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周刊》，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发表署名文章《未来十年中国金融业发展与风险控制》，其中明言指出，“现阶段四大国有银行国家持股比例还是太高，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还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公司治理的境界。”

　　刘士余此言，有两层意思：其一，当下四大行国家持股比例还应降低；其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存在相关性。

　　应该说，与上世纪90年代末四大行普遍资不抵债的窘境相比，2003年之后，经过大规模不良资产剥离、股份制改造和IPO上市的四大行，不仅重新焕发出活力，资产规模和赢利能力更是显著提高。

　　可是，为何在整体前景一片大好之下，刘士余仍然感慨“四大行国家持股比例太高”呢？对此论证，我们既可对“四大行”的业绩进行纵向比较，亦可以对比股份制银行业绩进行横向比较。

　　2012年“四大行”的年报显示，工农中建净利润同比增长分别为14.5%、19%、12.2%和14.13%，其净利润增幅与2011年相比（分别为25.6%、28.5%、18.81%和25.48%）明显逊色，且增幅下降均高达40%左右创6年来新低。此外，尽管与2011年相比，2012年“四大行”的不良贷款率微降，但除农行外，工中建三大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仍在增长，如果再结合2012年人民币贷款的大幅下降、而影子银行特征明显的信托贷款却超常增加1万亿元，则“四大行”实际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极可能均远超我们的想象。

　　在“四大行”净利润增长显见下降、且不良贷款风险滋生之下，对“四大行”的公司治理、以及对公司治理形成决定因素的持股结构进行反思，显然是有必要的。

　　再将“四大行”2012年业绩与同期股份制银行作横向对比，以光大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和兴业银行为例，这四家股份制银行2012年年报显示，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30.7%、25.2%、34.5%和36%，其净利润增幅平均高于“四大行”逾一倍。此外，与同期工农中建“四大行”的不良贷款率（0.85%、1.33%、0.95%和0.99%）相比，上述四家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仅分别为0.74%、0.58%、0.76%和0.43%，其不良贷款风险亦明显低于“四大行”。

　　如此，股份制银行的赢利能力、以及风控水平，均明显优于同期“四大行”，更直接地表明银行经营效率与持股结构的相关性。因为，与“四大行”的持股结构相比，股份制银行的国有股占比相对较低，国有股性质更明显偏弱。

　　对国有股占比极易理解，当下“四大行”的国有股占比均在70%以上，其占有A股流通股比例更是高达逾90%，而与之相比，除光大银行外，股份制银行的国有股占比近乎都不超过50%，民生银行的国有股占比则更可忽略不计。

　　对国有股性质则有厘清的必要，纵观“四大行”的持股结构，其国有股既包括财政部（国家行政部门）、中央汇金公司（根据国务院授权成为国有金融企业出资人的国有独资公司），还包括中国烟草公司、中国电网、中国移动、宝钢集团等央企，而这其中财政部和汇金公司则明显更具有刘士余所谓的“国家持股”性质。而与之相比，股份制银行的国有股（除光大银行外）构成，则更多是央企和地方国企（或地方财政）兼而有之，其不仅国有股占比明显低于“四大行”，而且国有股构成亦比“四大行”更为多元，“国家持股”的行政色彩则更为淡化。

　　基于此，优化“四大行”的持股结构，首先应去除“国家持股”的行政色彩，进一步降低财政部和汇金公司的持股比例，因为尽管央企和财政部、以及汇金公司的持股同属国有股，但相较而言，央企更为明显的市场化属性，可以为“四大行”公司治理提供相对较多的助益；其次，还应进一步放开民资对“四大行”的参股比例，从而在整体降低“四大行”的国有股比例，因为相较任何性质的国有股，民资无疑更具完善“四大行”公司治理的动力。

　　当然，“四大行”作为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其肩负着稳定我国经济增长、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核心功能，确保其国有控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国有控股的占比不宜过高，应以不高于50%为宜，“国家持股”性质（财政部和汇金公司）则应以不超过30%为宜。

　　之于当下“四大行”赢利水平急速下滑、且不良贷款风险已然滋生而言，其持股结构亟待优化——因为，完善“四大行”的公司治理，是确保其赢利能力和风控能力的前提，而优化持股结构，从而在董事会层面形成必要的权力制衡，又是完善“四大行”公司治理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