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子范式：富国强兵，制度创新，以法治国11
孔子范式的最大弊端在于对以法治国不重视，过多地强调了道德伦理在国家政治层面上的运用。而法家则对国家权力、国家利益和富国强兵高度重视，强调以法治国，正好弥补了儒家思想的重大缺陷，形成了华夏体系中的大国崛起的新范式，即商鞅的法家范式。
商鞅范式的核心概念可以归结于法治，其基本思想和结论，就是以力争利，良好的国家法律制度是最强大的国家实力。这里的法治不是简单的法学意义上的法，也不单是国内政治中的法，而是指以法律制度为核心的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因素在内的综合因素，它的首要目标是争取在国家间政治的强大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其国内政治与国家间政治是紧密不可分的，甚至国家间政治的目标高于国内政治的目标，国家的霸权是更根本的目标，国家长治久安是达到争取国家霸权的一个条件。因此，商鞅的法治范式不仅是国内政治的范式，也是国家间政治的范式。
商鞅范式的方法论也是推己及人，即己之所欲，人亦所欲，己欲与人欲形成零和关系;人性都是好利的，人性都是恶的，人性都是自私的，因此人与人之间形成利益的竞争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形成利益的竞争关系;人与人竞争，就要有实力，国家与国家竞争，也要有实力。
国家实力的根本是什么?国家的实力就要有经济发展，就要有军队的强大。经济发展就要发展基础农业，就要搞好农业，争取农民，稳定农村，促进粮食增加，在粮食产量面前人人平等;军队强大，就必须使军队有严明的纪律，奖罚分明，激励士兵和军官以作战为荣，以杀敌为功，作战才能获利，杀敌才能受爵，在军功面前人人平等。法是国家最有力和最有权力的工具，法是国家权力的基本手段，是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保障，也是取得国家利益的有力保障，是使国家强大的基本工具，也是对抗强敌，与敌竞争的强大武器。经济发展、军队建设、政治治理都必须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之中进行。这里的法是一个大概念，既指国家政治的治理，也指国家在国家间政治中生存、发展、强大的道理，或者说，国家通过法治才能在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发展，法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得到国家间政治中的优势地位。
所以，治理国家就是以法治国，以法治国就是所有人按法办事，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要实行法治，就必须有一个集立法、司法权力于一体的权威，它能依据国情制定法律并使国法一致和有权威性。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切权力抓在手中，而是保障法治的实行。法强则国强，法弱则国弱。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法制强的国家就强大，就有机会在对外竞争中保持强势地位;相反，法制弱的国家，即使国家的实力条件比其他国家更强、更好，也可能彻底失败。以法律制度为核心的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必须时时根据变化的情况进行改革，使之适应国内与国家间政治发展变化的需要。华夏各国的法家都是改革家，变法是改革的核心内容。
法制强大、不断变革使其适应形势变化的国家，在国家间政治中更有竞争力，能由弱变强，以少胜多，反败为胜，这是解释国家之间霸权兴衰的基本因素。商鞅思想中的精华内容主要有：
以法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官独立，一切皆按法断事。以法治国就是使法公之于众，“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尤其要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商君书·赏刑》);“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辩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商君书·君臣》);“法任而国治矣”(《商君书·慎法》)。
为了使法律能得到切实的执行，商鞅提出了独立的法律官的思想，独立的法律官在中央设置三个，一直设到诸侯郡县。独立的法律官的任务就是要对民众解释法律，使民众可以依法对官吏行使监督权，同时，法律官也直接对各级官吏行使法律的解释和审查权，并监督官吏执行中央法律。法律官的目标是要达到吏不敢以法愚民，同时也使民不敢犯法以阻挠官吏执法。
以法治国在思想本质上是反对个人集权、反专断、反暴政、反专制的。后来的秦始皇的个人专断、秦朝暴政与秦的短命，正是违背以法治国精神的恶果。
在权与法的关系问题上，商鞅主张法治国家是“治不听君，民不从官”，权力高度集中与法律规范下的地方和民众自治并行。商鞅一方面主张国君(中央政权)掌握国家的大权，但同时也从两个方面限制了高度集权的界限。
其一，国君(中央政权)的权力主要体现在立法权、司法权，而行政权、人事权由规定的法律限制。一旦立法，即使国君(中央政权)也不能随意改变，官员的选拔任免是由法律规定的，而官员也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按照法律来决断是非，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较大的决断权。相反，如果一个国家什么事都要君主来决断，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一个国家能治理好，是因为民众和官员自己就能把事务处理好，而国家混乱，就要由君主决断。这就是所谓的“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治则家断，乱则君断”，因此，商鞅的结论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治不听君，民不从官”(《商君书·说民》)。君王权力再大，国家也不能以权力来治国，“以治法者，强;以治政者，削”(《商君书·去强》)。能用法律来治国，国家就强;专靠政令来治国，国家就削弱。这就解决了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治理只能靠法治，而不能靠权治、政治。
另外，在权与法的关系中，商鞅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立法者、司法者的国君，不仅要监督全体国民实行法律，更重要的是，国君自己要自制自胜，就是立法者、司法者首先要遵守法律。商鞅认为，“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人者，先自胜者也”(《商君书·画策》)，又说，“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商君书·君臣》)，就是说，国君是否是明君，其中的一个标准，就是是否遵守自己制订的法律，明君守法，无道之君则舍法而行私。不仅臣民要守法，而且“法者，君臣所共操(守)也”(《商君书·定分》)。
其二，由于一切按法行事，也为社会和民众在法律之下的自由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如果“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那么，就能够实现民众的“自治”，即“皆以自治也”(《商君书·定分》)。
高度重视农民、农村、农业在国家政治中的基础作用，在国家制度层面上设计出政治上下流动的通道，客观上落实国家政治以民为本的思想。商鞅变法的根本内容是鼓励农耕与军功，以农为国本，农战结合，富国强兵。商鞅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增加国家的经济力量，在当时就是要发展农业。“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商鞅把农业看成是国家安与尊的大事。“国待农而安”就是要使农民有农可务，使“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商君书·靳令》)。同时，采用经济办法，提高农产品价格，鼓励农耕。他还提出，“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商君书·外内》)，就是要调整好农业与商业的关系，采取抑末政策，限制商业活动，对商业多征税，“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外内》)，让农民从农业中得利，安心务农。商鞅在经济上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其源头可能要追溯至管仲)，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并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在农村治理方面，商鞅推行移风易俗，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推行小家庭政策，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商鞅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系统解决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一种尝试，对当时秦国农业的发展，对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对保护农民的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以民为本在政治制度上的设计，就是凡是有粮功军功之民(农)，可以按标准升爵受赏;使得庶子平民乃至奴隶，皆可“入兵官之吏”(《商君书·境内》)，而贵族里没有粮功和军功的，在政治升迁方面就大受影响。商鞅还认识到，农民与士兵是一体的，士兵主要是农民，农民是一种生力，战争是一种杀力，两种力量相互转化，农为战准备，战争促农业发展。商鞅改革的内容，有两个基本点，一是重农，一是军功，而这两个最基本的改革措施，又是连为一体的。军队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农民是不穿军装的士兵;战时为兵，平时为农。农军都可以通过不同的努力达到共同的目的：多种田可以立功受爵，多杀敌也可以立功受爵，而立功受爵的表现就是增加土地的拥有，因此，重农和军功是殊途同归。所谓“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兵强而国富者王”(《商君书·去强》);“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商君书·外内》);“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商君书·农战》)。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农民(民众)也是商鞅变法的受益者。李斯高度评价说，“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史记·李斯列传》)。
从主观上看，商鞅是强调君主(领导者—统治者)的绝对作用的，民众只不过是为其服务和利用的工具，就此而言，他在思想上远不如儒家;但从政治制度上看，商鞅的制度设计却又客观体现了国以民为本的思想，提出了三条使民(奴隶、平民、士兵)有机会得到解放并上升到国家政治上层的道路：其一是农功粮功;其二是军功之路，即在战争中多杀敌，作战勇敢，不怕死，以杀敌和作战多少得军功;其三是奴隶和平民可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尤其是在以法治国进程中，参与对官员不守法行为的监督，凡在告发奸人方面有功的，奴隶都可以升为平民，平民可得重赏，小官可以升迁，甚至可以得到其所告发官长的官爵和田禄。所以，农功、战功和告奸，是当时政治上下流动的三条道路。12因此，从实践结果来看，其民本在国家政治作用的体现，又大大高于孔子和儒家的实践表现。
统一与中央集权的思想。商鞅变法提出了设立县制，加强政治经济的中央集权，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思想。商鞅认为，“权者，君之所独制也。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权力归于国君(中央政权)。为此他推行户籍法，从基层把民众分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什伍内各家相互连座，有罪同罚，农户也由此摆脱贵族的控制而成为国家君主控制下的臣民，加强了国家的力量;他把零星的乡镇村庄合并成县，设置了县令、县丞，总共合并划分为31个县(也有史书认为是41县或36个县)，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县令县丞由国君直接统率，此举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贵族权力。同时，秦国加强了经济管理，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把经济权力收归到中央;商鞅实行的县制是战国中最彻底的，适用于秦国全国境内。
中央集权为中国的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中国要统一，就必须实行中央集权，统一与中央集权是不可分割的。批判商鞅的人把他的思想说成是为封建制度服务，实际上商鞅的思想是主张以中央集权达成来维护国家统一的，因此商鞅的思想是反封建反分裂的。商鞅的变革为秦国奠定了统一中国的政治经济基础。
综观商子范式，其优点长处在于：首先，在短期内法家范式能使一个国家迅速走上富强之路;其次，法家与道家、儒家相比，特别是与儒家相比，在如何治理国家方面，不仅能提供普遍的规范，而且在如何使国家强大方面，提供了经济发展、提高军队战斗力、推动国家吏治改革、提高行政效率的相对成功的范例;再次，法家范式基本上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它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方面具有道家和儒家范式不可取代的作用。商鞅创造了一个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所没有的有效的国家制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政府制度，比西欧早两千年。13商鞅所代表的法家学说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一套真正的国家理论，这种理论在西方直到公元前16世纪才出现。商鞅具有非道德主义倾向，是世界上最先使政治理论摆脱道德的学派，也是中国政治学比较发达的标志之一。14
但是，法家范式的最大的弊端在于：其法律本身有过于严苛、残酷的内容，即使严格按法办事也会引起许多问题;在强调法律作用的同时，又错误地将道德与法律对立，对儒家的道德教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完全否定;法家之法源于君主的权威，一旦君主乱法或守法之君去世，就面临崩溃的危险。
对待商鞅的思想，后人的态度本应是加以改善和发展，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可惜，自商子之后，权大于法，官吏任意欺压民众，一切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主观意志办事的现象，在后来几千年的统治中却大行其道，而商子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按法律办事的精华思想却丧失殆尽，至今也没有完全恢复，看看当下中国仍然普遍存在的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严重现象，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结束语
冯友兰先生在谈到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的精神时曾指出，中国哲学的精神“就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是并不肤浅。入世和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也是对立的一样。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求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15
老子、孔子、商子思想，如果单独分开来看，都有很大的弊端：老子的道没有落实到国家制度层面上，人的积极主动精神强调不够;孔子太强调人的主动，法治思想较为缺乏，在富国强兵方面有重大缺陷;商子的法治缺乏大道(基本价值观念)的引领和道德的补充。三家都不足以承担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任。但是，如果把三家的精华合为一体，则会成为一个新的有机综合体：尊道而行所体现的高度的理想主义和普世价值，顺势而为所体现的高度的现实主义，教育为先和选用贤能所体现的人才竞争、教育竞争、君子—人才主义，以法治国所体现的高低贵贱皆从法、一切依法办事，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所体现的一切以民众的化、富、朴、正为国家—国家间政治利弊的评价标准，反对以资为本、以官为本，事功主义、民本主义，等等。这些思想的综合，集道治、人治、法治为一体，集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为一体，成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我们把它称之为华夏主义。
当下中国最需要学习的，其实不是西方的各种思想文明成果，而是西方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西方在近代发生的文艺复兴中实现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即在继承古希腊罗马人文精神成果的同时，对其进行了革新、改造，使其实现了重生和再造。西方民主发端于古希腊民主，但却又与古希腊民主有天壤之别。
中国历史上虽然独尊儒家，但对什么是孔子的真精神却没有进行过很好的思考与继承。汉之后的儒家，对孔子的真精神也有不少的发展，但总体上背离，尤其罢黜百家与孔子的中庸之道、宽容精神相差十万八千里。商子的以法治国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被阉割，老子思想在统治者中时有体现，但总体上也是不尽如人意。即使当下中国，国学热大潮兴起，但误解误读仍相当普遍，对其中的真精神何在也大有进一步加深研究的必要。
老子对如何消解统治者的“有为政治”，曾答之以“小国寡民”，意即实现无为政治，才是消除灾难、消解战争、实现国内和谐和国家间政治和平的根本途径。但可惜人们对它的误解很深，世人普遍误解为国家小之，民众寡之。16吕思勉先生当年著书时就曾叹道，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不被人解，“淹晦数千年，有不得不亟为阐发者”，并认为老子的“小国寡民”与“孔子所谓大同者，正系同物”，一般解释者认为小国寡民是要逆返于“榛狉之境”，“此非道家之意”。因此，他很有见地地指出，老子并不反对物质文明进步，所攻击者，“全在社会组织之不合理，而不在物质之进步”，“细读道家之书，自见其所攻击者，皆为社会之病态，无一语及于物质文明”，“故谓道家欲毁物质文明，或谓道家欲闭塞人民之知识，皆全失道家之意者也”。17而实际上，消解有为政治的关键并不在于国家的大小和民众的多寡，而在于这些国家能不能做到“无为而治”，民众能不能实践自然而然的生命哲学，与国家大小民众多寡无关。
所以，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当务之急，是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再造，尤其对老子、孔子和商子的思想要进行深刻全面的研究和总结，使其现代化、大众化、革新化、政治化，真正成为中国软实力和中国本土意识形态的历史资源。
注释
1参见2012年第9期《学术前沿》的“话语体系的中国之问”专题讨论。
2陈鼓应：《老庄新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30页。
3、5、9钱穆：《孔子与论语》，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65、144、4～8页。
4胡适：《胡适讲国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0～121页。
6、7、10张其昀：《孔学今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20、5页。
8袁行霈、严文明等：《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8页。
11叶自成：“商鞅的创新精神与秦国对大国的超越”，《学术前沿》，2012年8月(下)。
12高亨：《商君书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13刘杉：“从‘历史终结论’到对中国模式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6日。
14张分田：《秦始皇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483～484页。
1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7页。
16冯友兰先生把它理解为“道家的人把原始社会的简朴加以理想化，而谴责文化”，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页。范文澜先生认为这种反动思想使人们“永远过着极低水平的生活，彼此孤立，……是反历史的”，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46～247页。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书说老子“主张奴隶社会向原始社会的逆转，退回到草昧未开的洪荒之世”，参见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5页。任继愈先生认为老子对当时社会的批判是对的，但好比医生提出了错误的治病方案，参见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0页。张松辉先生主张对此重新进行评价，要基本肯定这一思想，认为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后对自然的自觉回归，利大于弊，但也把“寡民”理解为老子主张控制人口增长，认为老子的思想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是反动的，不合时宜的，参见张松辉：《老子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8、123页。熊十力先生半肯定半否定，认为它与孔子的思想相近，因为国小民寡，使枭雄不得挟之以逞，其利一;人民可合作治理，其利二;凡于公共大业可多国治理，其利三。但老子主张“直欲返于上古朴陋无知，闭塞不通，无有文物之社会”，是“反自然而不悟也，社会发展正是自然，老氏言自然而反对发展，非反自然而何”?参见熊十力：《原儒》，上海书店，2009年，第142～143页。即使是高度评价老子思想的陈鼓应先生，虽然肯定了它崇尚自然无为的倾向，但也把小国寡民解读为“国土狭小人民稀小的乌托邦”，参见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47页。
17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8～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