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打烧饼，炸油条，那时候能挣钱，钱也金贵。具体开销多少，我不识字，也不记账，反正是挣着花着。有时遇到困难，政府也帮我。我去向政府要点钱，要点东西。”、“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被问过‘卖小孩’的问题。当时我就说，如果我真是‘卖小孩’，逮住了把我枪毙。还有说我骗低保啥的，我说你们谁要养活得比我好，我就把孩子给你。以前把孩子送人收养，我都不要他们的钱。”多么纯朴与真实的语言。

　　虽说回顾袁厉害的话仍旧觉得心酸。但4日晚@人民日报微博的评论：“7个孤弱生命，在一场火灾中殒灭。发生在河南兰考的人间悲剧，暴露公共服务短板、公益救助软肋。人生而平等，为弱势群体创造基本生存发展条件，政府责无旁贷，同时需要社会协力、公民助力。让无助者得助，无力者有力，孤寡愚残也不抛弃，这是文明社会标志，理当成为国家的新年献词。安。”也不是时地在脑海中萦回环绕。

　　固然此时，我们并不想讨论微博评论还映射了啥。只看到该报另一篇评论《假如焦裕禄遇到袁厉害》在说，兰考方面对袁厉害收养弃婴和孤儿行为的“默许”和“放手”的背后是对政策上一些有风险“灰色地带”的放任，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相关部门法律意识的淡薄。

　　那时，山东的齐鲁晚报早已显得怒不可遏了。其在大声责问“指责‘爱心妈妈’的人早干什么去了”之后，即严厉地指出，“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和生存权是政府不容推卸的职责,每个弃婴孤儿都有权利得到政府的救助。民间收养是善行,而政府救助是本分。为弃婴孤儿守住生命底线的应该是民政部门,而不是各地的‘袁厉害’。”

　　是的，此间所有媒体都在表现自己的愤怒。即使是新华网对这起发生在兰考“１?４”火灾事故斥责起来，也丝毫没留一点情面。特别是当这家国内最大通讯社得知兰考方面的一些媒体人，面对如此冷酷的场面，仍不忘为自己的顶头上司歌功颂德，而“吸疮舔痣”时，随即便被激怒了：“文风就是作风，文风就是党风，文风也是各级党政负责人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民生问题的试金石。干部改变外在的文风，其实要先有内心的改变；只有真正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仆人，以为人民服务为自觉追求，而不是当官做老爷，才可能改变八股文风，去掉居高临下的作风。期待有关地方干部意识到自己思想深处的不足，承认工作的巨大差距，担起人民赋予的责任，抓紧学习研究，改文风变作风，减少类似悲剧发生。”

　　不知是因为良心的发现，还是媒体的愤怒催促，还是怕踩翻了“土”字，摔了半边的“人”，民政部的官员终是在“土”的肩膀上坐不住了。他们怎么能坐得住呢？固然人民日报的诘问：“7个孤弱生命，在一场火灾中殒灭。发生在河南兰考的人间悲剧，暴露公共服务短板、公益救助软肋。人生而平等，为弱势群体创造基本生存发展条件，政府责无旁贷，同时需要社会协力、公民助力。让无助者得助，无力者有力，孤寡愚残也不抛弃，这是文明社会标志，理当成为国家的新年献词。安。”中，后面是个“安”字。

　　但该报也说：“人生而平等，为弱势群体创造基本生存发展条件，政府责无旁贷”，你说，他们能“安”得了吗？

　　回顾4日发生在河南兰考的这场火灾，虽说兰考县副县长吴长胜在5日的记者会上表示：“造成目前这种局面，与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有意放松监管有直接关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正是我们工作的漏洞。”连当地民政部门也说，根据有关规定，失火收容所主人袁厉害并不具备收养资格。2011年9月，在民政部门的介入下，开封市福利院曾从袁厉害处接走5名弃婴。但这些都不是理由，指责袁厉害更不是理由。诚如齐鲁晚报质问“指责‘爱心妈妈’的人早干什么去了”那样，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质问包括民政部及兰考当地官员，，他们早干什么去了？早前媒体又不是没做过报道。袁厉害收养孤儿，开设孤儿院，是一天两天了吗？

　　或许正是由于这场记者会，才让观察细腻的新华网发现，连兰考县“１?４”火灾事故的记者会也有问题，不但有问题，它还有些荒诞：一场事故的通报，相当程度成为有关领导的功劳簿。不但有市县领导“高度重视”“重要批示”，还有各级领导“亲赴现场”“亲临兰考指导工作”“亲临一线”，其居高临下、自证有功的味道跃然纸上。

　　——说到袁厉害收养弃婴这个要害，通报难觅当地政府对残弃儿的责任担当，却历数自愿献爱心二十多年的公民袁厉害的三个不符合收养条件。公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政府倒像旁观者了。

　　——正如有人所说，如果没有袁厉害的爱心和持续，她收养的多名弃儿或许不等火灾早已没命。她补充当地公办福利院之缺，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有关方面没有直说默许民间爱心行为是好心犯错误，却清楚地告诉世人，政府部门“监管不力、有意宽于管理”是工作的漏洞所在。照此推论，如果有关部门加强监管、不宽于管理，这些孩子很可能无人收养、无人觉察地先后死去，就不会集中死于火灾。这是何等冷酷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