基。将见山下出泉，后生可畏。城阙无佻达之形，里俗鲜荒嬉之子。达一己所欲达，为众人所愿为，虽所费无多，其有补于风化岂浅鲜哉。”道光八年（1828），紫阳义民王朝栋在于瓦房店鸡公滩捐设义学一处，并令其子贡生王际盛亲自督课。知县徐元润对王氏父子这一慈善举措大加赞扬，他说：“紫阳岩邑，往时躏于兵燹，少土著旧姓，惟恃一二贤士大夫于其风气将开之会，维持而转移之，转之敦厚则敦厚，转之浇漓则浇漓。敦厚积则子孙蒙其福，浇漓积则江河日下，岂不可畏哉。
乾嘉期间，外省流民相率来安康，栖崖傍谷，占籍垦荒，山中户口骤增。迄至光绪时，客民与土著相处日久，渐与同化。新一代移民子弟，生长山中，目不睹诗书之训，以致梗顽无知，民风刁悍，常酿事端。因此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对山中幼童进行启蒙教育已迫在眉睫。道光七年（1827），紫阳曹学易、陈章、单士林、袁全忠等善士，在知县徐元润支持下，率先成立兴安首个民间慈善组织“同善局”，在“酌议同善局章程”中就提出：“多建义塾。山路窎远，从学颇难，必地方善士各处多设家塾，延请有品学之师，以招乡闾子弟读书。其中有秀者固可成材；其愚者识得几字，肚里有几句圣贤之书，将来亦不至入于匪类。”在同善局倡导下，善士王朝栋创建鸡公滩义学后，又捐设麻柳坝义学一处；善士唐籍华捐设内权河义学一处。咸丰五年（1855），善士侯一位，轻财好义，将两处山地共七契，价值千余金，慨然捐与东来书院以作恒产，蒿坪民人杨景泰，以农起家，亦慷慨助银千两与东来书院，以作生童膏火之资。而最为人称道者，是《紫阳县志》所载芭蕉口民人吴泰祥，生平热心公益，款不足者辄以私财济之成立。光绪间，为外权河小校六处置租裕款为久远计，又恢复本镇关庙附设初等小学校，规模壮阔，建筑费数千金，皆一人经营之。积极赞襄教育外，光绪二十一年任何大水，芭蕉口民房淹塌殆尽，家有贮谷数十石幸未漂没，慨然曰：“此天留以救灾也。”按户尽散。二十六年，权河口舟覆，急募舟捞救，生死俱得。他如义仓、义地、桥渡、道路诸善举，靡不捐施督修，孜孜不倦，被兴安知府童兆蓉誉为“一乡善士”，给匾奖励。
善士们捐资兴学，使得部分贫寒子弟得以读书识字，然而，仍有许多子弟穷得连书本纸笔也买不起。据《旬阳县志》载，教谕张世永被聘为义塾讲席时，见很多生徒没有读本。于是慷慨解囊，附南省商船购回课本分授生徒；典吏华士贵除捐银兴建义学外，并教师束修一人任之。当见许多贫寒子弟买不起纸笔时，又购回大批纸笔分送生徒，使得贫寒子弟能够安心读书。乡塾子弟若想进一步深造，取得生员资格，则又必须参加县府两级考试，合格者才算正式入学。而这正是贫寒子弟望而却步的最大关隘，路费、住宿费之外，还有考试盖印作为凭证（相当现在的准考证）的印红费、卷价费、试场棚费，以及吏员的辛苦费等等，都要在新生名下摊派，致使许多贤而乏财者，至不能入试。《安康碑版钩沉》载：“向有棚费，官吏追呼，寒畯莫及，几甚赋役之毒。”汉阴义士陈联生，得知“邑文武生童应府、厅考试，书吏勒索卷价，愤甚。乃慨然捐田租三十三石为试卷费”；义士邓光沣亦捐田租一百五十四石，并申报立案，永革印红规费，但陈、邓二氏之捐，当道者仍嫌不足，以费巨不敷，推三阻四拖延，义士龙天辉愤而慨捐田租六十六石，始成定案。类似汉阴之例，各县皆有。于是一些热心地方教育的仁人义士，慈善为怀，慨然兴起，捐输学田为“宾兴”，以学田租谷收入，免除寒士杂费和路费之累。其中白河县善士周景利与侄儿周宝书，“因邑中士子乡试无所栖止，还在省城创修白河会馆于栆茨巷，有屋二十余间，什物悉备，又捐钱千余缗作宾兴之费”，解除了赴省乡试寒士的后顾之忧。
历代善士所捐学田作宾兴，本意在资助寒士读书肄业，而少数官吏却趁机贪墨肥私，据康熙五十六年兴安儒学学正武烈所撰《张太守清理学田记》载，兴安旧有学田约四百亩，迨至康熙末，只剩下约四十亩，大部分被官吏暗中典卖干没。前人输之，后人侵之，若不清理厘正，寒畯难以学有所成。于是有了第一次按籍清理，规复学田之举。到了乾隆嘉庆时，兴安知府吴六鰲与教官暗中将四百六十亩学田分吞，郡中士民一片哗然，但无人敢与相较。道光二十年，陕安兵备道观察蔡琼巡视汉南，乡贤张补山、赵祥等人挺身而出，联名具禀于行辕，蔡琼按验得实，严饬归还。在此期间，地方官百计阻挠刁难，而张补山、赵祥等执义不回，终于如数追还，这就是兴安第二次规复学田，被郡人誉为最大的“善举”，而载入史册。学田规复后，赵祥又捐银二百两，半置学田，半置学仓，名曰“兴贤学仓”，取邑人规复学田以示不忘之意。咸丰四年，知府刘建韶以学仓之名不雅训，始易仓为舍，而曰“兴贤学舍”。迨至光绪年间，安康县民刘洪春，以业石灰窑致富，凡地方善举，皆助巨资不少吝惜。尝以幼年失学为憾，决意以所有捐助学校，作士子膏火之用。光绪十一年冬，具禀县署，愿以置明水旱田稞四十余石，乐输与兴贤学舍。据《重续兴安府志》载：“时知县事焦公雨田，以捐资兴学乃出自未尝学问之人，得词惊喜，褒慰有加。会合邑士绅亦以洪春申明大义，乐善不倦，呈请奖励。焦公遂为之申详各大府，奏准旌表义士，并建坊于地方。”刘洪春死后，葬于东药王殿西，邑人为建祀房三间，“每岁仲春，学舍斋长率在舍肄业生童赴茔致祭。后学舍改为高等小学校，由学校职教人员率学生合祭，仪如曩时。”
纵观安康漫漫历史长河，尊师重教，捐资办学的优良传统代代相因，绵延不绝，其感人事迹史不乏书。在民间也口碑相传、津津乐道。我们从中撷其要者简述之，但愿仁人善士从中借鉴，生发爱心，共勷安康教育之百年大计。
（作者单位：安康市历史博物馆，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驻安康记者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