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识上，经济行为最终趋于理性，显而易见的利益驱动成就了这一点。但是市场本身并不具备达成人们按照个人理性诉诸的目标，而且由于人们各自的利益考量并非可以通过市场信息的共享最终趋于一致。信息并不是市场不完全的充分条件，经济人或有反理性的诸多考量。

事务并非单纯的存在，交易双方达成的默契并非长久存在，利益博弈并非永久性的双边参与，而往往演变成多种角色角逐。双方博弈往往会趋于理性，但是在多方游戏中则必然引入非经济因素的考量从而使得经济行为偏离理性。这些非经济因素，因文化环境不同，或多或少的存在；因法制环境的不同，或强或弱的制约人们的权衡；因市场机制的健全程度，或实或虚的发挥非理性的影响力。比如，亲缘、地缘关系。

人们之所以采取反理性的行为往往只是基于市场机制来判别的，在某种条件下，人们为了保持社会声誉等而不得不这样做从而获取持续的发展，但是一旦人们默认这种行为是为社会所包容、接受和赞许的，那么人们就会这样做，从而使得市场机制失去了社会文化基础，一般性的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一个没有基于市场的个人利益充分表达的传统，任何采取市场的经济行为注定无法长久存在。没有个人利益表达和法制传统，任何采取经济理性的行为往往会适得其反。

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同样也是采取一些反理性的行为。比如医术高明的医生也不能广为接收患者而是需要设定些许条件，比如每天检查多少病人，何时出诊等等。一来保持医疗的效果，二来使得众多患者获得其他的治疗机会。这类行为往往与自由市场倡导的精神相背离，可以算作非理性的行为。但是这样做对社会秩序的维系却有正面的作用，因此不能以偏概全的加以否定，反理性的行为并非完全有损无益，否则人们必会加以否定。虽然上述医疗行为受到更多患者的诟病，但是如果从更多意义上是可以成立的，人们依旧接受这种规则。

市场经济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经济不景气条件下，一些“大得不能倒”的银行和企业依然我行我素的稀释人们经济行为的成果却不能带来多少经济利益。人们认为这有悖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初衷，任何不能有创造力、不能带来收益的经济组织都应该一视同仁的按照市场秩序选择退出市场。政府扶助小银行、小企业可以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那些“大到不能倒”的经济组织却往往无法通过扶助重获生机，但是“大到不能倒”的经济组织却有相当多的社会经济联系，它们的倒掉会引发更多更大的问题。

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存在一些“小得无法动”的企业，这些企业因为缺少规模或者缺乏竞争力无法在市场上进行有力拓展，偏向低端市场或者就近市场，而且长期在这些市场发展，对这些市场拥有很强的占有率，因此对完全市场的发展具有反理性的作用。当然，即使它们在这些市场上遇到风险，或者明确地说市场景气出现问题但无法触发它们开拓新市场，梳理旧有的市场格局。这类市场反理性经济行为很难受到重视，因为它们的社会经济联系不大，但影响力同样重要。

自由市场经济强调发展机会获取的公平性，因为自由，所以往往为强者所设计和指导，这是无法避免的现象。当人们追求自身利益趋于理性，必然顺应为强者设计指导出来的市场形势，从而造成了市场反理性的经济行为。这种行为使得个人经济边际效率减少，促使机会向强者聚集，或者造成“强者通吃”的局面，抑制更多更好更有创意的公司出现。因此，在一个行业发展到一定时期，很难再出现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市场无法避免这种现象产生。

因为上述种种市场反理性行为的产生，人们或许认为需要选择时机确定行业规则从而避免这些反理性行为的出现，但是因为他们确信可以通过人为的制定良好秩序的规则就可以达到想要的结果，因为正义感的存在使得人们忽视市场机制真正存在的基础和原因，从而无法企及他们想要得到的结果，往往也会造成一定的市场反理性，对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而言得不偿失。

因此，减少市场反理性行为的发生最终还是要靠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