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八娃：社会变革的文史影像
李焕龙
人生作用于社会的，往往是历史写照；历史作用于人生的，往往是社会缩影。透析崔八娃的人生轨迹，我们不能不叹服人与社会的唇齿相依，不能不惊叹社会人生的荣辱与共！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崔八娃曾是名播中外的“战士作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与高玉宝齐名，在中国文坛刮起了“西崔东高”的劲风，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当选为全国青代会、文代会代表。他的《狗又咬起来了》等自传体小说，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并选入中小学课本，使用了三十多年。奇怪的是，这位红极一时的知名作家，只搞了四年创作就自动休笔，给中国文坛打上了一个大大的叹号。如今，当我们检索其一九五三年加入中国作协、二○○三年加入陕西作协、二○○五年受聘为安康市作协名誉副主席的“倒叙式”简历时，心中疑云翻卷；当我们来到汉滨区沈坝镇沙沟村这排破旧的民居，与他边干农活边交谈时，脑海中浪涛滚滚。那么，崔八娃究竟缘何创作、怎样成名、为何更名，并在弃文务农、退伍还乡后是怎样生活的呢？本文将在展现其心路历程的同时，给读者介绍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崔八娃的出现
沙沟中部，有一条小沟。沟垴上，绿山环抱，水田平铺，人称此地为“躺椅”。崔八娃的家，就住在“椅座”正中。因为父辈三兄弟生养了十个男孩，他排行老八，便得名“八娃”。
一九四九年农历三月十三日，拉壮丁的保丁把他抓到了乡公所。那年他刚好二十岁，但因劳动艰苦，营养不良，个子比同龄人要矮一头，便被关进铁笼子待验。两个月后，再也抓不到象样的壮丁了，只得拿他充数。
保长问：“你叫啥名字？”
他答道：“人们都叫我八娃。”
保长火了，拍着大腿吼道：“问你大名！”
他抓了抓头皮，憨憨地说：“还没取呢。”
花名册上填上了“崔八娃”，从此，这三个字就成了他的大名。
他被抓到平利县，才跑了上十天，连枪都没摸过，就因平利解放而投诚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随部队参加了解放安康、西乡和青海剿匪等战斗。一九五二年，部队转移到陕西凤翔县，一边支援地方土改，一边开展扫盲运动。直到这时，崔八娃的身高才达到当兵标准。
当时，部队推行“速成识字法”，就是在汉字旁注上拼音后，再硬背汉字，一共两千三百个单字，要求十三天学完。放牛娃出身的崔八娃，深知没文化的苦处和学文化的益处，他不分黑明地苦背苦记，提前两天完成任务，被连上评为“扫盲标兵”。为了巩固学习成果，部队要求每个士兵从写信、记事入手，每天练写一篇作文，还对好作文逐级上报，给予讲评、发表等奖励。
这年秋天，刚刚摘掉文盲帽子的东北军区战士高玉宝，发表了成名作《半夜鸡叫》，一时轰动全军，成为学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并在全军将士中激起一朵银光四射的浪花。
崔八娃所在连队的文化教员张家先，是个高中毕业生，家住石泉县农村，读了《半夜鸡叫》之后很受启发。他认为本连大多数战士来自农村，与高玉宝有着相似的经历，也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来。他认真讲解了几遍《半夜鸡叫》，并依照这个路子出了两道作文题，以作业的形式要求战士们完成。
崔八娃选择了其中的《狗又咬起来了》。
他写了大半夜，回忆着家乡的真人真事，把恶狗咬穷人的事一个个写了出来，写了十几件，只有三百多字。第二天清早，他就高高兴兴的交了上去。但到上课发作业时，唯独没有他的。下课后，教员才把作业给他，只见上面批了六个字：“没写好，要重写！”
他又改了大半夜，写了四百多字，满以为可以了，但教员又批了十个字：“写事要集中，再删几件事。”
第三遍写了四件事，每件只两三句话就没词了，连同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在内，还不到两百字。这回教员没有批字，但下了一道死命令：“啥时把它写好，啥时再写新的。”
一连十几天，别的战士都写了十几篇作文，崔八娃还在“原地踏步踏”。
又过了十天，崔八娃把第五十稿交上去，教员满意的笑了。他把这篇只写三件事，篇幅上千字的作文逐字逐句地看了又看，最后改了几个错别字，又叫崔八娃重抄一遍，连同另一篇作文，一起报到师政治部文化科。
第九天，科长柳山朵把崔八娃找去，让他进一步修改。崔八娃望望科长，又看看手中的作文，不知从何改起，也不知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改了一个来月还不放过。柳山朵看出了他的心思，拍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你能写到这个程度，很不容易，不要轻意放弃。这跟做饭一样，抓火候的时候加一把火就熟了，少一把火就坏了。”
崔八娃又改了三天，认认真真地写了两件事，文字也通顺了一些。
第四天，科长找来一个中年人帮他修改。这人名叫段新华，原是国民党部队的连级干部，起义过来之后就在文工团搞写作。段新华看过崔八娃的稿子，对他说：“一篇文章最好只写一件事，写深写透就行了。”他指着稿子进一步开导：“保长催米这件事就好，很有故事，你就把这件事系统回忆一下，用功去写。”
这下崔八娃豁然开窍。恶狗怎样疯咬，保长怎样凶狠，父亲怎样被打，母亲怎样奔波……往事历历在目，件件牵肠挂肚。他再不照稿改稿了，把原稿丢下，另起炉灶，一夜时间，就写成了自传体小说《狗又咬起来了》。只是，那时他不懂文学，科长和教员也不知道这就叫小说。
段新华帮崔八娃改了两遍，柳山朵又召集科里的几个笔杆子“会诊”了一次，大家认为可以了，就决定上报。然而，报向何方？众人议了一阵，觉得《半夜鸡叫》是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的，不妨也去试试。于是，他们便以“上报”的形式，把搞子投到了《解放军报》。
一九五三年元月，《狗又咬起来了》公开发表了。
与此同时，一颗新星在中国文坛升起了。
崔八娃走红
建国之初，部队文化生活相当寂寞，能写信、会念报就成了“秀才”。一个刚刚脱盲的士兵，竟然在军报上发表了小说，其轰动效应很快波及全军乃至全国。
一时，各大报刊上，迅速掀起了“崔八娃热”。《昔日放牛娃，如今写小说》，《扫盲出奇效》，《战士崔八娃，创作结硕果》等通讯报道相继出现。一些著名作家也纷纷提笔，为《狗又咬起来了》发评论，唱赞歌，有评故事情节的，有评人物描写的，有评主题思想的，有评语言特色的，有评手法优劣的。这些评论，把崔八娃看痴了，他压根没有想到？自己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水平？他又寻思自己老老实实写的山野杂事，经名人一评，怎么也和大作家的大作品一样神乎其神了？
当月，西北军区授予他“学文化模范”光荣称号，并给他记了三等功。拿到大红喜报和闪光的勋章，崔八娃急了，他问文化教员：“这可咋办？”教员平静地说：“你好好学，坚持写就是了。”然而，没过几天，更大的新闻令他振惊：报上刊出一条决定，号召全军战士向他学习。崔八娃急了，急得寝食不宁。
不到一个月，上级来令，调他到兰州从事文学创作。临行前，柳山朵科长拉着他的手反复叮咛：“多写你熟悉的事，好好写。”
记着这句话，他一到西北军区文化部文艺科就埋头写作，每写一篇就按当时的制度，交给科里，由大家评议，然后反复修改，大家都觉得比较理想了，就投往《解放军报》。
这年春天，是崔八娃一生最明媚的春天，他的自传体小说《一把酒壶》、《卖子还帐》、《郭大肚子》等相继在《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并被其他报刊转载。
这年春天，他的作品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了国外。
这年春天，他和“战士作家”高玉宝一起，在中国文坛上刮起了“西崔北高”的劲风。
这年春天，他由一个放牛娃，一各普通士兵成长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九五三年四月底，部队接到通知：速送崔八娃赴京参加“五·一”观礼！
崔八娃首次来到日思夜想的首都北京，首次见到了万分崇敬的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五·一”之夜，北京城里人海欢腾，崔八娃却无心观赏。他爬在招待所的书桌上，一气写成散文《见到毛主席》。第二天天不亮，他就去找邮局，小心翼翼地将稿子投进了邮局。没过几天，这篇稿子又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
会后，首长不让他走，通知他到怀仁堂参加团中央召开的“五·四”座谈会。这次，人少了，他见到了高玉宝。二人相见如故，叙谈了大半夜，最后互问：“今后咋办？”谁也答不上来，互相鼓励一番，便盲然地分手了。
回到兰州，他一时写不出东西了，虽然当时每天都有十几封约稿信，虽然当时他每天笔不离手，但脑子很乱，熟悉的写完了，不熟悉的写不成，他时时在想：我算完了！
这年十月，他再次进京，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竟和著名作家郭沫若、巴金、茅盾、丁玲等人同室议事。他又问高玉宝：“今后咋办？”高玉宝还是摇头。
十月四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与会代表，他和高玉宝有意站到后排。没想到，正好站在毛泽东的正后方。照片在报上刊出时，两边的取了，留下中间部分，这下他的名声更大了，人们说：“毛主席只接见了百十个人，就有崔八娃，真了不起！”
那年月，毛泽东是神，受他接见，如同受神洗礼，被接见者顿时身价倍增。
一个月后，照片从北京寄来，长达一米，好几百人，崔八娃只露出半个头。但就这样小心谨慎的一次露面，也被部队官兵视为“无上荣光，无限幸福”，很是风光的宣传了一阵。
一天晚上，崔八娃蓦然冒出一个想法：当初我写的是《狗又咬起来了》，现在简直成了“人又吹起来了”。老实巴交的崔八娃想把这种心境写出来，想了几天，也没找到合适的表现手法，就不再管别人咋宣传了。
这时有几名“战士作家”相继进大学深造，好心人劝他申请学习，他向首长提出了要求。首长权衡利弊，为了保住这棵苗子，并能不间断地争光，就让他就近在兰州上部队办的速成中学，一边学习，一边创作。两年学习期间，他只创作了两篇作品，一篇反映探亲前的思想冲突，取名为《上车之前》；一篇取材于儿童生活，取名为《岩生》。《岩生》的发表，为他的创作生涯打上了句号。
速成中学毕业后，他又回到了陕西，在长安县兵役局工作。这下，三秦大地再次掀起“崔八娃热”，陕西人民出版社将其二十余篇作品全部收齐，出版了一部名为《卖子还帐》的小册子。各种报告会、邀请书雪片样飞来，政工科成了安排崔八娃作报告的“接待站”，收发室几乎成了崔八娃的服务班子，每天来信不下十封，有约稿的，有谈心的，有读后感、也有决心书。他实在无法一一作答，就按领导意图，写了封公开信，寄到《人民日报》。歪打正着，这封信真被公开发表了。于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崔八娃更神了。有人说：“连他的信都能上全国首位大报，可见此人非同一般！”
军营的墙外，贴着反对封建迷信的大幅标语；军营的院内，崔八娃被看成了非人非神的天才。
更名“崔云风”
一九五八年六月，崔八娃退伍还乡，他把一担过百斤重的书籍朝楼上一放，就操起锄头参加集体劳动。这年七月，家乡刮起“吃食堂风”，大部分人都饿得无法下地。公社领导见他当过兵，体质好，肯出力，就让他担任大队长。
他本想带领群众开荒种地，填饱肚子，但又一阵风吹来，要大搞社教运动，他被抽去一连搞了3期。
这天，他到公社参加社教工作经验交流会议，路过学校时，听到学生正在高声朗读他的作品，他就停下脚步。下课了，不少认识他的师生都来和他打招呼，但这些人却不知道：眼前的崔八娃，就是写书的崔八娃。
刹那间，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更名。
取个什么名字呢？他想了几个月，也没想出来。
一九五九年秋季，上级决定，调他到信用社当主任。信用社主任，掌管财经大权，需要一枚印章。刻印之前，他想了一夜，想出了“崔云风”三个字。
“崔”字本为姓，排行应为“道”，为何取名“云风”？一直是个迷团。
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才向笔者透漏：“当初，父母没有给我取名，我也取不了名字，就只有小名没有大名。后来，我能给自己取名了，也到了正名的时候了，就应该好好给自己取个名字。‘云风’这个名字，有三层含义：一层意思是为提醒自己，我曾经被一阵风吹了起来，驾到了云空，再想真真实实地做人，就得风吹云散，看清自己；另一层意思表示弃文务农，退到云遮雾绕的山乡，就不再出风头，安安宁宁地工作和生活，做个隐居之人；第三层意思有政治含义，当时社会上风起云涌，自已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不高，要站稳脚跟，就得加强学习，催散风云，看清形势。”
然而，人们不管他是咋想的。在那个年代，几乎就不存在个人意志。
或许那时“登险峰”、“攀高峰”比较时髦，公社领导让他改为“崔云峰”，他不改，人家就在任命文件和干部花名删、劳动出勤表上写成“崔云峰”。
次年秋季，地县领导得知大作家崔八娃如今就在本地供职，而且干着与身份极不相称的工作，就一纸调令，把他推上了《安康日报》社的编辑岗位。
听说崔八娃就在本地报社工作，人们又开始起轰，希望拜读大作家的新作品。报社领导清楚：老崔文化素质太差，又没学过新闻，连编稿都很困难，然而，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只好安排他去试作一次采访。
按照领导提供的线索，崔八娃来到安康军分区养猪场，采访了一下午，折腾了大半夜，写了一篇不足三百字的消息。发表时，署名“崔云风”，读者不知何许人也，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实在做不了编采工作，报社就安排他当保管员，继而到农场开荒种地。
一九六二年，正值自然灾害盛年，中央发出通知：凡属一九五八年后从农村参加工作的，都属精减对象，动员其回乡支援农业生产。
崔八娃再次审视“云风”二字，又把思路返回到当初更名的动意上来。他再也坐不住了，主动辞职，回乡务农。
一年后，他又担任了大队长。
三年后，他又担任了信用社主任。
直到一九八○年退休，当地人除了当面喊“崔主任”，背后喊“崔八娃”之外，根本不知道他的曾用名，也是他真正的学名———崔云风。
只是每天早晚，他在默默地给自己点名时，无声的喊着：“崔———云———风！”
崔八娃揭谜
近年来，崔八娃再次被人们抬出来，主要缘于两次来人来函：
一九八四年，《当代作家词典》编辑部为编写“崔八娃”辞条，发信向他本人索稿。信寄到兰州军区，被转到陕西省军区，又批到安康 ……历时数月，查无此人，因惊动面大，再次扩大了崔八娃的影响。一时间，到处都在寻找崔八娃。最后，由安康市委宣传部出面，才找到崔八娃本人。
第二次是一九八九年，崔八娃原所在部队———兰州军区55师政治部副主任扬大勋等人，因代表部队参加“解放安康四十周年大庆”活动，听到了有关崔八娃的故事。这位中年军官怀着好奇心要去拜访崔八娃，市上就派车把他送了去。谁知，这下竟被人们传为：崔八娃要走红了，兰州军区派人看他了！于是，在有关“虎老雄风在”、“东山再起”等议论中，又把他变成了新闻人物。
与此同时，关于崔八娃的种种评说由内及外，由近而远逐渐成风，报上出现了不少评介文章，有介绍近况的，有报道身世的，有分析创作得失的，有探究休笔之谜的……其中一些文章，或褒或贬地给他涂上了更为浓郁的神秘色彩。当然，也有以“探秘”为名进行丑化的，部分文章中关于他是骗子、傻子、瞎子、疯子等评说式的谣言，既混淆是非，又给他压上了一定的精神负担。
笔者走访了众多的知情人，查阅了有关资料，并经与他本人和家人的长谈，得到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足以透视出崔八娃的真实心态，并为其复现本来面目———
其一：他不是骗子。说崔八娃是“文学骗子”的人，有两种臆断：首先说他根本没有动笔写过东西，那些作品是他在部队做忆苦思甜报告时所讲，经别人整理而发表的；其次是说他回家后不写东西，属于良心发现。要驳倒这些横加于人的不适之词，不仅有原作所发报刊的底稿为依据，而且有他从部队带回的手稿作旁证。当地一些老师亲眼所见，崔八娃的孩子上学时，所用的演草纸就是他的手稿。起初，是孩子们当废纸用的，老师发现后制止了。后来，崔八娃无心保存，干脆就让孩子们拿去用了。“文革”期间，知识成了毒草，他不敢存书，把一捆捆中国作协配发的珍贵书籍都送了别人。
谈到为何回家，并弃文务农，崔八娃说：“当时，有三种原因：一是报告、信件、约稿太多，我无法工作，被荣誉给压倒了；二是大批著名作家受批判，我被空气吓倒了；三是素材和精力缺乏，几乎到了江郎才尽的程度，硬写又写不出来，自己把自己逼倒了。要求复员的目的，主要是看当时国家困难，需要加强农业生产，同时也想换个生活方式，安心务农，不再写作。并不是骗不成就跑，也不是家庭观念作怪，而是想实实在在地做人，给社会创造一些财富。”
其二：他不是傻子。“傻子”之说，出自偏见。主要“理由”是：他既然是大作家，又是有功之臣，为啥要居于深山，安心受穷？崔八娃回答的简单而又充满力度：“因为我是共产党员！”
他说：“复员时，部队首长多次劝我转业到文化部门工作，我没答应，表示要靠自己的双手创造未来。后来，部队首长和地方领导来看望我，反复问我有什么要求，我也只字没提。我总在想，作为一个老党员，只能讲奉献，不能讲索取，更不能躺在功劳薄上睡大觉！”
几十年来，他渡过了忍饥挨饿的物质生活，忍受着遭辱被欺的精神折磨，始终没有改变个性。五个儿女，除了大儿子崔永志按政策顶班招工外，其余全是农民。至今，他还靠种地、养羊、喂猪维持生活，每月几百元退休费，只能应付肥料、籽种等生产资料开支。从他住的破土房、穿的补钉衣、抽的劣质烟可以看出：他家的生活水平只算当地的中下等标准。
但是，这些年来，他和儿女们的几十面奖状，以及群众赠送的“科技师傅”、“扶贫大哥”、“热心老人”等称号，足以显示出：他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其三：他不是瞎子。前些年，有人在一家报刊上发表文章，称崔八娃是“昔日大作家，今日新文盲”，说他如今目不识丁，连当初自己写的作品也认不到了。这篇文章转载数家，传播甚广。一些老战友和老熟人纷纷来信，问他怎么又从中学文化程度变成了“睁眼瞎子”。崔八娃不予理睬，他知道有人在凭空想象。
事实并非如此。不管是退伍还是退休，崔八娃始终酷爱读书和看报。退休后，他订有《陕西农民报》、《陕西科技报》和《人民文学》等报刊。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期间，《人民文学》杂志所发表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这篇小说，他看后十分生气，如今还耿耿于怀，他对我们说：“一本正规刊物，发表那样的东西，实在是个错误！”
实际工作也能表明：他的文字表达能力和识文断句水平尚未减弱。仅退休以后，他义务参加划分土地、清理财务、计划生育等阶段性工作达二十多次，亲手写的材料上万字，填的表册过千张，打的条据数百份。
其四：他不是疯子。老年的崔八娃，个性倔犟、沉默寡言，他常常仰头望天或凝神睹物，有时甚至自言自语。因此，有人称他为疯子。崔八娃说：“我神志清晰，一点也不昏，一点也不疯，只是内心很孤独，常常因为思考一些问题而发痴发呆。”
当一个思想者久居深山，缺乏交流，又无法表述自己的思想时，岂不孤独、痛苦吗？
他到镇上办事，一个年轻干部态度蛮横地对他指手划脚，他一下子联想到《狗又咬起来了》中那个“吹胡子瞪眼”者。猛然感到这种联想极不恰当，便摇摇头，喃喃自语地走了。
他在与一位基层领导交谈时说：“改革开放是对的，但挣钱要取之有道”。人家却说：“谁先致富，谁就先进。”观点不同，无法交谈，他苦笑着，躺在草地上，仰望苍天，长叹不已。
别人无理取闹，他去说几句公道话，却有人反唇相讥：“不要再拿作家牌子吓人了，当今社会讲现实，不讲历史！”他不争高下，只好自顾自地说上一通，明知无人搭理，也要把话说完。
……
今年77岁的崔八娃，依然耳聪目明，思路敏捷，身体健康。劳动上，他担大粪、抬石头，和小伙子不差上下；生活上，他衣着朴素、饮食正常，常年很少生病；政治上，他既关心国家大事，又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是远近有名的“文明之家”。
当我们结束采访时，他还给我们谈了很多年轻人要以工作、学习为重的道理。临别时，他拉着我们的手，一字一板地说：
“人民养育了我们，我们要对得起人民！”（潘世东转载于安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