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我们不再需要领袖魅力


  导读:传统的政治领袖是在应付各种议题——也就是应付大众不同的目的,相对的,新政治领袖的任务是促使大众对目的达成共识,事实上,这或许是制服少数团体暴力的唯一方法。本文摘自德鲁克着《管理新现实》。

  在笔者写这一章时,乔治·布什刚好在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他所参加的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实在枯燥得令人难以忍受,不过美国以前也有过枯燥的选举。让1988年的总统大选显得突出的是它的空白:在这次选举中,只要讨论到任何主题,就会使自己政党最忠诚、最执着、最狂热的支持者离心离德。如果民主党候选人真的谈问题,他就会丧失自由派和进步人士的支持;同样,共和党的候选人则可能失去保守派人士的支持。事实上,这两党的候选人只要提出任何施政计划,就可能打散自己的选票基础。

  政治领袖绝口不讨论问题和施政计划,尽可能不做具体承诺的现象,不只美国有,就连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这位目前自由世界最资深、最成功的政治领袖,在她执政的10年当中,也只专注于三件事情:打破工会的束缚,在工业、住宅和教育上实行私有化,以及确定英国日益涉入欧洲共同市场,不致危害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在其他事务上,撒切尔夫人的立场一直很实际,一切因情况而异,绝不执着。

  自1981年以来一直担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在刚就任时曾有一套极具野心的计划:要让“社会主义的梦园”在法国实现。然而,如我们在前面提过的,不到五个月,他就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在此之后,他的政策只有两个:继续执政,以及提名自己的支持者担任政府和企业要职。

  另一位政坛老将,德国总理科尔,也没有什么政策或施政计划。他所采取的立场是:等问题来了再设法解决。如果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在以后的德国大选中取代科尔,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改变的将只是风格而不是实质。

  日本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两样。20年前,日本首相就职时提出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在10年内让日本的国民收入增长一倍。”时任日本首相的竹下登之所以当选,一位博学的日本友人这样说:“正是因为他在以前的政府工作上埋头苦干,不坚持己见,不兴风作浪。”

  新的政治标语

  美国新闻界把1988年总统大选之所以呈现一片空白的原因归结为角逐者的个性,尤其是他们缺乏“领袖魅力”(Charisma)。一般性的现象绝不是局部性的原因或少数几个人格特质可以解释的,这些现象是一般性的,所以原因也是一般性的。1988年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之所以进行一场没有主题、没有施政计划、没有承诺的空白竞选,正是因为传统的主题、施政计划或承诺,没有一样符合现在的政治现实,传统的政治联盟中也没有一样符合现在的政治现实。可是,目前除了传统的政策、承诺和政治联盟之外,别无他物。这导致政治和政治人物变得“枯燥乏味”,换句话说,政治人物变得很实际,注重的是工作而不是主题。最重要的是,他们变得比较关心什么政见会吓走选民,而不关心什么政见才可以吸引选民。可是,新闻界、知识分子和政论家要的是传统政治,因为传统政治充满刺激、尖锐的政见冲突和黑白分明的选择。政治人物了解得很清楚——所以,他们当选了。可是,政治人物也了解(正如特罗洛普所着的一本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中,一位英国首相所说的):“政府必须继续下去。”因此,现在我们强调对能力、对不要兴风作浪、对把事情做好的重视,也强调对特定任务、对以个案方式处理问题的重视。

  大众不信任传统的领导者是正确的,传统的领导者只可能是群众煽动家或失败者——法国的密特朗差点就变成这号人物。传统的政策和施政计划、传统的政治联盟和传统的立场,已经不能再成就任何事业。现在,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容纳政治“革命”、“新政”、“德政”或“新社会”了,这些甚至不能再作为竞选的口号。此外,社会救济或以利益团体整合权力等意识形态,既不能配合有待完成的工作,也不符合选民的需要,这些意识形态都无法替政治领袖撑腰,事实上,它们只会带来错误的领导。

  所以,代表新政治现实的政治标语应该是“慎防领袖魅力”。现在,领袖魅力“烫手得很”。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很多,也有一大堆书在讨论魅力型领袖,现在大家都很怀念以前那段政治既刺激又光荣的时光。但是,希望领袖魅力回归无异于一种在政治上自寻死路的期望。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世纪比20世纪出现更多充满领袖魅力的政治领袖,可是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其他政治领袖比20世纪的两大魅力型领袖——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给人类造成更大的伤害。事实上,重要的并不是领袖魅力,真正重要的是:领导者是领导正确还是领导错误。而在目前的情况下,魅力型领袖只会造成错误的领导,这种领袖只会领导我们回到过去,而不是领导我们面对新现实。

  20世纪的历史已经显示,魅力型领袖总是会自毁长城。就像11世纪的英王克努特(King Canute)一样,魅力型领袖控制不了潮汐,现实也是他所不能控制的。一旦发现现实才是主人,魅力型领袖都会变成自大狂。20世纪的魅力型领袖,最后都心理变态了,这些人先摧毁一切,然后连自己也毁灭了——像希特勒的“最后解决”。甚至拿破仑在1813年和1814年战事失利后,心智也变得不正常,他拒绝了六份准许他在法国的历史疆域内当皇帝,而不再是欧洲主宰的和平提案。事实上,现实永远是主人,不会向政治承诺、施政计划,以及魅力型领袖的意识形态屈服。

  领袖魅力会引起傲慢。麦克阿瑟将军无疑是最具领袖魅力的美国军事领袖,而且也可能是最有能力的一位,可是,他的领袖魅力最后却使他傲慢到不理会杜鲁门总统——他的总司令的命令,而且将中国即将在朝鲜发动反攻的一切警告置之不理,结果遭到了一场完全没有必要的军事惨败。

  我们不再需要领袖魅力

  光有领袖魅力而没有施政计划,尚不足以成就事业。然而,今天的政治人物既没有施政计划,又缺少领袖魅力。在美国,魅力型领袖的崇拜者们总喜欢追忆肯尼迪总统,可是肯尼迪政府真正的成就又是什么?在国内政治上一事无成,在国际上,不仅在柏林危机中向共产党屈服,在猪湾事件中入侵古巴又遭到惨败,导致苏联在古巴冒险,差一点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总之,具有政治意义的领袖魅力和不具有政治意义的领袖魅力,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事实上,有能力、不固执己见、不兴风作浪的领导者,或许不引人注目、不具戏剧性,甚至枯燥乏味,可是他们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20世纪一些有建设性的成就,都是出自毫不具有领袖魅力的人物。领导盟军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位军事将领是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这两个人都很有规律、很能干,而且出奇的呆板。西方国家之所以能从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复原,主要应归功于两个人:德国战后第一位总理阿登纳(Konard Adenauer)和美国战后第一位总统杜鲁门。经历12年纳粹恐怖统治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面溃败的德国社会,是在阿登纳手中复兴的,阿登纳还引导被各国唾弃的德国重新融入欧洲社会。但是,阿登纳却是一个呆板、索然无味、极端注重细节的公务员,总之,他是个地道的组织中人。在希特勒垮台以后,阿登纳想重新担任科隆市市长(阿登纳在纳粹掌权以前是科隆市市长),英国人还觉得他没有政治才能,一脚把他踢开。假如好莱坞聘请他,他大概也只能当会计稽核之类的角色。虽然阿登纳没有领袖魅力,可是他有见识、虔诚的宗教信仰和责任感,而且愿意苦干、实干。

  杜鲁门的总统位子是捡来的(有“意外总统”之称),他比阿登纳更缺乏领袖魅力。好莱坞可能会让他当男子成衣部的经理(杜鲁门本来经营成衣店,在成衣店倒闭之后,他在别人的政治庇护下才找到一个小工作),可是杜鲁门却从混乱和沮丧的魔掌中,拯救了战后欧洲。杜鲁门拥有道德意识、责任感、接受劝告和苦干的意愿。

  现在,还有一些艰巨的政治任务有待完成,例如,我们迫切需要终止军备竞赛来减轻世界各国的军事负担(军事越来越不具有生产性);我们需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从环境污染中受益,事实上,所有国家最后都会因环境污染而受害;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有很多关键的外交决策和危机在等着我们。我们有必要思索在新的多元化社会和多元化政治体系中,政府的极限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为“新兴的多数”——后企业社会中的知识工作者提供政治领导。

  在这些新任务中,敌人并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传统的政治口号、传统的政治组合和传统的政治,都无法应付这些挑战。然而,现在已经有一些令人鼓舞的例子,运用25年前还不可思议的新策略,创造出不错的成果。举例来说,就在10年以前,污染问题几乎毁了整个地中海,而现在,地中海的污染已经被三个濒临地中海的工业国家——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联合行动遏止。另外,里根总统则利用共和党内的鹰派,重振美国军力,最后终于在1988年的中程核导弹条约中,破天荒地裁减美苏两国的军备。最令人乐观的也许是:对知识工作者这个新兴的多数群体而言,传统的政治已没有意义,现在具有意义的是能力。

  这些新的政治任务都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它们都不是利益问题,大多数甚至都不是国家的问题。这些新任务大多不能当成敌对性的问题来处理,因此也就不能当成传统的政治问题来解决。事实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决定大多是手段问题,现在已经极少有人怀疑军备竞赛确实会对全人类造成威胁;很少有人怀疑控制环境污染的必要性;同样,很少有人怀疑限制利益团体所造成的政治污染的必要性。传统的政治争辩的是目的,而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新现实已经为我们设定目的了,这些新现实所提出的问题是:要通过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些目的?

  传统的政治领袖是在应付各种议题——也就是应付大众不同的目的,相对的,新政治领袖的任务是促使大众对目的达成共识,事实上,这或许是制服少数团体暴力的唯一方法。像撒切尔、密特朗、科尔、竹下登和布什,这些平淡而有工作狂倾向的政治领袖,也许都不是偶然产生的;他们代表的是新的领导趋势。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乐于奉献、愿意专注于一两个重要问题、出奇的勤奋,而又有才干的领导者。

  可是,这样就足够了吗?在1986年第一次与戈尔巴乔夫就限武问题举行会谈时,里根总统声明,他的目标是在公元2000年前销毁所有的核武器。由于各界的嘲讽,里根总统很快就退缩了。里根是不是应该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呢?我们现在不再需要“领袖魅力”或“施政计划”,可是我们却需要明确的目标。我们确实需要理想。

  本文摘自德鲁克着《管理新现实》(东方出版社)

  德鲁克自诩为社会生态学家。我们认为,德鲁克不仅是管理学教父,他还是不折不扣的社会生态思想家,其实他还是了不起的小说家。追随德鲁克,一定要读东方版德鲁克,深刻领悟“大师中的大师”的社会见识和对人性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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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有成效的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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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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