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安康的西域乐舞和戏曲
李厚之
有汉一代，乐舞是同杂技一起表演的，被称的“乐舞百戏”，平利县锦屏出土的“宴饮百戏”画像砖上，就有张开双臂飞刀的杂技和腾跳于盘鼓之上的舞蹈。也有神秘的幻术。前者透露出杂技向舞蹈演变的轨迹，如“盘鼓舞”只有一个人表演，还没有乐队和伴舞。安康的另一种舞蹈形式是楚舞，主要表现在画像砖上的“建鼓舞”，这种舞蹈以建鼓作为舞器，舞者作各种舞姿以击鼓。锦屏画像砖上的建鼓舞，在悬挂起来的建鼓旁，有身穿长袖舞衣的两位舞者，分立于鼓之两端，一左一右作扑步，左舞者屈右臂于右上侧；右舞者屈左臂于左上侧，舞姿极美。以上所述舞蹈都是汉代常见的本土舞乐，研究和考证的文章很多，故略述如此。唯魏晋南北朝时期，安康发现的西域乐舞，虽有另星披露，但知道的人甚少，更谈不上研究考证，因此大有必要列入专题进行探讨。
1983年春季，一个完全具备地域特征的陶俑群，从汉滨区长岭南朝墓中出土了。其中就有著名文物研究专
与此同时，展现西域乐器的乐队也相继被发现，汉滨区张滩镇奠安村，一座东晋升平元年(357)纪年墓中，出土了一块模印“骑吹”阵容的画像砖，五匹缓缓行进的骏马上，坐着五个深目高鼻，满脸髭须的胡人，分别吹奏着觱篥(俗称长管、笳管)、排箫、横笛和敲打铜钹，这些具有西域特征的乐器，显然两晋时已传入安康。有乐就一定有舞，所谓“载歌载舞”，二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以1986年5月，安康水电站库区考古队在紫阳宦姑滩小腊烛园的一座北魏和平二年(461)纪年墓中，出土了一套乐舞伎铜带版就不足为奇了。带版是束在腰间革带上的饰物，共发现六块，其中一块为长方形，上面铸造女性舞伎一人，头戴流苏珠翠头饰，身上缀着缨络，窄窄的袖口，裸露的前胸上乳房突起，在环绕的飘带中，舞者高举双手，右腿吸起，赤着左足尖立于圆形舞毯上，旋转起舞。另外五块为方型，上面所铸造的五人为乐部，乐器有曲项琵琶、笙簧、羯鼓、腰鼓等(其中一块人物蚀空，乐器不明)。此五人一律胡服，敞胸坦腹，盘腿坐在舞毯之上，或弹奏、或鼓吹、或打击，形态各异；有高鼻深目，虬髯箕张，奋力弹拨琵琶者；有双目圆睁，两腮鼓起，聚精会神吹笙者；有高鼻深目，卷须垂胸，心不旁鹜的击鼓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此种舞蹈，据
关于胡旋舞的跳法，南北朝时的情形除了带版上所见舞姿外，没有更多的资料。萧梁时有个叫周舍的人，写了一首《上云乐》，从曲辞中知道有个叫文康的西域舞者，领着一班乐工和舞伎来到江南，给梁的朝廷表演歌舞，其中就可能有胡旋舞。到了唐代，这种舞蹈十分流行，而且为士大夫们所热爱。白居易《胡旋女》诗中就对此有具体的描写：“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巳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形容与胡旋舞相比，那飞奔转动的车轮和急遽旋转的旋风都显得太迟了。“而且一跳起来，旋转的圈子很多，左旋右转不知道一点疲倦，千匝万周猜不透什么时候才能跳完”(费秉勋《中国舞蹈奇观》)。据唐人杜佑《通典》介绍：这种舞蹈伴奏的乐器主要是各种鼓，有羯鼓、正鼓、腰鼓、铜钹和笛子、琵琶。与紫阳县出土的乐舞带版上的乐器基本附合。
这套乐舞铜带版的发现，无论从音乐舞蹈方面，还是南北朝时期汉水流域的开发开放，都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们的兴趣，韩国和日本国一些学者们在著述中多次引用，认为是研究西域舞蹈传入中国而又被中国人吸收改造的见证，也是汉水流域人民对外来文化持包容态度的见证，并从中看到僻处大山深处的安康人以极宽广的胸怀，接纳一切外来事物的精神面貌。正如国内外学者们所认同那样，带版上舞伎虽然作胡旋舞造型，但其区别恰巧在于舞者高举双手而成“虎抱拳”的舞姿，流传于魏晋时南方的《白纻舞歌》，曾这样描写“白纻舞”的动作：“轻躯徐起何洋洋，高举两手白鹄翔。宛如龙转乍低昂，凝眸善睐容仪光，如推若引留且行，随世而变诚如双。”带版上的舞姿定格，俨然就是《白纻舞歌》描写的形象留影。完全是中国南方的白纻舞融合了西域胡旋舞而加以改造出来的更生动的舞蹈造型。
乐舞带版上的胡旋舞和青瓷壶上的胡腾舞，都是同一时期的遗物，尽管出土地点相距几百里，但所反映的舞蹈动作却十分接近。乐器上除典型的中国笙外，更多的还是西域乐器。如：曲项琵琶，东汉末才从西亚美索不达米亚传入，最初的形制是腹小，项长而直。安康所见之曲项琵琶显然经过改造，变革成项短而曲，更适应携带伴奏。这种乐器出自印度，大约在南北朝初期传入中国，演奏的方法是横抱而不是象今天竖抱，就同带版上所见到的一样，后来其形制不断得到改造，除参照中国阮咸增加了柱位之外，由四弦增加到五弦，演奏也是用拨子改为手弹，大大丰富了演奏技巧，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到了北周时，西域乐器笳管(觱篥)就已被利用为导引开路的工具，山南豪族安康人李迁哲，天和三年(568)年进位大将军，率金(州)上(庸)等诸州兵马镇襄阳，据《周书》载：“迁哲性爱华侈，能厚自奉养，妾腾至有百数，男女六十九人，缘汉江千余里间，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处其中，各有僮仆侍婢，奄阍守之。迁哲每鸣笳导从，往来其间，纵酒饮燕，尽生平之乐。”这种笳，就是笳管。可见安康人在改造和利用西域乐器方面，是身体力行的。
以上是六朝时的西域乐舞，至于戏曲方面，北周大定年间(581)就有了专业演员。唐武宗朝宰相牛僧孺所撰《玄怪录》中，有一篇叙述安康伶人刁俊朝的奇闻异事。说的是北周大定时，安康有个演唱各种角色故事的艺人，他的妻子是巴山一地的女子，项下长了个瘿瘤，初若鸡卵，越长越大，其中并有琴、瑟、磬、埚、篪之响，细而听之，若合音律，泠泠可乐。全家人十分害怕，于是刁俊朝应妻子的请求，决定用刀将瘿瘤割掉。而在他挥刀将及妻面时，瘿瘤忽然四分披裂，从里面跳出个大猴子。后来，猴子从凤凰山神处求来灵膏，治愈了刁俊朝妻子项下的疮口。
这故事听起来荒唐，但它却说明了如下问题，北周时的安康县在今汉水中上游的汉阴和紫阳两县接壤一带，至迟在公元581年左右，这一带就有了以扮演各种角色故事的专业演员。因此，作为一个艺人，刁俊朝应是安康一地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闻名戏曲表演者。而其妻巴妪，无疑是个会多种乐器伴奏的女人。只是由于严重的地方病———瘿瘤，折磨得她痛不欲生。如此认识并不荒谬，这是因为历史上的许多玄怪故事，无不是通过幻想的三棱镜折射，而曲折地反映出现实的真实生活。我国著名学者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争频仍，长期处于分裂割据局面。为了寻求相对安静的环境，北方和中原人口，以及进入北方和中原的西域人纷纷南迁，安康地区作为南北交通孔道，社会相结安定，因此就成了各族人民迁徙的理想之地。上面说的山南豪族李迁哲，祖籍陇西狄道，其高祖李景于东晋末避地安康，遂成安康仕族；隋代国子祭酒，音乐理论家何妥，祖籍西域，被称为细脚胡人，其父也在南北朝时通商来到安康，而成金州西城望族。正由于如此，各族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并产生具有时代特点的地方文化，而且留下极其珍贵的遗物，就是很自然的现象了。这无论是汉滨区出土的“骑吹”画像砖和乐舞俑；白河出土的“胡腾舞”纹青瓷壶，还是紫阳发现的乐舞伎带版，都证明了安康地区的乐舞戏曲历史是十分悠久的。
注：这篇短文是根据作者原稿《西域乐舞和安康伶人》改写。改写过程中参考了
(作者单位：安康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