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爱,那情,那房子


乐居周刊  刘长杰

 

地税热线服务的电话已经挂断,吴力听着电话里“嘟嘟嘟”的盲音,好久没有回过神来。“这是最坏的结果……”他手心有汗,绷紧的神经突然一下子松弛下来。

放下电话,点燃一支烟,猛吸两口。两年来的第一支烟,有点呛,他一下子难以适应,干咳了两声,然后叼住烟,眯缝着眼睛看了看自己衣袖上的老油渍,象征性地用指甲刮了刮。突然,他一挥手,塑料桌布和摆在上面的钳子、扳手、杂志,还有杯子和烟盒,打落一地。他吐掉烟卷,又掀翻了桌子,闷吼一声:“不过了……”

现在,他和我之间,一片空地,一片寂静。我从那双满是油污的皮鞋往上看,一直看到他的脸:“除了细则,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你爱人不愿意?还是你父母那边有新情况?”他点了点头,长出了一口气:“我爸的病又犯了,再不来沈阳,我怕他没有多少时间了。”

吴力是我的老乡,身为外省人,从“新国五条”刚刚宣布,他就一直特别紧张沈阳的“细则”。两个星期以来,他一边工作,一边看房。他要为父母置办养老房。不过沈阳版国五条细则的出台,让他的购房愿望落空。

《细则》的这三条规定,最具杀伤力:从201341日起,沈阳市户籍居民家庭,可再购买一套住房,而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若能够提供在本市1年以上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证明的,可购买一套住房,购买的住房包括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出售自有住房应征收个人所得税,严格按转让所得20%计征;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按规定执行第二套(及以上)住房信贷政策,强化借款人资格审查,不得向不符合信贷政策的借款人违规发放贷款。

在吴力看来,这几条“刀刀见血”——自己和妻子都是外地户口,已经买下并居住的那套两居室,还有近15万的贷款没还完。

32岁的吴力是承德人,家中独子。母亲年轻时身体不太好,直到33岁,才生下吴力。因为家境不好,吴力17岁就辍学进入技校,学习汽车修理技术。

2002年,吴力在当地车行打工时,经人介绍认识了财会专业的大专生高扬。两人相恋,吴家人支持,高家人反对。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两个相爱的人私奔沈阳,从零做起。

吴力第一次发觉父亲变老,是2006年。那年秋天,父母一同来沈阳参加自己的婚礼,他带着高扬去小旅馆见父母,一进门就看见父亲斑白的两鬓。“我和高扬出走那四年多,因为忌惮岳父、岳母,我连家都没回。”吴力说,父亲几年间头发从黑变白,都是为我操心之故。

那一年冬天,一直以来没啥大毛病的父亲突发脑血栓。好在抢救及时,总算保住性命,但仍然留下轻度的半身不遂。两年后,血栓复发,父亲状态大不如前。庆幸的是,身体一直“小毛病不断”的母亲,直到现在也没出现像父亲那样的“大毛病”。有母亲的照料,吴力稍感心安。不过,就是从那时候,27岁的吴力开始意识到父母的养老问题已经来临。

2005年,吴力从打工的车行辞职自立门户,在沈阳近郊国道旁租下了一个30平方米的门市房,开起了修车行。在他看了,紧邻的十几家大大小小的车行,虽然构成了维修半条街的事实,但竞争也着实厉害,尤其是几家大车行,优势显著。

“我的店,都是修理些低端车,高端车和大活儿,人家一般不会来,而是转去4S店。”但这个小店,随着私家轿车的迅猛增长,还是慢慢地让两个年轻人解决了生存问题,进而开始谋求发展。

2006年,沈阳房价显著上涨。为了给高扬一个舒适的家,借以缓解与女方父母的关系,吴力首付6万,贷款20万,为两个人置办了那套两室两厅的婚房。结婚时,岳父、岳母第一次来沈阳看望女儿,吴力也是5年间第二次见到他们。

201212月中旬的两场大雪和低温,让父亲的脑血栓再次复发。“我家在承德北部山区,农村的土房没暖气,如果室外气温剧烈下降,屋里的温度就跟着下降。”吴力说,屋子冷,又不能出去走动,父亲的病就复发了。

老病两次复发,这让父亲的状况越来越差。春节从老家回到沈阳后,吴力决定今年下半年再买一套一居室,用于父母在自己的身边平安养老。

“房子真是太贵了,现在买一个一居室,40多平米,就要花费近50万。”吴力说他手头只能挤出15万,新政实施后,外地人不能申请贷款,而卖旧换新,首先就要缴税十几万,剩下的钱就算加上既有的15万,还不够买一个自己现在居住的两居室。

“我现在多希望父母能容个空儿给我,让我缓缓劲儿,然后再买房给他们养老。可是,父亲的病不等我啊。”吴力说,我第一个恼火的就是这个国五条不但让我贷不到款、买不起房,更要命的是,现在我连买房的资格都没有了。

我问,还有别的办法吗?哪有了!为了成为沈阳人,我四处活动,希望落户沈阳,能让我们有社保,能让我儿子正常上学,结果毫无办法,还被人骗了1万多块钱;孩子5岁了,妻子又是(承德)市里人,跟我受了那么多苦,为了给老婆、孩子和父母都创造一个基本的生活环境,我不能把父母接到家里来住,只能再买一处房;为了攒钱,我拼命干活,还戒了烟。吴力说,你也在想“是不是让我父母再等一等”吧,不能,我都告诉自己一万遍了,再等,怕是没有机会对父亲尽孝了。

他和我之间,又回到一片寂静。这是最坏的结果。我开始理解他了,还有他的愤怒。

外地人,已经有了一套房,还想再买一套房,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可是我不能说。“再想想办法,不至于不过了……”

“还能有什么办法啊——离婚呗。”吴力的办法,就是我要出的馊主意。

“问题是,她,会同意吗?”

我哪里对得起她。她为了嫁给我,和自己的父母闹翻,拒绝安排好的工作,和我一起来沈阳,打拼四年,一起买房,领证结婚。我哪好意思张口。她一边在一家私企里做财务,一边带孩子,还帮我洗衣、做饭,甚至给我理发、刷指甲。“我们终于结婚了。这是用我们自己的心和手修来的缘分。”结婚时她的这句话,我现在都记得。

右边是父母大爱,左边是夫妻深情。吴力的离婚决定,除了让他愤怒,还让他疲惫。

2013年两会公布“国五条”,直到4月中旬,全国各地为规避“细则”涌现的离婚潮,仍然是各大媒体报道的焦点。有报道称,“国五条”出来后,离婚率直线飙升,是平时的2-3倍;更有甚者,为了离婚,人们有的凌晨三、四点就起来到民政局排队,还自发维持秩序。

但风起云涌的离婚潮,显然不能为吴力提供动力。他说,“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是为了自己免税,我们是为了父母养老。”他忽然发现这样的差别本质上一样,就小声补充了一句:“最主要的是,我老婆的工作难做,她太珍惜了。”

吴力说他原来特别喜欢谢国忠,每次听他说房价有泡沫、房价要大跌的话,都觉得自己大有希望。现在,他开始喜欢胡祖六了,因为胡祖六说,户籍制度就是应该彻底取消,没有什么好改革的,你改革奴隶制这种说法行得通吗。

可是,我们能等户籍制度的改革吗?它会比取消限购更容易吗?

一周后,再约吴力采访的时候,他说他已经离婚了,房产归妻子,自己现在正筹钱买第二套房。问他现在心情怎么样,他说他相信与妻子的爱,艰辛拆不散,情敌拆不散,父母拆不散,房子当然也拆不散的。

我问,那高扬怎么看?吴力在电话里愣了一下,然后说,她还是受了打击,和他不说话,还在电话里对她的好友说,她不想见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