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严复捐资《时务报》及与梁启超的交住
严孝潜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约集在京参加会试的18省1300余名举人，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奏疏上联名签字，要求抗战并立即变法的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
康有为为了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提倡新学，开通风气，在这一年的6月，于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和强学会，梁启超是其得力助手。以后《万国公报》更名为《中外纪闻》，梁启超为《中外纪闻》的主笔，“办理月余，居然每日发出三千张内外。”这年8月，康有为发起建立京师强学会，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
1896年4月，梁启超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应汪康年之聘，为《时务报》主笔。汪康年，浙江钱塘人，1892年中进士，甲午战争以后来到上海，应康有为之请，主持上海强学会。后因御史杨祟伊奏参强学会“植党营私”，北京、上海强学会相继被封，汪康年以强学会余款，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自任经理。
1896年8月《时务报》正式出版。9月24日，严复写信给汪康年和梁启超，信中说：
“启者，前寄一函，想经伟照。昨公度观察（黄遵宪）抵津，稔大报一时风行。于此见神州以内人心所同，各怀总干蹈厉之意。此中消息甚大，不仅振聵发聋，新人耳目已也。不侫曩在欧洲，见往有一二人著书立论于幽仄无人之隅，逮一出问世，则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此非以取天下之耳目知识而劫持之也，道在有以摧陷廓清、力破余地已耳。使中国而终无维新之机，则亦己？已？矣；苟二千年来申商斯高（申不害、商鞅、李斯、赵高）之法，熄于此时，则《时务报》其嚆矢也。甚盛！甚盛！寄上汇票百元，到时乞与察入，付据。区区不足道，聊表不侫乐于观成此事之心云尔。”
严复在这封信中，对《时务报》大加赞扬，充分肯定其倡导维新变法，具有振聩发聋、新人耳目的作用，开创二千年来维新之嚆矢！并汇寄一百元银票资助，表示对《时务报》的赞赏和支持。
《时务报》也在10月7日第七册刊出‘本报告白’：“严又陵观察助银一百元”。
严复与梁启超在1896年认识并捐助《时务报》后，1896年10月8日，梁启超致信严复，言他其时正学习拉丁文，又索严复的《原强》、《天演论》，拟刊于《时务报》。当时严复已完成《天演论》译文初稿，在10月15日写好自序后，一方面托人将译稿带给吴汝纶，请他指教。同时也将另一份《天演论》译稿寄给梁启超，并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称赞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如同旭日东升，气象万千，风行海内，影响很大。并对梁启超在学习拉丁文给予鼓励，最后回答梁启超所索文稿曰：“拙作《天演论》，仅将原稿寄去。登报诸稿，挑寄数篇，金玉当前，自惭形秽，非敢靳也。《原强》如前所陈，拟更删益成篇，容十许日后续呈法鉴如何？”接着严复就对《原强》进行了较大的修订，内容增益近半，文字亦多有改动。
梁启超是最早看到《天演论》手稿的人之一，读后誉严复为“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
1897年3月，严复给梁启超写了一封长达21页的长信，批评和规劝梁启超办报和发表言论要慎重，宣传变法要有次序，尤其是对梁启超随康有为大肆宣传建立孔教会，及其发表《古议院考》以附会中国古代就有类似西方的议院和议员之类的言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和劝导，并深刻阐明“教不可保，也不必保”的道理。梁启超给严复也回复了一封长达3500字的长信，十分诚恳地表示：“二月间读赐书二十一纸，循环往复诵十数过，不忍释手，甚为感佩，遒至不可思议。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承规各节，字字金玉。数月以来，耳目所接，无非谀词，贡高之气，日渐增长，非有先生之言，则启超堕落之期益近矣。……来书又谓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也。读至此则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不服先生之能言，而服先生之敢言之也。从此，梁启超逐渐放弃立孔教为国教的“保教”主张，并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此文成为梁启超彻底放弃保教主张的宣言书。
1897年4月2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转载了严复的《辟韩》。5月，严复在天津开始筹办《国闻报》，8月严复作《国闻报启》送《时务报》发表，9月21日严复又写信给梁启超催其刊登。10月26日《国闻报》创刊号出版，11月24日又出版《国闻汇编》第一册。《国闻报》的许多社论都是由严复撰写的，鼓吹变法维新，与《时务报》构成南北呼应之势，被誉为当时南北舆论的“两颗明星”。
1898年梁启超等的《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析》，要求废止八股取士制度，则就是通过严复在《国闻报》7月1日和7月2日的连载，而第一次公诸社会。
戊戌政变后，即使是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严复也冒着风险与梁启超保持书信往来，进行学术交流，为梁启超在日本编辑出版的《新民丛报》供稿。1901年当严译《原富》头两篇在上海出版后，梁启超立即著文在《新民丛报》第二期发表推荐，并在致严复的信中，建议译文要通俗以便阅读和扩大其影响，但严复复函认为，不宜以俗文翻译西方经典著作，各舒已见，意见虽不相同，但却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1902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开辟《饮冰室诗话》，在《饮冰室诗话》里，梁启超怀着无比崇敬钦佩之心，全文录下了严复作于1901年的一首七言长诗，并于诗前写了一则热情洋溢的简颂小记：“候官严先生之科学，学界稍有识者，皆知推重；而其文学则为哲理所掩，知者盖寡，余前作《广诗中八贤歌》内一解云：‘哲学初祖天演严，远贩欧铅搀亚椠，合与莎米为鲽鹣，夺我曹席太不廉。’益深佩之也。”严复的这首长诗，是1901年3月北行时赠别熊季廉唱和之作，由熊季廉寄给梁启超存录的，是严复的诗歌代表之作。梁启超赞赏其作，专意录存于“诗话”中，“芳馨悱恻，辄讽诵之”。在严复和梁启超的交往中留下一段可赞美的人间佳话。
严复和梁启超二人是在维新运动的大潮中互相鼓励，图强共进，促成的战斗友谊，后来，梁启超还在《寿严几道先生》的生日祝寿诗里，由衷的赞佩说：“楞伽悟澈皆心印，震旦流传此导师”。梁启超评价《天演论》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影响者，复其首也。”所以梁在“八贤歌”的开首即称“哲学初祖天演严”。他还把严复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及欧洲近世大诗人米尔顿相提并论。并戏言严复的译著、诗作影响之大、思想之新、文笔之美，简直要夺占我辈文坛席地了！而严复对梁启超，亦有“言论界饮冰势力最巨”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