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大情蕴大理 思想常迸新火花
———著名作家梁衡访谈
屈善施 梁真鹏
以前读过许多梁衡的作品，甚至手头有他的多部新闻与散文集，总被他质朴的文风，谨严的文体所痴迷。政论文和人物文论中的例子随手拈来，纵横驰骋，恰到好处，又风趣耐读，让人百看不厌。全没想到有机缘近距离接触到作家本人，读其文想见其人，天遂人愿，终于让我们有机会聆听到他为文为人的心路历程与文化之旅。
早在一个月前，就有旬阳的朋友打电话说，梁衡要来参加汉江（旬阳）生态论坛，这对安康文化界和新闻界来说，都是一件喜人的事。11月2日，梁衡参加完论坛会后，鸟瞰太极城全貌，畅游浩淼瀛湖，
看安康城市开发喜人变化。夜晚，在他下榻的宾馆，接受了记者独家采访。
逆境顺境见心性
要想采访梁衡决非易事，因为事先他有要求，由于时间短，参加汉江论坛不接受媒体的采访。主办方谨遵诺言，一概回避媒体的好意，不惊扰梁衡的休息时间。但我们首先是他的热心读者，没有作家不喜欢他的读者的，所以，以书籍为媒，乘午间休息的时间，想和他谈谈读书的感想，看顺便能不能采访一下。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我们背后隐藏的动机，但他还是惺惺相惜地一笑，答应到安康的路上在车上谝谝吧。我们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觉得没有白跑。
平时与一些记者、文友聊天，谈起梁衡，都是羡慕梁衡的“一帆风顺”，觉得梁衡的采访经验只适宜中央大报的“记者”，对于基层新闻单位工作人员来说则无从学起。其实这些都属误会或误解。
读过梁衡《没有新闻的角落》的人都知道，梁衡所走过的人生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梁衡上中学时喜欢文学，大学却考入档案系，这算第一次“不顺”。几年专业思想教育，已横下心来攻档案，成绩还好；却又赶上“文革”，毕业时发配到边疆劳动，工作都无着落，更不用说专业对口，这算第二次“不顺”。以后由写稿而逐步到光明日报当记者，梁衡就像“被人推到枯井里，靠着信念理想这根细绳，又一把一把地爬上来”。
但是真正的“不顺”还是成名之后的第三次。梁衡作为光明日报记者驻山西9年，由于报道和后期搞人才公司的改革举动，省里就向报社要梁衡。报社怕人被挖走，立即调梁衡回京任职。当时全国搞省、部级干部三梯队名单，梁衡名列其中，中央党校为这批人专开了二期培训班。报社领导说：“你先上任还是先上学？”梁衡说：“当然先上学。”在梁衡心里，学问比官重要。但是后来，仅仅由于一封匿名信，梁衡即被剔出名单。梁衡去上访，答案是：“问题是没有，但这一拨是把你误了。”
路在何方？梁衡说：“那时我读了大量古人的笔记和传记，使我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不用此处用彼处，‘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文天祥不是在狱中留下“正气歌”吗？所谓逆境，使你原来想走的路偏偏走不通，不是天下的路都已绝尽，一切要靠自己的主观努力。新时代的文人当比封建时代的文人更要有出息。要紧的是永不妥协，自强自重。我决定调整生活，时时警惕而不使光阴虚掷。结果，在我人生挫折最大、最低潮的那两年，恰恰成了我著述最集中的两年。”
梁衡笑言：“我详谈我的从业经历，目的是想说明，记者成名或许会有所在媒体的大小之别、造成的机会不均等因素，但是成才则不分环境优劣，关键是自己如何适应环境，苦心孤诣，扬长避短。更进一步说，环境的优劣或者说顺境与逆境是随着人的遭际的变化而变动着的。生命就是创造。凡想有创造的人都会碰到阻力，因为他要破旧出新。一生绝对顺利的人，也就等于他没有在世上生活一回，因为除了享受，随波逐流，他没有给这个世界贡献什么，留下什么。人总有理想，无论大小，理想的实现是奋斗的结果。
奋斗就是克服逆境，什么都天遂人意，还奋斗什么？”
着眼大事大情大理
谈到梁衡的有影响的作品，不能不提到他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文《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他强调：“凡历史变革时期，不但有大政大业，也必有大文章好文章。恩格斯论文艺复兴，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我们期盼着新人，期盼着好文章、大文章。大题材、深思想在作品中见少，必定导致文学的衰落。”此篇专论一经提出，在文化界和理论界即引起巨大反响，和他许多作品一样，让人醍醐灌顶。他也正是沿着这条路子一路潇洒走过来，文化泰斗季羡林称他的作品是“经营派”，“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更高境界的人，除梁衡之外，尚无第二人。”
作为著名的作家、记者，多年的报业管理领导，三栖人生角色，他对报纸与副刊未来的走向有什么看法？他说，中国未来的报纸肯定是以机关党报为主流，走多元化的结构。党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也要与时俱进，既要适合政治规律，又要符合新闻规律。党报的副刊，既要坚守舆论阵地，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己任，又要努力为广大读者服务。
谈到那篇自己倡言《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主要是针对当时文艺界弥散的一股小家子气的有感而发，算是他的文艺宣言，也是他的实践之道。大事大情蕴大理，梁衡说道，文章一般可以分成6个层次以满足读者需求：最低层次给人以刺激，第二个层次给人以休闲，第三个层次给人以信息，第四个层次给人以知识，第五个层次给人以思想，最高的层次给人以美感。文章家大都是最高的两个层次。
这就回到你刚提到的问题了，报纸副刊究竟怎么办？每一个报纸的副刊它都有她自己的定位，定在哪个档次。每个作者也有定位，他的定位在哪个档次。一个好的副刊就是一个专卖店，我这专卖店只卖哪个档次的东西，譬如皮尔·卡丹，别的我不卖。好的作者就是名家，那一类的店子我才去买。
这就是各取所需。原先我写文章，一年就一两篇，一年一篇《觅渡，觅渡，渡何处》，一年一篇《跨越百年的美丽》，一年一篇《把栏杆拍遍》，到了去年就没写出大的文章。写瞿秋白其实用了6年时间，写周恩来则用了20年，我想写彭德怀六七年了，我到庐山看了6遍，又到彭德怀的家乡看了一遍，还是写不出来。可能我达不到那个思想和审美档次，我也不愿写娱乐档次。长征70周年了，我特别想写一篇文章，可是我一时找不到那个切入点。我从于都河的渡口，贵州的四渡赤水，六盘山，这些地方都去看过，觉得没有什么新的思想，不能超过别人，也不能超过自己。建党80周年，我写了《一只小船和一个大党》，当时我到山西出差，看到当地的报纸上有三五百字的文字介绍为迎接建党80周年，嘉兴修红船，就这么点灵感，我中途改道到了浙江嘉兴。一下子找到切入点，就找到文章的思想，就感到做成了。
记者首先要有责任心
梁衡曾说，记者就是报社的采购员，“出门跌一跤，也抓一把土”，出门去就是要能拿回东西来。战士要有每战必胜的信念，记者要有每采必得的思想。采访是一种很苦的事，一个记者如果没有这种顽强的意志和贪婪的意念，便会平庸终生，一无所获。
依梁衡的见解，新闻业是一个社会责任很重的行业。它担负着为全社会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的责任，是整个社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必须使用的桥梁和纽带。新闻业至少承担着如下几个社会责任：社会信息的传播，社会道德的建设，舆论监督和社会及历史文化的积累，它甚至还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梁衡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如果要问他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就是这个行当让你懂得什么是责任，怎样为履行这个责任来要求自己，充实和改造自己。有了责任也就有了做一个社会人的前提。新闻业是造就一个社会人的理想平台。存在决定意识，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人，自然会历练出这样一些特殊的素质。
记者应该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记者是社会各界的纽带，就他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之广泛来说，他仅次于政治家，他的一举一动都连着整个社会，一稿发表，读者万千。记者工作的时候始终是站在社会的制高点，从政治、政策、全局和社会规律的高度出发向大众提供信息。同时，他还负有开启思想、引导舆论的责任。但凡中外名记者、名编辑，无一不是最大限度地忠实履行这个责任的人。这既是一种使命感，也是一种政治觉悟，也是一种职业道德。记者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他看到每一个可以为之出力贡献的地方都想一试身手。社会的进步就是他们的惟一心愿。一切自私、狭隘、麻木不仁、浮躁随便的品行在这里都会被剔除掉。
灯火阑珊的夜晚，访谈结束。回想一路和梁衡近距离接触，看到他对安康的生态旅游不停地表示赞许，禁不住问道，取安宁康泰之意的安康给他留下了怎么样的印象？梁衡不住地赞道，印象很好，感觉很深。我们欢迎他多来看看，多留下一些美文。他嘿嘿地笑了，会的，一定会的！
(作者单位：安康日报社)
梁衡：1946年出生，山西霍县人。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内蒙古日报、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
作品有《梁衡文集》和新闻三部曲《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思考》，散文集《只求新去处》、《人杰鬼雄》、《觅渡》，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政论集《继承与超越》等。《晋祠》、《夏感》、《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等四篇作品入选中学课本和师范教材。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潘世东转载于安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