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权威媒体强调，中国不会再推出新版“四万亿”计划。此评论发出后，马上引起了网友们的纷纷热议。

  回顾2008至2009年，当时中国为了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威胁，推出了四万亿加十万亿的投资大计。从投资的框架内容来看，基本属于基础设施类的项目，其中包括公路、高铁、水利工程等等。然而，由于当时经济处于较为困难的时点，而国家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开工也急需筹集资金。于是，就启动了印钞机器，大量印钞。同时，扩散各地方的债务平台，以完成筹资的最终任务。

  从具体的设施项目中，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高投入低回报的工程。随着工程的深入开展，需要的资金补给就愈发紧张。然而，由于急需资金补给的地方过多，管理层也不能够完全照料。于是，就有部分工程存在资金链断裂的问题，最终导致工人罢工，在建的项目也就成为了豆腐渣工程。总而言之，当时过度的投资开发虽然能够在短期内促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快速的回升，但是由于存在大量的半成品工程，而地方债务平台又迅速筑起，由此导致近几年国内出现了产能过剩、物价飙升等消极局面。

  经过数年时间的恢复，中国的经济也开始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但是从近几年地方推动经济的举措来看，仍然紧抱着投资拉动经济的老路。其中，前期各大媒体疯传的地方21万亿投资计划就是典型的例子。由于边际效应的影响，投资对经济的助推作用也出现了明显的削弱。正如管理层所言，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空间已经不大，未来必须依靠市场性机制。

  笔者郭施亮认为，四年前中国错失了经济转型的最佳时机，而随着时间的积累，当前的中国已经存在着几大激烈的矛盾点。

  第一、投资拉动经济失灵与地方紧抱投资的思维不改变的矛盾。针对这一矛盾，正如上文所言，未来管理层不可能盲目推出类似四万亿的投资政策。此举也必将加重地方的压力，倒逼挖掘其他渠道来完成年前制定的目标。

  第二、城镇化基建项目的建设与投资紧缩的矛盾。近年，管理层力推城镇化，并将着力推动国内的城镇化发展。然而，城镇化的发展必须有基础设施项目的支持，进而完成城镇化带来的连锁效应。可是，随着管理层不断削弱投资推动经济的影响，也势必减少对基建项目的投入。面对当前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时点，这一矛盾也是管理层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三、地方财政收入与中 央财政收入的差别矛盾。根据数据显示，4月份中 央财政收入为5357亿元，同比下降2.2%。而地方财政收入是6074亿元，同比增长14.7%。造成两者出现较大的收入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征收力度以及征税的手法不同。

  第四、社会投资与产出之间的矛盾。以M2与GDP数据作为分析案例，1996年M2与GDP的比值约为1:1，显示当时社会投入与产出之间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然而，自2003年以来，M2与GDP之间的比值开始出现拉大的状态。截至去年年底，M2与GDP之间的比值达到1.9:1，显示当前社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且该比值当属全球之最。

  第五、社会消费力水平与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矛盾。近十年，国内货币持续贬值，而居民储蓄存款也创出了新高，显示出在货币贬值的大背景下，由于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居民更愿意储存在银行，而不愿意消费。然而，从国家公布的经济数据来分析，34年来国内经济年均增速高达9.2%，而近十年的年均增速更是达到10.7%。一般而言，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理应伴随着较高的社会消费力水平。然而，此规律在国内却完全失效。

  笔者郭施亮认为，管理层强调不会推出新版“四万亿”投资计划是明智的做法。因为在当前被动的社会大环境下，继续盲目投资开发，只会增加更多的社会矛盾。当前，中国式的经济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三驾马车式的发展模式已然不太适应中国国情。个人认为，从长远的角度分析，放权以及依靠市场机制来发展中国是必然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