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也要参照”
黄振宙
在我们传统的思维里，读书的功利性很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价值观”相当普及。上升一步，读书便成了“修身、齐家”的最佳方式或惟一途径，但它依然是“黄金屋”、“颜如玉”的翻版。现在时髦一点了，把读书叫什么“充电”，似乎原来的“电”本是“满”的，只是在“使用”中耗掉了，再补充一下就可以继续“革命”了。在我看来，这样的读书法依然是“老式情书”，依然是实用主义，依然是“学而优则仕”的继续，它与思维创新，自主人格的培养以及现代观念确立，新的价值体系的形成都相去甚远，与情操、修养、理性人格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窃以为，在以人为本的文化体系里，只有普遍的个人价值的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健康运行才会成为可能，没有这个基础，一切都无从谈起。即便是提着电脑、乘着宇宙飞船去太空旅游，人并非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人。因为人不仅仅是“自在之物”的主宰者，更应当是自我灵魂的再造者，自我命运的把握者。在这个层面上说，人的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一个重要的标准是以思想自由为前提的，这个前提要求人首先要相信自己是理性的、健康的，也只有这样，个人的价值实现才可能与社会整体价值相趋同。
所以，我们读书学习的第一要务是：要解决怎么做人的问题。
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读书才可能是寻找参照的过程。提到参照，我就想起这样的场景：奔驰的列车在荒漠中行驶，所有的参照物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参照对于动静已没了意义，参照不再是参照。进而想到的是在太空中遨游，快速运动的飞行器在偌大的太空里似乎是静止的，参照好像也不存在了。其实，我们明白，一切都是存在的，只是参照的雷同消解了运动的飞扬。说这些连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不为别的，只是想说明在独尊儒术的传统里，我们的文化是缺乏参照的，那些有点叛逆精神的“士”着实被埋没了，他们也像列车在荒漠中行驶，也像飞行器在太空中遨游，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到证明他们飞速运动的参照，也就随波逐流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总有那么一点封闭的霸气，这是传统文化独有而非多元文化积累的必然，所以我们的很多不幸都源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一元文化，并且其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运行和生活方式。
对所有载负一定文化的知识分子而言，探究文化的弊端，审视自我的传统，寻找更为广博的参照，构筑诗意世界便成为必不可少的过程，至于投入的深浅或关注的方式，在我看来都是可以不计的。现代知识分子，如果要投入或关注文化建设，入思的焦点大都要落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上，这是自然的，因为“五四”还远远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在文化上的诸多切入和突破上还不得不从“五四”着手。“五四”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虽有可反思之处，且在表面上已成为过去式，但在实质上它仍不失为迄今为止没有比肩的参照，同时也是唯一的活着的标本，舍弃这个参照这个标本，我们将继续模糊传统文化的优劣之处，虚假的惯性将继续裹挟我们，这势必造成扬弃的错位；而全新的文化体系、价值观念的认同与普及也依然是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在既往的审视与批判中，我们总是“各取其需”，用“器”之“皿”去装“道”之“物”。结果，我们有了整体思维方式上的误区，那么个体的反思既显得微不足道又显得力不从心。我们期待的是能有一个权威的在本质上极具说服力的全面的定论———关于“五四”的。而不是那些功利主义者的指鹿为马，更不是那些话语霸权者的臆断与诳语。窃以为，雾障之下的本源其实并不复杂，消除雾障，很多东西便会大白于天下，社会问题是这样，文化问题仍然是这样。社会现代化首先要求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又要求他(她)所载负的文化的现代化，而文化又总是博大的精深的，扬弃与融合，传承与再生，碰撞与分裂……每一个方面都是极为重大的课题。于是，我们能看到的是，文化争端在很多时候就像世界争端一样，搁置便成为一些人的万全之策。因此，很多东西没法澄清，原因就在这里。正本清源在我们对文化的观念里，尤其迫切，尤其需要理性。在广义上说，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文化的投影，而人的活动不可能静止于某一个时空。因此，我们不可能放弃思考影响我们社会运行和自身活动的文化。
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思考一些文化现象也是份内的事。只是思考的过程是曲折的复杂的，感受充满着“起伏”与反悖。在此，坦陈一己之见，只是为了说明读书是一种“参照”。以“五四”为例，我过去的认识是“五四”运动是一次继先秦之后的文艺复兴运动，后来，读到了
直到读了刘再复、林岗合著的《传统与中国人》，我才深切地感觉到，是读书让我获得了更多的思考的“参照”。仍以“五四”为例，这本书给我的“参照”是：其一，“五四”运动不是一次文艺复兴运动，理由是“五四”运动是反对“复古”的，在那些先驱者看来，我们原本就无“古”可复，也就是说这场运动从来都没有承认中国古代有一个神圣的楷模，即便是“至圣”孔子也在“打倒孔家店”中一文不值，这样的理念根本不承认我国历史存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文化时期；其二，“‘五四’时代是一个真正区别过去几千年历史的全新时代，既不是‘做稳奴隶’的时代，也不是‘连奴隶也做不得’的时代，而是一个真正的把人当作人的第三时代”；其三，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胡适，他所认定的“五四”是一次文艺复兴运动，其观点是基于这样一个思路：“在我国古代存在着一种灿烂的白话文学，但是，这种文学死了。近一千年中，中国就不断地发生致力于复活这种文学的活动，‘五四’就是这种活动的继续”。而作为同是“五四”文化先驱的鲁迅，他的认识更为清醒，他是彻底革命的代表，“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把国民性的改造和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批判及对各种封建主义文化观念的批判结合起来，首先谋求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谋求中国人民的精神从封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巨大桎梏中解放出来。”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参照”，可惜的是先生也如“五四”运动本身一样，被更多的人错读或“拿来”滥用，或将先生的“大道”沦为“小器”随意耍玩。但这终究不是“五四”
作为文化的参照，“板子”和“砖头”不在其中。我们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于文化建设，在于人的现代化，舍此，一切都无从谈起，这是文化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也是历史给我们最严厉的训诫。
读书是一种“参照”———这是《传统与中国人》，还有那些思想的符号给我最根本的启示。
(紫阳县人大常委会，潘世东转载于安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