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或许是我们回答最基础的教育问题的时候了：在知识型社会中，社会对教育、受教育者和教育者的要求是什么？德鲁克在他的著作《已经发生的未来》中这样告诫我们。

　　首先是责任。教育不能什么都传授；抱此期望会使教育陷入危险境地，正如近来美国高中的发展历程所显示的那样。但在西方社会中，教育必须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它必须使人甘于自我克制并勇于为社会行为承担起积极责任。这是社会对教育的第一个要求。

　　社会也必须要求知识分子将教育看作一种责任而非权利，教育越高，责任越大。社会必须要求知识分子做出承诺和贡献，秉持一种“我能奉献什么？”而非“我能得到什么？”的态度。

　　最后，社会必须要求教育者承担起责任。在知识型社会中，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占据着广受关注的和有着象征性影响力的职位。今天的大学教师非常担心“大众文化”。或许，他们更应该担心“大学文化”，因为它可能成为明天的大众文化。我不确定他们会发现它理应成为的样子。

　　在这个国家，人们最早的抱怨是：美国是“反知识分子的”。在这个国家，指责国家未能重视知识和教育，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教育体系有诸多不当，其最大缺陷在于它在所有事情上都浅尝辄止，而非深入地只做一些必要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反对或蔑视知识和教育，那么，为什么每个人都尽可能多地接受教育呢？为什么我们已经如此接近知识型社会呢（至少从数量是这样）？为何那些实业家、那些经营着大公司的商界人士如此慷慨地为学院和大学募捐和支持？为什么他们将那些各个知识领域的高等教育人才吸引到企业中并且大量地重用大学教授作为企业顾问？最后，他们为何对教育者如此深信不疑，将他们未来的管理决策大量地留给了教育者和他的决断与评定？“我们从著名大学的毕业班的前1/3中挑选我们的管理实习生”是今天非常典型的经济政策。这并未表现出我们对知识和教育缺乏重视。

　　但是，在这个国家，人们被责备未能尊重“知识分子”。这种责备不无道理。因为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经常遭到质疑——不是因为他的知识和教育，而是因为缺乏社会责任并自认为有特权地位。我们从未接受过笛卡儿式世界观——分裂于创造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我们接受基于贡献而非基于地位的主张。但是，欧洲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美国模仿者秉持笛卡儿式世界观，对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简陋而混乱的世界漠不关心。他也宣称有特殊的地位，实际上，他在现代世界中的特权和中世纪的“教士特恩权”（教士特恩权，又称教士特典，指在教会法庭上教士可以通过诵读一段《圣经》而免除罪行和惩罚。——译者注）相差无几，因为他关注的是“思想的事情”。

　　一个意大利朋友，也是一个彻底的“教授”式人物，最近对我说起一个时尚的罗马女主人，她把一位客人介绍成一位“天才诗人”，那是一位著名的律师，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翻译了法国的象征派诗歌，仅仅是聊以自乐。她还把另一位客人介绍成“著名的艺术评论家”；那是铁路管理部门的一位官员，当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曾发表过两篇关于现代建筑的文章。我的朋友继续略带轻蔑地谈论这位知识分子，那人还真把自己的工作当回事儿。“甚至是那位律师、医生或公务员，”他说：“尽管作为专家他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如果对他来说，他的工作比成为文学的、艺术的或别的思想的涉猎者更重要的话，那么他会被我们认为有点缺乏修养和思想偏执。”

　　美国人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肯定有其危险性。这会导致轻视观念的力量，会产生放弃未了解的事物的风气。但它并不是蔑视知识和教育，或蔑视具有知识和受过教育的人。这种观点只是认为，教育并非赋予个人特权而是给予个人责任，并非证明个人主张而是鼓励个人贡献。

　　在知识型社会中，必须要求职业教育家具备这种信念和责任。

　　我们必须从长远的视角看教育的功能。教育必须给自身的目标、严肃性和产品质量——知识分子的素质——树立高标准。这是社会对教育的第二个要求。

　　人们抱怨今天美国学校的标准在过去30年或50年里下降了，因为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大众教育。赞成和反对这种抱怨的证据有一些让人困惑——仅是因为人们并未在衡量标准上达成一致。但有两点很清楚。

　　第一点，不论发生怎样的教育水准下降，这都不是大众教育的结果。在没有扩大招生的地方，教育水准也在下降；而在几乎爆炸性地扩大招生的地方，教育水准却仍然保持稳定。不论出现怎样的退化，这都是教育者行为的结果：他们强调“调整”，试图在每个方面都蜻蜓点水，拒绝认真对待学生和社区，以及由此有意识地降低对教育的要求和期望。因此，教育水准的下降并非来自受教育者数量扩大的压力。最近几年，有些地方试图提高教育水准，例如，他们在英语教学中得到家长和学生的全力支持，并未因为学生人数的增加而影响他们在教学上的成功。

　　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不再有人试图提高教育水准，因为教育已经普及化了。公众的教育水准在持续上升，人们对下一代的教育期望和其自身的教育能力也在水涨船高。

　　有人认为大部分人——那些智商在100或以下的人——不具备上大学的资质，因此，要想普及大学教育必须降低其标准。这听起来似乎有道理。毋庸置疑，个体能力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就像在每一个工作和每一个等级中，有些人必须更努力才能做到，而有些人即便努力也根本做不到。同样毋庸置疑的是，高度竞争的压力不是教育的目的。经常有法国学生在中学毕业考试前自杀，这不是我们教育高标准的体现，这是野蛮的表现。

　　这仍然是一种谬论。如果我们在100年前或50年前知道智商测验的话，我们将会明确地认为大多数人不具备学习读写的智力水平，而人们普遍的识字能力必将摧毁小学教育。（这在当时的确是普遍的争论，尽管还没有现在的测验技术。）智商测验并非衡量某个特定的智力禀赋的潜能，按照惯例来说，它只是表明人们对某个智力禀赋期望达到的水平。

　　认为过去的大学教育仅限于少数的天才人物，这是一种错觉。并没有证据表明，有一个富有权势的父亲就意味着有一个更高智力水平的儿子。相反，有证据表明，家庭对知识和教育的支持和尊重对孩子——不管其智商如何——的学习能力会产生差别。例如根据纽约的历史记录显示，第一代犹太移民年轻人虽然过着极度贫穷的生活，却一如既往地尊重教育。在知识型社会中，广大学生在能力方面与早期的基于等级的教育体系下的学生是相同的，但他们有着更大的动力，社会本身也对学校期望更多。

　　学习禀赋的自然的不均等，可能在高等教育中要求替代的但却是类似的教育方式——甚至是不同的进步速度。但所有的教育方式都应该是高等教育，都应该有高标准。

　　要想提高任何庞大群体的水平，必须同时提高平庸者和杰出者的水平。今天只有杰出人物能做的事情，明天的平庸者也能做。今天看来是平庸无奇的表现，正是明天杰出者奔向成功的跳板。不管水平如何，二者之间的差距总是存在的。因此，在一种锯齿运动中，要想提高整体水平就必须使二者的水平都得到提高。

　　运动记录和医学教育及实践都证实了这一原则。今天的杰出医生与平均水平的差距，并不比150年前的杰出医生与那时的平均水平的差距要大，如乡村理发师的水平。我们所获得的医学进步，既来自杰出医学领袖能力的提高，也来自普通医学从业者水平的上升。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从杰出者的识字教育到大众教育——中也证实了这一原则。今天最聪明的学生当然并不会比苏格拉底眼中的“超级神童”费德鲁斯（Phaedrus）更聪明。不过，虽然我不确定费德鲁斯会否写字，但可以肯定他不会乘法运算。

　　然而，社会对教育的最重要的要求是：教育要树立一个关于完美的人、完美的生活和完美的社会的理想典范；教育必须树立一个关于什么是成功和失败以及目标和成就的崇高而纯粹的理想典范。

　　几十年前，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威廉·多德（William Dodd）博士，也是罗斯福总统派往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第一个使节，怀着极大的反感在日记中写道，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Goebbels）是一个有着博士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让多德吃惊的并不是戈培尔这个人，而是造就这个人的系统在价值观上的匮乏。他突然吃惊地意识到，他一生向往的德国的大学仅仅是在准备工作和职业罢了，而非体现对价值观的理想和追求。这的确是一种彻底的堕落；与多德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法国人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称之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叛逆”（La Trahison des Clercs）。

　　在知识型社会中，教育必须是美德的教育，教育的目标必须是创造出对美德的向往。倘若不是致力于培养“优秀的人”，教育将是低级的和玩世不恭的。在知识型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仅掌握高超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博学多识，收入丰厚，而且还拥有强大的力量成为一种威胁——如果不是成为怪物的话，除非他品学兼备。知识分子必须具有高尚的伦理观念，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没有不轨企图的奉献精神。他需要具备的精神价值观必须基于这样的认知：关于人的不可靠性和死亡性的，关于人的不完美性和孤独性的，以及选择一位真正的或虚伪的雇主，这既是一种自由也是一种责任。

　　到目前为止，这一讨论并非是要对建立知识型社会做出判定。知识型社会是一个社会臻于完善的必由之路。成就知识型社会是每一个想在经济、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上保持竞争力的国家的必然选择。这也是每一个欠发达国家谋求进步的必然选择。必须大力优先发展知识型社会及其需要的教育体系。争论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社会或哀叹它所存在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毋宁让我们小心避免教育需求不足。

　　但在做出结论的时候很可能有人会问：知识型社会是美好的和令人向往的吗？

　　当然，知识型社会充满了困难、疑虑甚至极大的危险。尽管人们怀疑人类的幸福是否取决于高等教育或人类的成就是否取决于毁灭人类的能力，但他们并非就必然地成为反知识分子的人。教育的扩张正好发生在这样一个时期，知识本身正在成为一种威胁，掌控知识成为一个抽象的和精神的问题。未来20年中，我们大学的招生数量将会扩大1到2倍，这本身就会提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们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智慧和勇气吗？这当然需要艰难的工作，需要摒弃古老而珍贵的习惯和传统。如果我是一所大学的校长，我的感触会和一位罗马主教在蛮族入侵时的感触相似：蛮族是上帝对帝国罪恶的公平而必然的惩罚；他们是基督徒或者是接纳真正信仰的人，然而他们将要洗劫熟悉的城市。这位主教或许已经只身离开并祝福入侵的主人，但是，我恐怕他的心还徘徊在古城中。

　　毕竟，新的知识领域已经开辟。在这里，教育、教育的价值观和教育的价值已经深入人心。在这里，人们在挣脱铁的规则和获得的解放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一铁的规则数百年来剥夺了除极少数人以外的所有人学习知识的权利。在这里，前途一片光明，我们要高瞻远瞩，勇往直前。

　　本文摘自德鲁克著《已经发生的未来》

　　德鲁克自诩为社会生态学家。我们认为，德鲁克不仅是管理学教父，他还是不折不扣的社会生态思想家，其实他还是了不起的小说家。追随德鲁克，一定要读东方版德鲁克，深刻领悟“大师中的大师”的社会见识和对人性的洞察力。

　　东方出版社德鲁克作品一览

　　适合于德鲁克粉丝日常诵读的四本德鲁克经典思想

　　《卓有成效的工作管理》

　　《卓有成效的社会管理》

　　《卓有成效的组织管理》

　　《卓有成效的变革管理》

　　德鲁克社会生态学著作

　　《变动世界的经营者》

　　《后资本主义社会》

　　《养老金革命》

　　《已经发生的未来》

　　《德鲁克看中国与日本》

　　《管理新现实》

　　 德鲁克生前仅有的两部小说

　　《行善的诱惑》

　　《最后的完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