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经济“奇迹”有两个特点：一是外向型，由于多数人口（黑人）消费能力低下，南非长期“内需”不足，利用外资、开辟“外需”是南非“奇迹”的特征。1957年-1972年间，南非经济增长的40%得益于外资。高速增长时期的南非，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都领先于GDP而呈 “超高速”增长：贸易顺差，1950年为1.43亿美元，1980年激增为74.30亿美元，以后才随“南非模式”的危机出现下降。资本项目顺差，1965年为2.15亿美元，1982年达23.66亿美元，17年里年均增长达15.2%，但种族隔离制度出现危机后就急剧下滑，1985年后出现了负数（资本外逃）。此前，南非依靠“经济全球化加低人权优势”成为世界投资利润率最高的地方之一。1979年美国在南非投资的平均利润率达18%，而在发达国家投资平均利润率仅13%，在发展中国家也仅14%。

　　 二是南非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先于经济增长。由于“低人权优势”，南非国家可以随意圈占黑人的土地，这是绝大多数民主国家做不到的。因此南非得以大量占地，修建基础设施。如南非的人均汽车拥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但其高速公路的建设却领先于多数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其里程一度仅次于美国、德国，而居世界第三。

　　 “南非奇迹”主要富了白人，但南非白人经常以“南非黑人的生活水平高于这个大陆上任何地方（的黑人）”来为自己辩护。这种说法当然掩盖不了白人与黑人之间触目惊心的收入差距和经济不平等，更不能替当局剥夺黑人政治权利和其他基本公民权利的恶行遮羞。但仅就这句话本身而言，应该说也是事实。持续经济增长使得哪怕是在这种体制下受欺负的黑人，生活也在提高：纵向看，他们比以前要好；横向看，他们比周边那些黑人掌权的邻国，大众生活水平也高出一截。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南非多年来一直是周边各国，尤其是莫桑比克、马拉维、斯威士兰、莱索托、津巴布韦等国大量黑人劳工的打工地，其数量占这些国家劳动力的很大比重，甚至更远的坦桑尼亚与赞比亚也有在南非的打工者。尽管南非这些外籍黑人的待遇还不如南非本国黑人劳工，但显然他们在南非的收入要高于在本国，否则他们不会来。

　　 在种族隔离时代，南非黑人占人口的3/4，个人收入只占1/4。1982年，南非全国白人雇员月均工资1073兰特，黑人雇员278兰特，两者之比为3.9:1；1987年白人1959兰特，黑人593兰特，两者之比缩小至3.3:1，黑人工资增长了113.31%，白人工资增长了 82.57%，但绝对差距却由1982年的795兰特扩大为1987年的1366兰特。这些数据表明：种族隔离前期，随着歧视的严重，白黑差距无论相对值还是绝对值都在扩大，其中相对值差距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最高。此后，由于黑人抗争与国际压力的作用，相对差距在逐渐缩小，但绝对差距还在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