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的邪恶”

这一概念来自汉娜·阿伦特（1906-1975）。

汉娜·阿伦特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她是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学生，是二十世纪西方政治思想史及现象学的最卓越贡献者之一。作为犹太人的她曾经被送往集中营，逃脱后流亡美国。此后一直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从事研究、著述和教学。

1960年，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绑架了阿道夫·艾希曼。之后在耶路撒冷，以色列政府组织对其审判。汉娜·阿伦特作为《纽约客》杂志的特派观察员，观摩了审批过程。1963年，阿伦特出版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报道》，对审判过程进行了纪录和分析，并阐发了有关的政治思想。

艾希曼是犹太人不共戴天的仇敌，是纳粹期间最邪恶的刽子手之一。在史无前例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他主要负责铁路运输，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组织运往集中营。在被纳粹迫害致死的600万犹太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与艾希曼的工作直接相关。开启死亡列车的艾希曼，不仅仅是个司机或者乘务员。

这样一个杀人恶魔，给阿伦特留下的却不是张扬、嚣张、狰狞、恐怖的形象；相反，他是那样的平凡、无趣、乏味、猥琐；他像一只肮脏的老鼠，让人恶心，却不可怕。这样一个刽子手，这样一个大魔头，看起来不过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一个碌碌无为的公务员。他说即使加入纳粹，也不是一种理想和意志的追求，而仅仅是顺应某种现实需要；他说在纳粹的行政渠道里，他不过是流水线上的一个部件，他只是按照程序来运作，他没有任何自己的自由意志，也没有任何自由意志的表达机会；在他的同事的眼里，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行政人员，忠于职守，按部就班，唯行政命令是从，维希特勒的马首是瞻；他一直规规矩矩，恪尽职守，他是一个劳动模范，是一个标准的高效率的办公人员。

但是，即使是流水线上的一个部件，这个流水线也是一部高效率的杀人机器；即使是劳动模范，艾希曼也只是一个杀人的高手。平庸或者没有自由意志并不能为其残暴提供借口，即使是无意，通过他的死亡列车运往集中营的，也是活生生的人。在阿伦特看来，“在政治上，服从就是支持。”如果只有希特勒一个大魔头，纵使他疯狂——极致的疯狂，大屠杀的计划无法实施。正是有无数艾希曼这样循规蹈矩忠于职守的行政人员构成的杀人机器，犹太人才遭遇那样的惨绝人寰。“平庸的邪恶”终究促成了“极端的邪恶”，平庸者即使无意识，也成为助纣为虐的帮凶。

阿伦特受到了怀疑和批判。将艾希曼理解为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缺乏自由意志的人，一个循规蹈矩的平庸的行政人员，似乎是在为罪恶滔天的杀人魔王辩护。既然是无意为之，既然没有主观意志，似乎就可以从罪孽中解脱。阿伦特早年曾经参加过犹太人的抵抗运动，与犹太抵抗运动领导人有着紧密的革命友情；在学术界，作为犹太人的学术精英和思想导师，也受到广泛的尊重。但是，一个犹太人，一个受过法西斯迫害的犹太人居然为残杀犹太人的魔鬼辩护，这是没人可以理解可以谅解的。她众多的朋友背弃了她，以色列政府甚至派出特工威胁她不得继续发表不利于犹太人的言论。

政治和哲学某些时候有着天壤之别。阿伦特之遭受误解与当年之苏格拉底被审判并被判处死刑有着相同或者近似的意义。哲学或者哲学家追求绝对之真理，而政治或者政治家或者政客追求现实之利益。苏格拉底试图以生命唤醒雅典人关心自己的心灵，而雅典人只能关心切身的利益。苏格拉底以牛虻自居，这是他伟大的使命，而安于沉睡的雅典人厌恶这只多事的牛虻，为了自己平庸而美好的生活，他们不惜剥夺他的生命。

以色列对艾希曼的审判尽管以自由为名义，但实际上是现实利益的反应和要求。这里有国家利益，也有集团利益。作为哲学家的阿伦特看得更远一些，要求更多也更深刻一些。她所想到的不仅仅是公平和正义，还有更多的东西。这样一次审判，能为历史留下什么样的遗产，能为未来社会的建设留下什么可资借鉴的思想或者法则？能否从这样一次以公正为名义的审判中挖掘出关于人性，关于个人行为及个人责任，关于个人、国家和人类有关的某些行为和思维的准则，从而避免不可预期的将来又一次落在某个不幸民族头上灾难？这些思考也许正是这次审判应该——可以挖掘出的意义。

阿伦特无意为那个留着涎水的令人恶心的老鼠辩护。她甚至认为那样一个否认人类共同价值的恶魔，没有资格与人类共居一个地球。阿伦特为之辩护的，是人类应该具备的一种独特的能力——思考。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之“平庸的邪恶”，根源于其思考能力的缺乏及对思考的放弃。那样一个循规蹈矩之人，那样一个自命为流水线上零件的东西，处处表现出自由意志的缺乏，表现出思考能力的丧失。他不仅整个的生活和工作按照被设定的轨迹运转，而且他的语言也充斥着长期纳粹意识形态熏陶下的陈词滥调。他不需要表达自己的意志，他也没有自己的意志。他的平庸之所以成就了“极端的邪恶”，放弃思考是关键。

阿伦特认为，人之所以成为独立而自主的个体，人之所以能够通过自由实现人生之价值，关键在于人具有思考的能力并能应用这种能力。放弃了思考，人作为人的价值，至少是不完整的。阿伦特的这种认识，在十九世纪的约翰·穆勒那里得到了回应。在《论自由》中，穆勒说：“人类的认知、判断、有区别的感觉、精神活动甚至道德偏好等能力，只有在做出选择的时候才得到运用。一个出于习俗而做事的人，并没有任何选择。他也没有锻炼自己的判断力，没有追求什么是最好的。心智和道德与肌肉的力量一样，只有通过使用才能得到提高……一个让世界或他自己的那部分世界为他选择生活计划的人，除了类人猿的模仿能力之外，并不需要任何其他能力；一个为自己选择计划的人，运用了他所有的能力。”

个体对思考能力的放弃，所影响的绝不仅仅是个体价值的缺失，还可能引致或加剧某种社会灾难。阿伦特说，个人保有思考及思考能力，对社会稳定或者经济发展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也就是说，独裁和专制也可能（一时）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但是，个人保有思考能力，社会允许个人独立思考及发表不同意见，从长远来看更可能促进社会福利。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中充分阐述了个人保有和应用思考的权力及社会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反对权的意义。其一，反对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因而能给盛行的观点提供纠正；其二，即使反对意见不正确，也使盛行的观点接受挑战，将会防止它变成僵硬的教条和偏见；其三，一个强迫其成员接受习俗和传统的社会，很可能会陷入一种荒谬的一致性，从而剥夺了自身的、促进社会进步的能量和活力。

阿伦特还特别强调，在社会发展的某些重大时刻，个人思考能力的保有及社会对反对意见的宽容，可能成为拯救陷入致命灾难的社会的力量。阿伦特的这一认识，在房龙的《宽容》中得到了回应。在《宽容》一书的开头，房龙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遥远的孤零零的山谷里，世世代代生活着一群人。山谷里的生活安静、充实而美好。但总有一些不安分的牧羊人，他们总在思考是否还存在另外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他们翻过高山，趟过沼泽。一年又一年，有的人出去了，有的人回来了。更多的人留在艰难的路途中。山梁的一侧，沼泽地里，留下一堆堆白骨。某一年，致命的灾害来临，山谷里呆不下去了。必须离开。这时候，人们才想到那些叛逆的思考者，那些寻找新生活的牧羊人留下的白骨。踩着白骨铺就的路，山谷里的人离开了山谷，找到了新的生活。当一个社会面临巨大灾难时候可能呈现的新的生活的希望，就是那些思考着留下的遗产。

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报道》无意为艾希曼或者任何一个杀人魔王辩护。她在为思考辩护，在为个体保有思考能力及社会容忍反对意见辩护。阿伦特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构建一个多元的世界，这种多元性可以避免独裁及其灾难，可以实现社会的健康和发展。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是一个可能的美好世界。

阿伦特热爱这个世界，她因此而信靠思考。

PS：前些天看电影《汉娜·阿伦特》，颇为震动。受阳光的小雅的鼓励，得成此文。

2013-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