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作家，不是演员”，作家莫言最近这样回应那些批评他不愿表达政治立场的声音。莫言说，自己不像君特?格拉斯那样的作家，“我敬佩他和其他有表述能力的作家投身公共辩论，但我没有这种能力。坦率地说，我害怕在人面前亮相。”

　　自从去年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批评莫言在现实政治面前“不说话”的声音从未止息，有太多人站在道德高处，气势汹汹，排山倒海，不断例证莫言在“体制内作家”身份包裹下，曾经种下过太多“错失”。此次莫言以“没有能力投身公共辩论”来回应，在我看来，也算是一次较为系统全面真实理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了。

　　还是先看看莫言的回应——他主动承认说，“我曾为了自己的前途，催促我的妻子去打胎。我是有罪的。”；他还将自我批评指向 “文革”经历，并坦诚除了作为那场运动的受害者，自己也是“作案者”’，以红小兵身份批斗过老师，当时嫉妒别人的成就、才华和运气。”；他强调自己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出于虚荣，想炫耀自己的书法。

　　这就是反思，这就是自我批评，而且，对那些舆论焦点问题不回避，不排斥，本身也是一种勇气。而我更愿意围绕莫言的表达困境，来谈谈我们为何会失去公共辩论的能力。

　　在我看来，莫言绝不是属于那种“不介入政治”的作家，我也不认为莫言的作品没明确的立场。我深深地觉得，莫言是一个难得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批判和反思，更多的体现在他的作品中。莫言也说，“发表政治声明，对我来说很难。我的政治想法是很清晰的，大家都能在我的书里读到。”

　　“没有能力投身公共辩论”，或许就是莫言说的难处。一个作家，面对公众的日常表达，当然是一个切口，可以探视到很多价值取向与社会立场。也正因如此，对于喜欢的作家，我不仅仅看他怎么写，也特别关注他怎么说。写得好，说得又好，当然很好。比如，莫言提到的君特?格拉斯，演讲表达能力就极好。还有批评莫言的赫塔?米勒，他在太多接受采访不经意的表达，都经常透露出艺术与思想的光芒。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在公开场合的表达，的确要逊色太多，很难体现出他的艺术与思想的力量。可以说，缺乏公共辩论能力，是莫言获得诺奖后反而受到很多质疑的原因。

　　当然，很多人肯定会强调，莫言不是缺少能力，而是缺少勇气担当，缺少公共情怀。特别是拉出莫言的“体制内身份”，亮出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官方头衔”，来做出他缺乏独立性的判断。这样的指摘，也的确激起了一部分人的共鸣。问题是，在强大的体制面前，以普通人性的视角来看待，以道德律己而不是律人的立场来看待，我们真的有足够地理由苛求他人必须去以那些简单地生硬的“表态式”话语，去进行那种仪式化的决裂或追随的宣誓吗？勇气是好东西，好勇斗狠完全不是东西。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尊重一个人的文化选择，首先就要尊重他人表达文化立场的方法。

　　更何况，在中国，缺乏公共辩论的能力，的确也是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一种障碍。从历史来看，中国社会也不像西方，在公共辩论和演讲方面，为知识分子理性辩论积累太多的经验。中国知识分子更擅长于文字交锋，或是明喻，或是隐喻，或是暗讽，这些都可以通过鲁迅文章去体会。在现实的公共空间，知识分子发言机会很少，也未能形成不断进行公共辩论的生活方式。人们看到太多文化立场的争议，到最后甚至由“文斗”变成了“全武行”。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很愿意选择通过作品表达立场，而不愿意把时间花费在公共辩论。

　　不愿参与公共辩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公众的公共理性不足。有太多的论争，到最后谈得不是问题，而是主义。非左即右，非对即错，非黑即白，最后很难形成共鸣。现在，莫言在文革面前懂得反思，进行自我批评，而还有太多的人仍然不懂政治偏要往政治旋涡里凑，扛着道德大棒逼人像表态发言的做法，这本身就是掉进文革思维，也进一步剥夺他人理性进行公共辩论的空间。

　　最后，我们也不必回避人性的自私，更不必绕开体制与管制对个体的束缚与钳制。事实上，几代人经历的权力压制，从某种意义上也都深深地改造了我们的人格，扭曲了我们的人性。越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每个人都更应自醒，更应该懂得自我反思，站在更加理性与宽容的文化立场，来不断增强我们进行公共辩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