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天津水师学堂
皮后锋
摘要：1880年8月，严复因专业造诣出色奉调天津，参与筹建天津水师学堂，修订学堂章程草案。旋任驾驶班洋文总（正）教习，主持本专业日常教学管理，并作为把关教习执教驾驶第一班，参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课程教导诸生，成效显著，奠定了该学堂在全国同类学校中的领先地位。此外，学堂创办之初，严复还广泛参与学堂招生及选聘外国教习等事宜，1886年一度代理总办之职，是仅次于总办的核心人物。严复1889年晋升会办、1893年升任总办，全面参与和主持学堂教学管理，勤于职守，多次受到上司肯定与朝廷表彰，为该学堂以至中国近代海防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严复；天津水师学堂；洋文总教习；洋文正教习；专业素质；教学水平
有关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的活动，以往有不少论著对此进行了探讨，而主要由于史料所限，其基本概貌始终模糊不清。近年，探讨这一问题的论著逐渐增多，学者们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文拟就严复初莅北洋的职务与仕途、职责与权限、专业素质与教学水平等问题略陈管见，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严复初莅北洋的职务与仕途升迁
严复1866年考入船政学堂学习驾驶，1871年“考取一等毕业”［1］。1876年，李鸿章根据吴仲翔、吴赞诚的推荐，一度将其调往天津当差［2］。1877年，严复奉派赴英国留学。一年后，严复被遴选为海军师资人才而得到重点培养，比其他5位留英同学多学
了一学期（1878年10月－1879年6月）的专业理论课程，期间“考课屡列优等”［3］1879年，严复“考取头等毕业”［4］。大约1879年9月底、10月初甚至更迟，严复自英伦归国，回母校船政学堂任教。因留学经历特殊，严复的专业造诣在当时国内人士中显然已
是稀缺资源，前留学监督、驻德国公使李凤苞不断向李鸿章推荐：严复堪充教习，由此，留学归来的严复更为李鸿章所重视。李鸿章认为，相比于其他留学生，严复“学业却能深造，以充学堂教习最为相宜”［5］。
1880年初，李鸿章谋划在北洋仿设练船学堂，拟俟所聘英法两国水师官到任后次第创办。李鸿章认为，严复可以替代洋将胜任此差，而担心船政大臣黎兆棠未必肯放人［6］。同年4月初，闽籍翰林院侍讲陈宝琛也向李鸿章推荐严复，赞其“器识闳通，天资高朗”［7］。李鸿章遂正式向黎兆棠商调其久已属意的严复来津执教，黎兆棠同意放人，但严复不能马上到津［8］，允诺俟夏间学生出洋后再饬令严复赴津［9］。同年4月28日，李鸿章复函黎兆棠，对其允诺“感盼之至”［10］，表达了希望严复早日赴津的
急切心情。
1880年8月19日，李鸿章为就近培养水师专才，奏设天津水师学堂，最初仅设驾驶学堂。1880年8月26日，严复在天津禀谒李鸿章［11］，参与筹办学堂事宜。
在具体讨论严复初到北洋的职务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天津水师学堂的体制，并略为讨论高文、罗丰禄二人与学堂的关系。1881年3月5日，《申报》发表了天津水师学堂最早的章程，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学堂体制与人事配备预案：学堂应设正副监督二员： 正监督总管稽查，约束照料学生，请饬刊〈刷〉，监督水师学堂木质关防发给， 为具领经费、造送销册盖用，以专责成；副监督专司经费出入，及购置、收发书藉〔籍〕、器具，支发师生火〔伙〕〈食〉，促丁役、工食等事。司事一名，随同副监督管理、买办零件、抄写报册。洋文教习二员，一正一帮， 学童收至五十名外， 再添洋文帮教一人；正教习除授课外，掌定课程与各班黜陟赏罚。汉文教习三人，专课汉文。［12］
另据《天津水师学堂续订章程》可知，1882年5月增设的管轮专业也配备有洋文正副教习等教职人员；又据《北洋水师练船章程》，练船设有洋教习四员：练船正教习（领袖全船）、枪炮教习、帆缆教习、测算教习［13］，也属于天津水师学堂的一个组成部分。
包遵彭先生据海军部旧档《天津水师学堂事略稿》，叙述该校体制如下：
驾驶学堂，计设总办一员、监督一员、正教习一员、副教习无定数、文案一员、操教习一员、司事一员、汉文教习一员、医官一员、书识二员、洋号手一名、洋鼓手一名，三班学生数额设一百二十名。管轮学堂，计设总办一员（驾驶学堂总办兼理）、监督一员、正教习一员、副教习无定数、司事一员，其余均由驾驶学堂兼理，三班学生数额与驾驶学堂相同，设一百二十名。［14］
《天津水师学堂事略稿》所载与学堂章程略有差异，如原拟设副监督一名，实际可能未设。学堂章程并非一成不变，而《天津水师学堂事略稿》系李照坦［15］、郑伦、汤文城、薛昌南等人同辑，其中后三位可以确认为该校毕业生，这些亲身经历者有
关人事配制的叙述应当更为准确。
包遵彭先生也记载，天津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为洋员高文［1６］，不少论著沿用此说。其依据可能是李鸿章报销光绪七、八两年北洋海防经费之奏折所云“水师学堂总教习洋员高文，薪水、川资银一万八百三十八两七钱九分”［1７］。令人困惑的是，收录天津水师学堂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往来公文的《北洋纪事》第十本这一重要档案史料显示：该学堂并未设置横跨驾驶、管轮两个专业之上的“总教习”，而且从未提到高文其人，高文与天津水师学堂究竟是什么关系，目前仍然是个谜。尽管如此，由于近代史资料尚未见底，李鸿章的奏折似不宜轻易否定，这个问题只能留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郭嵩焘1884年10月7日日记云：“罗稷臣充天津水师总教习，严又陵充天津水师营务”。［18］郭嵩焘这里关于罗丰禄的记载明显有误。史料记载，英国人葛雷森（Glayson）、琅威理（William.M.Lang）分别充任北洋水师的“总教习”和“总查”（The Chief Inspector）［19］。而罗丰禄于船政学堂毕业时即未上舰实习，在英国也非进修海军专业，根本不可能充当北洋水师的“总教习”。有学者据郭嵩焘上述日记断言：“自该年夏天起，天津水师学堂的总教习是罗丰禄，而严复的职务是水师营务”［20］，明显混淆了“天津水师”与“天津水师学堂”两个不同的概念，亦误。广义的“天津水师”可以包括北洋舰队及其后路各局（如总理水师营务处、天津水师学堂等）。“天津水师营务”即“北洋水师营务处”，又称“北洋水师办公处”，是一个机构，而非一种职务。该机构1883年6月建于天津紫竹林法国公廨旁［21］，“为海防枢纽之地”［22］，直接由北洋大臣委派文武大员管理或他员兼摄［23］。郭嵩焘所云严复“充天津水师营务”，显然指严复受李鸿章委派在此机构兼差。罗丰禄1881年被李鸿章调赴天津，派办北洋水师营务处并兼办洋务，此后长期在营务处供职，其官方履历档案显示：他从未兼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24］。李鸿章曾多次委派罗氏赴水师学堂会考，其本意是邀请学堂以外的中外同行专家监督会考，以期更为客观地检验学堂的教学水平。《北洋纪事》第十本提及奉命监考的罗丰禄时，除第一次称“罗牧丰禄”［25］外，其余均称“水师营务处罗道”。罗丰禄既然是李鸿章从外单位选派的“委员”，自然不是水师学堂的教职人员，更不用说是“总教习”了。
严复的官方履历档案记载，严复1880年11月担任学堂驾驶班“洋文总习”［26］，而《北洋纪事》第十本则记载其职务为“洋文正教习”。相关史料表明，“洋文总教习”、“洋文正教习”乃是同一职务的两个不同称谓，二者名异实同，没有任何差别。池仲祐编《海军大事记》［27］和严璩著《侯官严先生年谱》［28］等记载：严复1880年担任“总教习”，实为“洋文总教习”的简称，并非错误。至于驾驶班洋文副教习一职， 则由英国人麦赖斯（WilliamMcLeish）充任，其人于1885年到津［29］，至少任职到1895年［30］，其职务前后是否有变动，则有待进一步考证。
1884年12月21日，李鸿章为天津水师学堂请奖，其中，“参将衔留闽尽先补用都司严宗光（即严复———引者注）……拟请以游击补用，并赏加副将衔”［31］。数日后，请奖得到朝廷批准。此后，《北洋纪事》第十本中出现了“洋文正教习严游击宗光”、
“正教习严游击”等称呼［32］。1886年1月13日，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吴仲翔由
天津请假回到福州，兼办船政大臣裴荫森于次日奏请将其留充闽局提调［33］。《北洋纪事》第十本收有公文《光绪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水师学堂洋文教习严宗光禀北洋大臣李》，其中有“游击虽暂时代理”［34］一语，说明吴仲翔调出学堂后，李鸿章随
后即指派严复临时代理总办，直到数月后新总办吕耀斗接任。
1888年10月，严复报捐同知，双月选用。1889年1月，严复因在水师学堂出力，经海军衙门保奏，请免选本班，以知府不论双单月选用［35］。1889年3月，严复奉委会办天津水师学堂事宜，即担任学堂会办。档案记载，1890年6月，天津水师学堂第三届驾驶班毕业大考，严复与“副洋教习麦赖斯详加校阅，均底有成”［36］；1892年11月，天津水师学堂第四届驾驶班毕业大考，严复“照章按名出具考语”［37］（据学堂章程，“出具考语”系洋文正（总）教习的职责）。上述史实说明，至少到1892年，严复
仍然兼任驾驶班洋文总（正）教习。严复担任学堂会办后，其管理权限从分管驾驶班的教学扩展到总揽全校教务。郭嵩焘可能因此将严复的职务错误理解成“总教习”，其1889年12月1日日记说，“接严又陵信……严又陵现充天津水师学堂事宜总教习”［ 38］，这是他对严复函中相关内容的摘要概括，而非严复的原话，显然未能准确反映严复职务的变化。有学者据郭嵩焘此则日记断言，严复1889年秋由“洋文正教习”升任“总教习”［ 39］，明显与严复是年3月已担任会办相冲突。
至迟1890年7月20日，严复开始在上行公文中自称“卑府复”［40］。由此推断，大致在1889年1月由海军衙门保选知府、或3月担任学堂会办之后，“严宗光”始改名“严复”，改字号“又陵”为“几道”。1891年10月，严复因办理海军出力，经李鸿章保奏，请以道员遇缺前先选用［41］。此后，严复开始在上行公文中自称“职道复”［42］。
1893年12月，严复担任学堂总办［43］。1896年8月19日，直隶总督王文韶奏请在天津水师学堂添慕学生专习俄文［44］，旋得朝廷批准［45］，随即委任严复为俄文馆总办［46］。1898年6月19日，王文韶为天津水师学堂请奖，建议将严复交吏部从优议叙。奉硃批，“著照所请，吏部知道”［47］。同年8月，直隶总督荣禄委派严复为水师营务处会办和洋务局总办［48］。
1898年9月14日，严复觐见光绪帝，随后奉命缮写《上皇帝万言书》，未及进呈而政局猝变，光绪帝是否有意擢拔严复不得而知。此后，《国闻报》屡遭弹劾［49］，矛头直指严复等人，经军机大臣王文韶全力挽救，严复等人免于迫害［50］。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尝手书当时维新党之姓名，张诸座右，以志其恨”［51］，严复名列其中。相比于“戊戌六君子”，严复苟全性命已是万幸，遑论仕途升迁。
二、严复作为洋文总（正）教习的职责与权限
大致而言，天津水师学堂由总办总揽全局，监督主管行政与后勤保障，驾驶、管轮两个专业的洋文总（正）教习除授课外，还负责本专业的教学管理。严复担任会办、总办后，自然全面参与和主持
学堂的教学管理，实际上，他在担任会办前即参预了学堂若干重要事务。
1．参与学堂筹备工作
1880年8月26日，严复在天津禀谒李鸿章，李鸿章当即安排他次日向正在筹办学堂的吴赞诚报到，同时函示吴赞诚：严复“应否留局暂住，讨论一切，俟十月照支薪水，敬候卓裁”［52］。李鸿章使用“应否”而不是“能否”，实际上是默认严复有“留局暂住，讨论一切”的资格，或者说是委婉地提出建议，而出于对吴赞诚的尊重，具体交由吴氏裁定；
李鸿章如果反对严复“留局暂住，讨论一切”，显然不会在函中多此一语。对吴赞诚而言，李鸿章是亲家兼上司，理应尊重其意见；再者，吴赞诚曾任船政大臣，署闽抚，身居高位，不至于嫉防初出茅庐的严复，将其排除在学堂筹备工作之外。同理，吴仲翔接任总办后，也不会将严复排斥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