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磊

Transition在国内的译法主要有两种，转轨或转型。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转变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过程，关于转轨（转型）的学说也逐渐兴起并成长起来。转型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经济只是一国的基础，由此出发，转型影响到社会和政治的方方面面。由于西方经济学具有成熟的方法论，因此，转轨经济学主要以西方经济学家为主构建，基于对东欧、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体的观察，利用现代经济学理论解析经济体制转轨的规律。中国也属于转轨国家，而且属于两种风格之一的渐进型转轨经济体，但真正研究中国转型的论著甚少，《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修订版)》(金雁,秦晖)是一部这个领域难得一见的佳作。

东欧非市场经济国家经过30年的转轨，已经度过了恐慌无序的时代，多数国家步入稳定增长，转型效果虽未必达到预期，显然多数国家实现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改善。而国人对这方面的情况并不熟悉。我们从公开出版物上更多了解到的是苏东诸国在转轨期间普遍出现经济衰退，特别是被人普遍诟病的俄罗斯，造成了片面的认识，以为激进转轨必然失败，形成一种自以为是的错觉。金雁、秦晖教授的这本书是2004年原版的修订本，经历了10年的沉淀，他们在对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经济与社会的不同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比较和解释了中国与东欧改革的不同进程。这样的分析将更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对于转型的求索，可以类比于民国初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共同点都是在社会危机深重的时刻，人们出于对自身与国家命运的担忧，苦苦追寻救国的真理。而在彼时，起作用的是苏俄输送来的红色革命理论，今天，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国人应该更清醒地审视走过的路，并做出理性审慎的判断了。我想通过以下三个维度谈谈对中国转型的看法。

历史维度看转型

从马克思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论断来说，从封建社会性质的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大国一步迈

入更高的社会形态是不可能的。这个观点至少在两个大型经济体上得到了验证。苏俄从俄罗斯帝国的躯壳中脱颖而出，1921年提出新经济政策，试图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但收效甚微。斯大林上台后改变方向，全力推进“加速工业化”进程，甚至在当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效果。但是，威权主义下的跨越式发展最终没有逃脱联盟解体，由计划经济体制重新回归市场经济之路。

相比苏俄，中国的起点接近甚至更落后。满清末期，中国国力已经衰弱到难以维持，全国上下，工业化占比几近于零。推翻满清的辛亥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的是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当时的社会形态，严格地讲，应该属于封建社会（个人不认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看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应该是经过一个充分和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才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应该有一个从封建社会脱胎，逐步建立市场经济结构和体制，过渡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再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漫长过程。这本应是从马克思主义中自然而然得出的较接近真理的论断。然而，暴力革命的不确定性以及苏俄输入革命的因素，将这一正常的历史发展进程扭曲了，加上日本侵华战争，使得国民政府在解决完军阀割据，完成了行政统一之后，唯有发展经济的喘息时间，就被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积弱日久的国家，任何政府都难以处理好这样一种境况。因此，中国的20世纪历史，可以说，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不断革命”的动乱（建国后，从1958年开始的各种运动，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亦属于此种情况）之中，时间较长较稳定的经济发展时期大概也仅有改革开放后的这三十年。而这段时期的理论纲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未承认中国需要补回跳跃式发展的课，但实际上，中国经济已经跨上了重归市场经济之路。

现在我们应该客观看待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不应以革命和反革命，进步与倒退这样充满意识形态歧见的上纲上线做法，再次试图扭曲客观发展的历史进程。那是徒劳无益的，中国也躲不过重新经历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属于什么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尊重客观发展规律，执政为民。

经济维度看转型

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首先要处理的一个棘手难题是国有化经济的改制。即便所有人都理解了转制的必要性，如何操作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改制的问题是无解的。对此我们应该有一分为二的分析。中国转轨进展缓慢，但因此也具有后发优势。我们有可能在充分吸取其他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少走弯路，减少损失。另一方面，贻误改革时机，也许会抵消这种后发优势，甚至彻底封闭了改革之门。

《十年沧桑》用四章的篇幅分别解析了波兰、捷克、匈牙利和俄罗斯的转轨之路。本书副标题除了经济社会转轨之外，还包含了社会思想变迁，这部分内容用了另外四个章节。鉴于这个话题与意识形态关系紧密，本文不准备深入讨论。作者点明了波、捷、匈、俄四国转轨采用不同方式是因其国情不同，并澄清了过于俄罗斯转轨的真实情况，有助于读者做出分辨。从中东欧各国转轨实践来看，在公平和效率评估方面，俄罗斯的情况是最糟糕的。但作者的研究指出，我们不应一味因此而将其归咎于转轨，而应关注其较不成功的原因正在于没有按照应有的规则操作的结果。中国在国企改制争议最激烈时，曾经将俄罗斯作为停止改制的挡箭牌，导致国有企业改革至今仍迟滞不前。今天，我们仔细了解这些鲜活案例，完全有可能找出更合理的解决途径。

单纯从经济角度看，从哪种经济体制开始，过程是否公平和效率兼顾，是否对社会经济整体有改进，是分析转轨问题的三个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似乎是无异议的。然而作者将中国的情况与中东欧转轨各国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当时的转型起点是与别国不同的，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的改革开放前期付出代价很低，进展迅速的所谓“中国模式”的成功原因。作者引用了“帕累托改进”这个经济学概念，指出中国当时实际上处于“负帕累托改进”状态，经济上属于“命令或指令经济”，而非中东欧各国的计划经济。中国当时整体上仍处于农业经济为主的工业化程度较低阶段。社会发展状况也低于其他转轨国家，这种状况在经过十年动乱摧残之下，是相当客观可信的。在那种国民经济处于几近崩溃的局面下，任何改革都不会人们当时的利益，反而会带来或多或少的益处，因此，改革开放推进的阻力很小，迅速取得成效。

其他四国并非如此。波兰的工会组织非常强大，剧变前就推行“市场社会主义”政策，经济自由化的基础较好，是个“言必称法”的法制国家。但是工联主义社团过多的政治诉求，也导致了在推进经济自由化方面的两难处境。在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契合方面花费了较长的调适过程，这也避免了“黑箱操作”，防止少数人任意操纵私有化，防止了寡头的产生。捷克在“二战”前就是世界十大工业国之一，同时也有高度成熟的议会民主、共和宪政。在1948年实行计划经济后，60年代在世界工业国中排名落后到第12位，80年代更落后于巴西、西班牙和韩国之后，公有经济占96%之多。捷克受民主传统和左派平等传统的影响，一开始就选择了讲求民主和公正的激进的“休克疗法”，将国有资产以证券私有化的方式平分给国民。这种“大众私有化”的做法保证了“在起点平等的原则下产生最初的所有者，在竞争规则平等的原则下产生最终的所有者”，兼顾了公平和效率。当然，捷克经验并非完美，但都属于操作技术性问题，在大原则上保障了初始分配的公平，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休克中的福利国家”这种尴尬局面，后期还是通过减少保护，加速对外开放，解决了企业微观层面的治理难题，改善了企业经营效率。匈牙利的情况较特殊，作为一个农业为主，缺乏资源，人均负债最多的小国，虽然从60年代就开展了初级市场化试验，成为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引入市场机制的最早实行经济改革的东欧国家，但在70年代中期又重新回归了指令性计划的轨道上。作为转轨经济学较发达的国家，为了尽快解除外债包袱，匈牙利采取了“全卖不分”的做法，除了对作为国家支柱产业的农业加以保护，将小型企业出售给国民外，其他领域都对外资全面开放。匈牙利开始时采取“保守疗法”，转轨速度迟缓，后期不得不“休克补课”，冒着执政党内分裂、党外抗议的威胁，组建私有化与国家控股公司，规定其全部经费只能来自“私有化收入”提成，以促使其加快私有化进程，并激励其尽量提高卖价，有效地捍卫了国民（卖方）利益。对于那些无人认购的亏差企业，由该公司从私有化收入提成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拍卖前的增值改造”，提高变现能力和要价，最大限度减少了资产损失，增加了总的私有化收益。

作者对俄罗斯转轨的深入解剖表明，其失败之处正在于没有真正执行的原则，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化”。剧变前，俄罗斯经济深受政局不稳的纠缠，叶利钦后期在确立了权威之后，变成了守成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滋生了金融工业寡头集团。有人误以为俄罗斯转轨中存在的问题是来自国有资产以证券私有化的方式平分，事实正好相反。国家其实并没有把资产按原先承诺分下去，并非证券私有化，而是“自己人购买”。转轨之前，俄罗斯已经建立的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其私有化搞得是“野蛮的资本主义”（亚夫林斯基）。我们在这个前苏俄主体身上，看到的是根深蒂固的非民主政治、非市场经济的深刻烙印带来的不尽的创伤和苦难。俄罗斯至今仍未能走出威权主义的门槛，但令人欣慰地是，其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成型，仍在向前不断推进。

激进与渐进的悖论

纵观各国的转型实践，从推行的速度上看，有激进和渐进之分。从中东欧转轨诸国的情

况看，成败并非源于激进或是渐进。激进者如匈牙利、捷克，是成功案例，而俄罗斯和波兰却经历了重重磨难。激进这个词汇本身，也应该包含多重含义。如果仅指速度和效率，其实很片面。比如，俄罗斯，在缺乏公平和民主协商的情况下推进私有化，留下很多后遗症。而捷克、匈牙利、波兰的激进私有化速度也并不算特别快，中间经过了各利益团体的充分博弈和协商，避免了事后清算和重走回头路。

从事后可以总结出转型成功的一些重要因素。首先是改革共识和推动力，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成熟的利益群体，就无法形成有效的博弈局面，或者是一个利益群体独大的情况，都难以顺利开展转型。其次，能否坚持“起点公平，过程有效率”的原则，确保过程公开透明，各利益群体通过博弈实现公正和效率的均衡。

激进和渐进，其实是个伪问题。在我看来，中国式的渐进，并非真正的渐进。如果没有彻底改革共识，改革对象只针对存量和容易改的方面，没有下决心解决根本性的制度问题，这就谈不上是真正的转型，最多只能算是不彻底的改良。反之，无论中东欧诸国如何激进，留下了什么样的问题，至少他们的目标明确，立场坚定，敢于攻坚，这是战略层面。即便出了一些问题，也非关宏旨，可以通过战术上的调整逐步完善。中国始终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径，难免受到人们所说的“只愿留在原地摸石头，不愿意上岸”的质疑。处于改革深水区的中国，需要改革的系统性战略，在这个深度的水中摸石头，更可能遭受的是没顶之灾。我们无法套用其他国家的做法，但是显然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借鉴，完全可以找出适合自己的转型之路。只有一路向前，才能杀出一条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