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回了一趟云南,探了亲，饱了口福，游览了古镇，还收获了一些感想。

在昆明住市中心的的“云上四季”。离店的时候，服务员说会员免查房，于是离店手续很快办完。他也不担心客人会顺走点什么或者打破了点什么。

后来到和顺古镇。找到一家叫做“三成号”的古民居客栈，没有办入住手续，没有登记，没有交押金，只跟老板打了声招呼，就让我们住下。这家客栈生意很好，住店的，吃饭的，参观拍照的，人来人往的，熙熙攘攘，但偌大的店子连个门卫都没有。饭后我提出付饭钱，老板说不要麻烦了，走的时候和房费一起付。他们也不担心客人会趁便溜走。

那天下午我们包一辆车去热海，路上跟司机说好返回时她再来接我们。下车的时候我准备给司机单边的车钱，司机说不用麻烦了，等接我们回去后再一起结。她也不担心待会儿客人可能图方便上了别人的车或者为了占便宜故意不联系。买票后准备进入公园，却发现手机不见了。正着急间，已经离开的司机开车返回，送还了手机。我那手机没用过几天，还值个一两千，她怎么就没想过谜下来。

在昆明机场候机回武汉的时候，一直在看当地的报纸，其中讲到云南的若干医院在实施“先看病后付费”的改革。据说这项新医改的措施之一在云南的实施卓有成效，去年一年三四千名“先看病”的患者及其家庭事后全部付清了费用。对这则新闻会有很多不同角度的解读，联系这几天的经历，我更愿意将其解读为——信任。

日裔美国思想家弗兰西斯·福山在其《信任——社会美德与经济繁荣》中将信任理解为一种社会资本。在他看来，有的社会文化下易于形成相互信任的风气习俗，在这样的社会中，某些约束性合同条款可以省略，交易因此变得简单易行。福山认为，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社会信任的普遍存在能够极大降低经济运行中的交易费用，从而成为经济繁荣的推动力量。他说欧美及其具有相同文化的日本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巨型企业，就因为具备相互信任的社会资本。人们愿意相信别人，愿意将自己的资本交给他人经营。作为“反面典型”的中国缺乏巨型企业，原因就在于缺乏相互信任的社会资本。由于不相信别人，不愿意将资本交由他人经营，于是只能自己做老板；每个人都做老板，就只能做小老板。

按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说法，贸易往来是促进诚信风气形成的重要动因。因为诚实守信所形成的良好口碑会成为商人的信用资本，成为其赢得竞争的重要力量。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其中包括规则意识和诚信风气，在很大程度上是贸易发展的结果。约翰·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也说，在欧洲那些商业繁荣社会进步的国家，相互信任的社会风气比较浓厚，社会信任既是这些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也是这些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按照现代产权经济性的一般理论，因为存在普遍的机会主义，所以需要合同来约束关系人的行为。但合同的签订和实施是有成本的。签订合同需要信息，而信息的可获得程度受到交易环境、技术条件等等因素影响。信息不完全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如果人们之间缺乏相互信任，在信息不完全的背景下签订合同是不可能的，交易也因此成为困难。人本身具有理性选择的能力。在贸易发展过程中，对机会主义行为具有明确约束作用的规则和措施会逐步得到认同和实施，而适应并推动贸易良性发展的因素如规则和诚信则会得到推崇，构成社会文化之一。于是，如孟德斯鸠所云，贸易的自发扩展将使地区习俗温润化，其中包括的诚信风气的形成。

但是，这一理论的解释力或者说服力可能还需要借助于某些条件。有的商业环境可能有助于诚信风气的形成，有的商业环境可能更容易促进机会主义风气的形成。在一个显著的码头文化环境中，交易往往具有一次性的特点。在这里，竞争力不取决于声誉或诚信，也不取决于质量和规则，而是取决于随机应变的能力，取决于机会主义的技巧。在这里，人们更多地以小聪明为荣，以占便宜为乐。在这种文化中，不相信任何具有持久价值的东西，不接受任何需要苦心经营长期坚持的作法。在这急功近利的短视的码头文化中，信任无处存身。

也许应该相信贸易对理性精神构建的作用，但这种码头文化的改变可能需要一个超乎想象的漫长而艰难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