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光春与道教文化研究
吴龙晏
樊光春，陕西紫阳县人，是我省从事地方志编纂及其理论研究活动较早的方志学家之一。他主编的《紫阳县志》，在我省乃至全国起步都是较早的。《紫阳县志》编纂完成，组织上把他选调到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后又到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古籍整理，先后任古籍整理办公室副主任，科研处副处长，现任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道教研究中心主任。1984年调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工作，承担县志审稿任务，先后参与渭南、户县、白水、神木等县志审定，主审延长、汉阴、宁陕、石泉、南郑、蓝田、周至、长安等县志，担任西安市地方志编委会委员、西安市地方志学会学术顾问，《雁塔区志》总纂、《未央区志》顾问；参与《西安市志》、《渭南地区志》等方志编写和审定。被评为陕西省地方志工作先进个人，其修志事迹刊载于《中国地方志》等刊物。在修志过程中，发表了大量的方志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论文，其中《新志书必须重视记述自然现象》、《从行政区域总志的演变特点看地方志的发展趋势》、《人物志要以反映当地历史活动为主》、《志稿总纂的三个环节和八个关系》、《实事求是原则是新方志科学性的核心》等在国内方志界产生较大反响，同时，他主编的《紫阳县志》荣获陕西省政府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
陕西是一个具有多元宗教的省份，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佛教自印度传入长安，距今约2000年，道教在陕西的传播亦有2000多年的历史。具有宗教学术基础的
他认为，道教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在陕西的2000多年的历史，其中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演变过程。同属道教，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发展变化，不同的传播演变方式，甚至同一地区，也有若干不同的传播方式。所以说，对道教源流的形成、发展及其存在形式，不经过长期地认真研究是很难搞清楚的。
他在转入宗教研究后，主攻道教养生学和陕西道教史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边学习，边实践，扩大对外交流，并多次参加宗教研究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赴马来西亚进行道教学术交流；筹划和主持“纪念丘处机创立龙门山场820周年纪念活动暨学术报告会”，主持对老子葬地的考证和中、韩、日道教学术发表会；进行陕西全省道教历史与现状的调查和陕北民间道教信仰调查等一系列科研项目和课题；主编《三秦道教》杂志，担任《陕西宗教志·道教卷》主编。相继撰著《陕南小武当：凤凰山擂鼓台》、《长安·终南山道教史略》、《陕西道教两千年》、《长安道教与道观》等4部道教学术专著，合著《丘处机与龙门洞》、《中国道教宫观文化》、《大慈恩寺》等专著，主编《道学寻真———中、韩、日道教学术发表会纪念文集》；并发表道教研究的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道教源自陕西考》、《西王母与早期道教神仙信仰》等文发表于台湾。主持“秦岭北麓宗教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和中、韩道教文化遗迹考察等学术工作都取得显著成绩，令人瞩目。《长安·终南山道教史略》荣获中国道教文化研究优秀著作奖和陕西省政府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论文《论陕西历史文化名城道教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获陕西省政协二等奖。他的这些道教学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宗教界和学术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于是，他选择了这个课题，从调查考证，到撰写《长安·终南山道教史略》一书，直至出版，不仅是填补了学术界的空白。而且也是对区域性道教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并且，他在撰著这部书的过程中，大量征引了历史文献，并辅以丰富的田野调查材料，尤其许多是尚未公开发表的碑石资料，大大充实了全书内容，充分展示了历史的真实性和鲜明的地方特色。
《长安·终南山道教史略》一书，以翔实的史料，大体勾画出了道教在长安———终南山地区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全书分为“长安道教渊源”、“从黄老道到楼观道派”、“长安道教的巅峰”、“国都东移后的长安道教”、“长安道教的再度兴盛”、“衰落中的崛起”、“现代长安道教”“附录”等8章，书末附有“人名索引”。
该书以时间为经，纵述自秦汉以后下迄当代长安———终南山地区道教活动的历史脉终及相关的文化背景；以空间为纬，囊括了以古都长安为中心，东起潼关、西达陇山、南及秦岭、北至药王山广大地域内主要的道教文化事象，不仅勾勒出不同历史时期主要教派的活动轨迹，而且对相关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或学术思想作了简要评述。在不太长的篇幅内，述及人物多达600余人。因限于资料，全书的重点集中于唐、宋和金、元两个时期，但与长安道教的发展状况是基本相吻合的。尤其是对尚未引起学术界重视的马丹阳在弘扬全真道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王重阳、和玉蟾、李灵阳的事迹，都作了较为充分的挖掘和论述。对全真道在金元之际因战乱之后的复兴经历，记述得也较为详尽。
另外，在该书的后半部分，还记述了全真道的历史沿革，以及近现代道教活动发展概要，具有较强的现实借鉴作用，对于促进道教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使古老的宗教萌发出新气象，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他通过严肃的考证，在该书提出了一些颇令学界关注的事情。
一、关于道教创立的时间。道教的创立时间，学术界通常以五斗米道为起点。但是，近些年已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该书提出：1、早在西汉武帝时，即已形成至上神（太一）观念，为道教神仙信仰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同时，偶像崇拜形式、祈神活动场所、专业教职人员，均起源于汉武帝时期，而这些制度，包括宫、观名称，都被道教继承了下来。2、武帝之后三十多年，即元帝时，出现方士性质的“道士”，“似乎意味着道教的形成”。3、元帝之后的成帝之世，出现《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其书于汉哀帝时在长安地区广为流传，并在同一时期发生有组织、大规模祭祀西王母的活动。以这些资料为依据，该书认为，道教的孕育当在西汉中后期。东汉时的黄老道，则是道教正式教团的源头。
二、关于金丹道南宗创立的历史。金丹道南宗创立的历史，学界论著较少。该书通过对张伯端生平及《悟真篇》传授过程的梳理，明确提出，南宗创立于今陕西境内；张伯端于陕南汉水南岸著《悟真篇》、于关中传石泰，石泰又在关中传薜道光。南宗前三祖都在陕西境内传承，表明其与全真道的地缘传承密切相关，南宗归入全真道绝非偶然。
三、关于全真道的派别问题。全真道历来有七派之说，其中的华山派，多言系郝大通创建于华山。该书以无可辩驳的史实推翻了此一谬说，指出全真七子中只有谭处端一人曾一度留居华山，而最早在华山传续法嗣的是马丹阳的门人田元普，龙门派在华山的开山祖师为刘道宁。至于“华山派”，则实指全真道传入华山之前陈抟传人，郝大通“华山派”仅为借名。
此外，该书还对陕西境内两处重要的道教宫观———八仙宫和张良庙的历史讲行了认真的考证，纠正了历史上的一些误传，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是值得提及的。
继《长安·终南山道教史略》之后，他又于新世纪的出版了《陕西道教两千年》一书。这部专著与其说是一部陕西道教史，不如说是它是《长安·终南山道教史略》的姊妹篇。前者采用纵述的方法，记述了以古都长安为中心、以关中地区为重点的陕西省道教历史的基本框架和特点；后者则以陕西三大地理板块为记述范围，用横分门类的方法，全面介绍了陕西道教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陕西道教历史上出现的教派、宫观、教团和道教仪范与道教艺术、道教方术等道教文化的几个主要方面。由于这本书的主要资料来自多年的田野调查，因此具很强的资料性和实用性，被许多道教信仰人士当作学习道教历史与文化的教材使用。诚如陕西省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这部著作远溯先秦原始道教信仰，近述当代陕西道教现状，不啻为陕西道教两千年之历史性总结。”
他在道教学术研究方面，一边深入挖掘历史“宝藏”，一边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比如他在内丹术研究方面，一是对南宗始祖张伯端的生平及相关事迹进行了严肃考证，相继发表了《张伯端生平考辩》（《中国道教》1991年第四期）、《南宗源起北地考》（台湾中华大道出版社《道韵》第五辑，1999）两篇文章；二是对全真道的内养理论及其历史渊源作了初步研究，已经发表了《张三丰对老子“无为说”的继承与发展》（《武当》1994年第6期）、《从王重阳的词作看全真道的养生思想》（《三秦道教》1996年第1期）、《司马承祯的道与术》（《中国道教》2000年第3期）、《正本清源说内丹》（《中国气功》2000年第12期）、《内丹术与现代社会》）（茅山道教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1）等一篇篇很有影响的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