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银行信贷融资（即“影子银行”）近几年来在中国快速扩张，其风险一直若隐若现。直到去年下半年，中诚信托曝出一款30亿元信托计划涉险、华夏银行遭遇私售理财产品风波，才使得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逐渐暴露。
　　在中国，“影子银行”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的融资，一是银行表外业务，如理财产品，二是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小贷公司等，三是民间金融。这些影子银行体系，作为对正规融资渠道的一种补充，有其存在发展的合理性，但其爆炸式的增长隐患甚多。
　　2012年，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估计为20万亿元，而中国目前GDP规模也只有约50万亿元。这样不平衡的增长带来了诸多问题，如风险缺乏有效监管、无风险利率定价错误、政府部门参与其中挤压私人部门资金、导致信贷量和M2等货币数量指标意义下降。
　　从宏观来看，“影子银行”的膨胀在于利率管制，是各方应对这种管制而进行突破手段。因而，很多人认为与其限制“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不如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但是我的观点是，如果不能认清影子银行风险的实质，无论采取怎样的措施都是收效甚微的。
　　以华夏银行遭遇私售理财产品风波为例来进行剖析。应当说，在这两年的财经新闻中，投资者上门围堵讨债的事件屡见不鲜，而华夏银行为何偏偏会迅速引发舆论关注呢？这后面必定有其原因。
　　2012年11月30日，数十名投资者聚集在华夏银行上海嘉定支行门前，要求兑付一款名为“中鼎财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入伙计划”的理财产品。事件还未完全弄清楚，华夏银行很快就发布官方声明，称中鼎相关产品既非其发行，也不是代理销售，但银行前员工濮某违规私下参与推介了该计划，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根据公开的投资计划书，中鼎理财产品从2011年11月25日至2012年3月2日期间分四期销售，共募集金额约1.4亿元，自然人投资人以50万元起步，每期产品均承诺11%-13%的预期收益率，该产品的管理人为通商国银资产管理公司。
　　显而易见，这样的产品属于典型的地下私募，是绝无可能通过审核进入到正常的银行销售渠道的。从这一点来看，华夏银行的声明不存在作假因素，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把问题完全抛给员工，难免有撇清干系的嫌疑。而事件的当事人濮某因已被调查，无法发声。如此冷冰冰的划清界限的公告显然难以平息众怒，濮某的家人甚至对华夏银行“甩包袱”的做法进行了还击。
　　据称，华夏银行支行行长蒋黎也购买了这一理财产品，但目前尚无法确认是否属实。然而濮某能够畅通无阻地在支行营业场所内，销售非银行体系内产品，显然是不合常理的。不得不说，本次事件的爆发反应出华夏银行内控体系漏洞百出，即使用失控来形容也不为过。
　　再来仔细研究一下这款产品，管理人通商国银注册地位于北京，销售地为上海嘉定，而资金却投资于河南，管理、销售和投向分属三地，这样的产品风险是很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者之所以愿意拿出多年的积蓄来购买产品，无非是冲着华夏银行的名声而去的。而华夏银行此时急于撇清关系，不仅损耗了自身的声誉，也失掉了公众的信任。
　　可以说，在此事件中，华夏银行其实需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一方面是对于员工的失察，另一方面对所辖营业场所管理不严，自然这也是与银行改革的流程和管理体制不到位有关。银行表面化的形式太多，改革并未促使其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以及真正提高内在竞争力，加之末端管理欠缺，资金不断从银行体系内的外溢。
　　说到这些客观原因，其实谁都能分析出一二，但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说到底，都是一个“利”在作怪。一般而言，银行理财经理通过正规渠道销售理财产品是没有提成的，而是体现在工资的绩效考核方面，但是做私单却可以获得5%-7%的高额佣金。
　　所谓的“私单”现象，指的是银行工作人员利用其银行身份及渠道，经过或不经过上级领导“知晓”，私自向投资者出售投资产品的行为，但其实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经过行长点头或知晓的项目，单纯的客户经理一般没有那么大胆，也没有那么大的权限。
　　作为一个行业，银行力图追求更多的利益，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底线，于社会、人文、客户的利益而不顾，也就不能长久立足了。用一个概念来表示，这就是商业文明，也即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必须是在契约框架和法律框架下进行的。
　　在过去，中国的很多企业通过挥霍资源、污染环境、政经腐败去追求利润最大化，带来了今日经济发展的顽固瓶颈。社会环境在改变，技术水平在提升，商业文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之于微观的企业，其实是获取新的竞争力进而获取利润最大化的新路径和新工具。
　　华夏银行理财产品问题只不过是影子银行风险的冰山一角，更多的银行应当吸取教训，进行反思，无论是媒体还是监管部门，都只能是外力推动，真正关键的还在于银行加强自身的管理水平，展开相应的职业道德的培育，从内到外实质性性地提高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