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王蒙写过一篇文章《夏衍----提炼到最后的精粹》，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对各种问题他（夏衍）常有独具慧眼的卓识，例如他说过，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最大失误是没有搞计划生育。你听了会一怔，再一想实在是深刻：甚至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骇人听闻的错误也是可以事后在某种程度上予以弥补和纠正的，人一下子多出来了好几亿，谁有本事予以‘纠正’呢？从此，世世代代，后人们就得永久地背起这多出的几亿人口的包袱----后果了。”

夏衍也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在某些方面，他确实有独具慧眼的卓识，但他对于人口问题的看法实在令我难以苟同。我想请问夏衍先生：这“多出的”几亿人口是不是废物？他们是不是只会消费而不会创造价值？如果中国人是废物，那么日本侵略军屠杀几千万中国人不但不是罪恶，反而是立下了“丰功伟绩”，因为世间减少了几千万废物！夏衍先生既然认为这几亿中国人是包袱，但不知他是否认为自己是包袱呢？显然，他是不认为自己是包袱的，因为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包袱，他应该去自杀，以实际行动来为地球和中国减轻包袱。夏衍先生不但没有自杀，而且还活到95岁高龄。既然他认为自己不是包袱，但他为何要认为“多出的几亿人口”是包袱呢？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的快速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科技进步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们的平均寿命大大延长了，以致于婴儿出生时，婴儿的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还没有去世。夏衍与其抱怨新生婴儿太多，不如抱怨他这一代人的寿命太长了，占用了人口指标。

另一位著名作家鄢烈山先生也提到夏衍的“人口包袱论”，他在《两个世界的撞击》（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书中说：“影响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是，人口数量多而国民素质不高，夏衍同志生前有个非常精彩的观点：建国以后，最大的政治失误还不是‘文革’，而是没有采用马寅初等人的建议，及早确定计划生育的国策，因为‘文革’还可以拨乱反正，而多生的几亿人是无法‘纠正’的，人口压力的大包袱要背多少代人！”

对于上面这段话，我赞成这一句：“建国以后，最大的政治失误还不是文革”，但我的观点与他截然相反：他认为没有及早确定计划生育的国策是建国以后最大的政治失误，而我认为计划生育是建国以后最大的政治失误，因为人是国家的根本，计划生育对人口结构的破坏，几代人也无法弥补。

我以前在《从来没有误增的人口》一文中已批驳过“多生的几亿人”这种观点。现在我退一步来说，假定“多生的几亿人”是建国后最大的失误，那么，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与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基本同步（1950年，中国人口5.5亿，世界人口25亿；1976年，中国人口9.3亿，世界人口41亿），也就是说，全世界也没有及早实行计划生育，按照这种逻辑来推理，“多生的十几亿人”是不是二战后地球的最大失误呢？然而我们知道，二战后的这段期间，一方面是世界人口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是科技和经济也迅速发展，谁能说二战后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是坏事呢？

最后要说的是：本文提到三位著名作家，其中夏衍先生已经去世，很遗憾他在生前没有转变对计划生育的看法；王蒙先生已经年近八十，我希望他能早日转变对计划生育的看法；而鄢烈山先生近年来已转变对计划生育的态度，并赞成停止计划生育，我认为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转变了对计划生育的看法，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传统媒体上，都出现了很多质疑和反对计划生育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