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沈的陕南山居生活与童子功” 

丁　文

    参天大树长于深山老林，摩天大楼建在大都会，一切都以环境为转移。杰出人才的诞生其实也是环境的产物。俗语云：高山出鹰鹞，深海出蛟龙。就是这个道理。
    北大“三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是三颗耀眼的明星，考量“三沈”的研究，总体而言，研究者比较重视探索“三沈”的学问、人品，却忽视了明星诞生前夜的艰难历程，所以他们眼中只有“北大的三沈”，竟不知“三沈”漫长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陕南汉阴度过的。不仅全国学界对“三沈文化”的源头有些模模糊糊，就是安康学人也不大知道“三沈”与我辈有“同乡之谊”，竟将“引以自豪”的事白白浪费了！质言之，研究者们瞩目的是原子裂变的辉煌，忽略了原子能量聚集的漫长过程，所以就有“研究空白”一说。
英雄不问出处，是指用人而言，若要研究英雄的成长过程那就要问出处了。
    少时曾长期生活在“三沈”身边的沈尹默先生的外孙、西安美院著名油画家谌北新教授说：“汉阴是典型的中国山水，这里真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三沈’兄弟姊妹当年常常跋涉在陕南青山秀水间，是这方水土养育了他们。汉阴质朴的民风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很鲜明，汉阴厚重的人文环境铸就了他们的沉稳个性，包容万象的学养。”
    有网文说：“汉阴时期孕育了‘三沈’的整个思想文化基底。……温馨融洽的骨肉手足情谊，健全的家庭教育，几乎形成其平和淡泊的性格。此时诗词及书法兴趣的培养，更是其艺术生命的源头。”“汉阴地处秦头楚尾之汉水流域中部，是文化过渡的杂交地带，秦岭褶皱里醇厚湿重的传统、叛逆、诡谲、隐逸和神秘气息，对三沈之选择古玩、文物、碑拓等文字学或者考古研究，无疑具有渗透意义。”
另有网文说：“三沈”离开汉阴后乡音无改。有一次，毛泽东同沈尹默先生交谈时，问及沈先生口音听上去不似    南方口音。沈先生原原本本的谈到了他的出生地和青年时代的学习生活，毛泽东听后疑问顿解。沈先生还在他的诗文中多次谈及汉水之地他生活的秦巴山水。
    汉阴县宣传部王涛论述沈尹默先生时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当代著名学者、诗人和杰出的书法家沈尹默，1883年6月11日诞生在风景如画的陕南汉阴山城，并在这里度过了20年的青少年时光。汉阴时期是沈尹默先生艺术人生长河中源头性和关键性的发展阶段，是其书法艺术及文化结构的奠基时期，汉阴自然人文环境的影响和所受教育，决定了沈尹默一生的事业追求和建树。源远流长的汉水文化，雄奇秀丽的秦巴山水，南北交融、东西荟萃的移民文化，加之书香世家的严格陶养和温馨融洽的骨肉亲情，形成了沈尹默平和淡泊的性格，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不激不厉的个性特征，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和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此时诗词和书法兴趣的培养，更是其艺术生命的源头。”
“三沈”自己是怎样看待他们在穷乡僻壤居住的这些年月呢？沈尹默先生作于1957年4月4日的《自述》文字不多，但对“汉阴时段”的生活回忆内容周详，一往情深。他用那如椽巨笔饱蘸乡情浓墨重彩地写道：“我出生在陕西兴安府属之汉阴厅（1883年），一直到24岁才离开陕西，回到故乡来，住了三年。……我幼年在家塾读书，父亲虽忙于公事，但于无形中受到薰育。定远原是僻邑，而官廨后园依城为墙，内有池亭花木，登高远望，则山野在目，河流湍急有声，境实静寂。每当课余，即往游览，徘徊不能去。春秋佳日，别无朋好可与往还，只同兄弟姊妹聚集，学作韵语，篇成呈请父亲，为评定甲乙。山居生活，印象至深，几乎规定了我一生的性格。直   至21岁，父亲见背，始离山城返居长安，不久，即赴日本留学。”
    1944年季春，沈兼士先生途径陕南入蜀，目睹熟悉的山水，遥忆当年，感慨万千地写道：“童年随宦汉中，山城花事极盛，与诸兄姊家塾放学，颇饶嬉春之乐。夏浅春深，徜徉绿荫庭院，尤爱听鸠妇呼雨之声。丧乱之余，旧游重记，偶闻鸣鸠，不胜逝水之感。（诗云）漠漠轻阴欲雨天，海棠开罢柳吹绵。鸣鸠有意惊春梦，唤起童心五十年。”时人评价沈士远说：“人却顶是直爽，有北方人的气慨。”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云：“他（沈士远）最初在北大预科教国文，讲解的十分仔细，讲义中有一篇《庄子》的《天下篇》，据说这篇文章一直要讲上一学期，这才完了，因此学生们送他一个别号便是‘沈天下’。”庄子文曰“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这就是著名的汉阴丈人的故事，源出《庄子·天地篇》。文章塑造了一个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反对改革的“抱瓮丈人”的形象，表达了作者提倡素朴和返朴归真，体现了他追求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抱瓮丈人并非全无是处，人生在世不能没有“机心“，但过多投机取巧之心也难成大器。庄子说：“机心存于心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沈兼士与其兄弟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堂堂正正地做人，正是吸取了庄学的积极方面，获得了深厚的“定力”，而这正是学人必须具备的内功。沈士远是庄学专家，为什么他选择了“庄学”？这与他所生活过的地方有庄子文化的影响亦不无关系。
    “三沈”在汉阴成长为栋梁之材不是偶然的，清嘉庆年间汉阴文人蓝田玉在《魁星楼记》一文中说：“汉邑居四山之中，龙冈北枕，凤岭南屏，月水绕城三面，如带斯环，如珠斯抱，览形胜者咸谓：‘其山崔嵬嵯峨，其水回流扬波，其人必磊落英多。’考诸前辈，或款悟夙成，或学业独富，经明行修者不胜指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地灵”而“人杰”。汉阴清道光丙午（1846）进士茹金，任过山西壶关、四川乐山知县，著有《衣江宦迹录》。其《修丈人亭并灌台碑记》有过类似的论述。该文赞扬汉阴丈人“抱瓮灌园耻为桔槔”的守旧行为是“卓然葛怀遗风”，将食古不化的汉阴丈人称之为隐逸于山野的“高尚士”，其是与非姑且不论，他对汉阴诞生非等闲人物原因的认识倒颇有见地。他说：“夫江汉曾被文王之化，终南上接太乙之精，当春秋时岂无高尚士潜生其间！”也就是说，汉阴能诞生杰出人物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优秀的古代周秦文化对汉阴有过深刻的影响，古文化积淀厚实；二是自然条件优越，在终南山（秦岭）下，而终南山是道教名山，上接“太乙之精”。《史记·天官书》云：“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所谓太乙，天帝之别名也。换句话说，汉阴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地理的优势得道教风气之先。汉阴人才的成长与道教文化的辐射有莫大关系。
    “三沈”青少年时代在汉阴过的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生活呢？沈尹默称之为“山居生活”，这是十分贴切的。唐代诗人姚合，宋代文学家陈师道，唐代开禅宗南岳一派的大宗师怀让，道教南派祖师爷张伯端，这些光照千古的优秀人物都曾领略过陕南的“山居生活”：所谓“簿书岚色里，鼓角水声中。井邑神州接，帆樯海路通。野亭晴带雾，竹寺夏多风。溉稻长川白，少林远岫红”（姚合《金州书事寄山中旧友》）；所谓“随地栽花藏素志，倚栏咏月隐幽情。推窗但见烟云渺，就榻犹闻鸟雀声”（赵世震《隐士高踪》）；所谓“邑民出作入息，耕食凿饮，熙熙然于不知不识之天”（张大纶《重修县志记》）———
这样的山居生活曾使大诗人姚合呼朋引类，招徕诗坛好友无可、方干等人不辞数千里跋涉之苦远道来游。“云泉终是等闲身”（周贺《赠姚合》）的诗人自己也得其所哉；
    这样的山居生活曾熏陶了宋代文学家陈师道，20岁的他随父宦游来安，虽然此地“庐舍敝陋，市肆落寞”，“山林四塞”，但还是寻找到了“山川之美，临观之乐”，从而“气血和平，遽然而笑，栩然而歌，超然而忘归”（陈师道《忘归亭记》）；
    这样的山居生活使进入佛门的怀让大师获得一颗平常心，认为佛也是普通人，还是要饥来吃饭、困来睡觉。他以平常心去参悟佛理，突破佛与普通人之间的文化壁垒，提倡无心的佛法，强调心即是佛，我即是佛；
这样的山居生活使宦海浮沉的张伯端认识了生命的真谛，认识到了人生意义之所在。他变得淡泊，“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问我蓬莱路，云在青山月在天”，从而真正成为一个返朴归真的道者……。
这样的山居生活对“三沈”的成长究竟有什么作用呢？诚如沈尹默《我的自述》中所言：“山居生活，印象至深，几乎规定了我一生的性格。”谌北新教授也说：“现在很多研究者不清楚‘三沈’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三沈’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大课题。其实，‘三沈’的学问、思想、为人、性格乃至衣着习惯等等都是从汉阴来的，是汉水文化养育出来的，是严格的家教熏陶出来的，是多年的‘童子功’练出来的。没有在汉阴多年练下的‘童子功’，‘沈天下’（沈士远）、沈尹默和沈兼士一入北大就讲历史，讲哲学，讲文学，一讲一学期，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二十年，那能现蒸现卖吗？……”
    谌北新教授所说的“童子功”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如修炼“成功者的个性”，知识的积累，人品、学品、书品、诗品的陶冶，这些至关重要的“筑基工作”皆成就于陕南的山居生活。
“三沈”所走过的路是中国古代社会造就精英人物的成功模式。一般的程序是先大隐于山林，或则大隐于市，大隐于朝，为了避免外界的干扰乃至隐姓埋名，如此下去经过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刻苦修炼陶冶，待到炉火纯青，然后寻找时机“浮出水面”，通俗的说法叫做“出山”。“出山”干吗？不外乎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博得个青史留名，实现人生的价值。如诸葛亮就是典型范例。这个人生的全过程简单说来就是“沉下去，浮起来”，或者“走进来，走出去”。
    “三沈”人生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我称之为“汉阴时段”和“北京时段”。父亲见背，“始离山城返居长安”，这就结束了历时20余年的“山居生活”，然后又去北京发展，由“汉阴时段”过渡到“北京时段”。“始离山城返居长安”可以说这是“三沈”人生的一大转折，假若压根儿不迈出这关键的一步，那么历史上就不会有举世闻名的“北大三沈”，也许“三沈”会永远埋没在汉南四塞之地。
“三沈”的父亲沈祖颐是清光绪年间来安做官的，清顺治年间也有一个姓沈名天祥的人在旬阳出任县令，二人同姓、同级别也同是浙江老乡。沈天祥因不忍遭害百姓损私肥公而“困于官”，任期满后竟穷得无返乡的路费，王梦爵《名宦沈公墓碑记》中说他“家属贫不能归，遂家于旬阳”。沈天祥的后人就没沈祖颐的后人那么幸运了！碑记说：“沈氏支庶散居兴安、石泉之间，其守祧于旬者穷困躬耕，殆过于优孟。”假若沈天祥的后人亦如“三沈”一般的有才，亦如“三沈”一样目光向外寻找新的舞台，也许不会如此穷困潦倒、默默无闻了！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不是至理名言，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心大舞台不大，他所处的位置、所生活的环境限制了他的发展。例如为“三沈”提供“山居生活”的安康，自古以来是培育人才的地方但也是限制人才发展的地方。那个清代汉阴人蓝田玉解释这方沃土埋没人才的原因是“地脉限之耳”，其实是指陕南山居生活的不足之处。此地虽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但“造物留缺陷”（蓝田玉语），环境闭塞，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利，信息不畅，社会生活缺乏活力，人才的生态环境萧条冷落，缺乏竞争机制和内在的驱动力。“三沈”其所以没有重复陕南诸多杰出人物的历史悲剧，是因为审时度势果断地告别了得益匪浅的“山居生活”，如雄鹰飞上蓝天展翅翱翔，终于实现了人生成功地跨越。因此我要说：“三沈”的学问固然值得研究，他们的成才之路也值得世人深长思之。

（本文资料来源：丁文《安康艺文大观》和部分有关“三沈”的网站）
（作者单位：汉滨区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