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小说）
解放前，父亲是扬子江畔一个江滨古镇的商会会长。曾竭尽周旋于日本鬼、国民党、共产党之间之能事。日本鬼没有杀他；国民党没有抓他；新四军连长秘密在我家养过伤，父亲还掩护过共产党游击队的地下交通员。父亲双手干净，没有血债。就这样一个人们常说的政治“三开”人物，解放前夕，听从了地下党的劝告，没有随国民党逃向台湾（当时曾有国民党要员劝父亲去台湾）。
刚解放，父亲响应政府号召，满腔热忱地组织古镇工商个体户走合作化道路，深得新政权的赏识，成了县政协、古镇工商联的负责人之一。我隐约记得我孩提时期，父亲抱着我出席各种喜庆场合的情景。在选地方人民代表的会场上，各商户婚丧嫁娶的酒宴上，人们都由衷地称呼父亲“崔先生”；母亲“崔师娘”。
记得那是公元1957年，一向跟我玩得好好的小学同学，一个个突然疏远我，不跟我玩了。有的还对我指指点点地说，他家是“双老右”，不能跟他玩！原来他们是在家听了父母的告诫。其实当时我母亲这个有一定文化的家庭主妇，并没有哪一级组织划她为右派分子，只是人们因为她是右派分子家属，都歧视地称我父母为“双老右”。
那一年，秋来得既早又肃杀，一近黄昏，古镇青石板的街道上就人迹断魂，飘落的树叶随劲吹的秋风狼藉地翻动着。工商联所属的各商店停止营业，航运、煤炭、木材、石油、水产、药材、食品、搬运八大公司的大门虚掩，室内都点着雪亮、刺眼的汽油灯（那时的古镇还没有电灯），台下的一个个背朝着大门正襟危坐着，从虚掩的门缝望去，只看见齐刷刷的黑人头。他们动画般的时而慷慨激昂地振臂高呼：“打到右派分子xxx！”“坚决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台上站着的是低着头，弯着腰，被点名揪斗的右派分子，他们必须老老实实接受人们预先策划好的揭发批判。黑夜里，我一个小孩打着寒颤地站在大门外，一只眼贴着门缝，偷偷看去，只见年近花甲的父亲，脸色苍白，额头上沁着汗，低头弯腰地站在刺目的汽油灯下，接受众人的揭发批判。人们义愤填膺地说些什么，我听不清，也听不懂，泪流满面像幽灵般地在黑夜里跑回家。母亲见状，没有问我什么，就把我紧紧搂在怀里一起痛哭。我哭哭就被母亲抱进被窝睡着了，母亲却在黑夜里厮守着父亲回来......1957年的秋冬啊，我家的一夜夜就是这般地煎熬着。
不久，父亲就被押送县酒厂接受劳动改造，母亲也作为右派分子家属，被强制着每日起早歇晚地扫大街，砸石子。学校里的老师呢？也有几个消失了。他们是因打成右派后，判刑的判刑，劳教的劳教了。一向夸我聪明，好学的班主任，对我也变了面孔。严肃、冷若冰霜地对我说，要与父母划清界线。当时我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学生，一下子好像掉进了冰窟窿，整个社会简直成了一个大冰窖，终日生活在毫无阳光的寒冬里。我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哭泣着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我恨过父亲，怨恨这一切都是他给我带来的。我羡慕爸妈不是右派分子的孩子们，我渴望不被人歧视、欺负的生活。但孩子毕竟是孩子，当每日放晚学，我趴在门口的石墩上做完家庭作业，等着母亲拖着疲惫的身躯从砸石场回家，吃过母亲做的晚饭，上床与母亲睡在一头时，便抛开了白日里的寒冷、压抑与窒息，还快进入了酣睡的梦乡。
也许是天资和上课专心的缘故，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优秀，每次考试门门都在全班名列前茅。老师教歌曲，我当堂就能学会，以致下一堂音乐课，偷懒的老师就叫我唱一句同学们跟一句地来学。做广播体操，我也一学就会，动作有的比老师还标准，每天早操，老师就叫我领操。
当时的我，就像瓦砾下长出的一根小草，倔强的成活着。班上的同学议论我说：“我爸妈说，右派家的孩子多聪明些。”
公元1960年，一场空前的饥饿来临了。如果说1957年的那场打右派飓风，使部分人家破人亡，那这场饥荒，确使更多的人家破人亡了。当时少年的我，觉得1957年的那场灾难是突然从天而降的。本来都是自由、天真；浪漫、无邪；亲密无间、两小无猜的孩子，似乎是突然有人将其中的一些孩子从人群中拉出来，在他们的脸上烙上右派子女的印记，使他们顿时失去做人的尊严，成了被随意拎出来作为一场政治试验的小白鼠，体内屡屡被注射害怕、恐惧、只能打入受歧视另类的试剂。现在我觉得，这是我一身中第一次遭到的，不是个案的，无可抗拒的绑架。是被现在人已经清醒认识到的一场政治游戏的绑架。即便当时在北京高层有人借那场帮助我党整风，妄图搞颠覆、篡位，那击溃他们的猖狂进攻也就是了，为什么要殃及这些处在最底层的池鱼呢？何况这些被殃及的池鱼，当时是有人把他们作为座上客请到座谈会上，欢迎他们给我党建言献策的。我父亲当时就是因为农民口中节省下来的口粮，最好能允许自由买卖这条建言，被打成极右分子的。
1960年前后的那场饥荒，当时的我觉得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而是像观音菩萨套在孙猴子头上的紧箍，随着唐僧念菩萨教给他的咒语之持续，紧箍就愈来愈紧，只是孙猴子感到的是头痛难忍；我感到的是饥饿难熬。一开始是各家各户的锅都交了，由土高炉去炼钢铁，一窝蜂吃起了大食堂。由每顿的干饭管饱到渐渐不行了就稀饭定量，再由稀饭到几乎见不着米粒的米汤（米粒全都被炊事员捞吃了）。即便是母亲将她的那一份都给我喝了，当时不懂事的我还是感到饿。最饥荒的是大食堂办不下去，宣告散伙以后。母亲带着我去挖草根，去捋柳树叶、荆条籽吃。吃得我大便干结无法排出，母亲就用手指轻轻地帮我抠出来。那时最丰盛的晚餐就是一小把米，放在锅里炒得焦黄，然后倒入一锅开水，将锅盖盖上闷过十来分钟，待揭开锅盖，那一小把米神奇地膨胀成满满一锅香喷喷的黄米饭。母亲总是先让我解馋地一口气吃上几大碗，没有菜，也没有丝毫油星，却吃得十分香甜。只是一泡尿撒了，饥饿又向我袭来......这是我人生第二次遭到的绑架，一次空前的挑战生命极限的绑架。父亲在被强制劳教中，活活饿死了。母亲全身浮肿，奄奄一息。是后来境况慢慢有所改变，给因营养奇缺全身浮肿住进医院的病人每天发一小汤匙的黄豆粉，挽救了母亲的生命。
那时，不怎么懂事的我觉得父亲的死值得庆幸。因为上中学时候的每一次填表，涉及到家庭成员一栏时，我爽快地填上父亲：去世。幼稚的我，庆幸父亲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总算寿终正寝了。但随着盘踞台湾的蒋介石不断叫嚣反攻大陆，学校贯彻阶级路线不断给力，我的工商业兼地主的家庭成分（解放前父亲在镇上开了一家布店，在乡下买了十几亩水田）使我陷入了人生的第三次遭绑架。这是我人生被绑架时间最长的一次啊。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学校着力贯彻阶级路线的岁月里，也偶尔听到校领导作报告时“出生无法选择；道路可以选择”的声音。这声音对于当时的我，它就像一个濒临死亡的溺水者在挣扎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中学里，我的学习成绩仍然像上小学那样，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吹拉弹唱也在行。当时我迷上了看老师拉二胡，结果不师自通，我拉出了一手好二胡，成了学校的文艺骨干。家庭成分好的同学，一个个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望着他们胸前佩戴的团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我是多么地羡慕，连做梦都想入团。可就是这个工商业兼地主的家庭成分，将那时的我，毫不留情地拒之在共青团大门之外。我每一次郑重而又神圣地向团组织呈递书面申请，得到的回答是，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从初一到高三，考验的时间也算够长的了，我却始终没有得到团组织的接纳。后来，班里的女团支部书记与学校有家室的专职团委书记发生性关系而怀孕堕胎，东窗事发，团委书记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送回原籍之事发生后，我的自卑、消沉、困惑与痛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反思。
公元1966年的初夏，我和我的同学一个个摩拳擦掌、信心满怀、无比憧憬地备战高考之际，突然有人对我们说，高考不考了......停课搞文化大革命......给老师贴大字报......后来就是来一个动员，家长们必须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我人生的第四次遭绑架。
有人说，中国人过去被政治绑架着，现在被金钱绑架着。我认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顶多说对了三分之二。从我的不是个案的人生遭际不难看出，中国人过去的确被政治绑架过。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他们被金钱绑架着。现在确有少部分品质不好的人，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资源，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企图把更多的人绑架在金钱上而营私、谋私。其实质，真正被金钱绑架的不是那些善良、弱势、无辜的人们，而是那些少部分品质不好的人。今日更多的中国人不是被金钱绑架，而是被金钱所困惑或诱惑。绑架是不容你置疑与挣扎的，它突然使你失去人身自由，尽管你有思想，但你的眼睛被蒙上，嘴被堵住，手脚被捆绑，你不得不成为绑架者达到某种罪恶目的的筹码。你的思想瞬间淹没在恐惧、剥夺、失去尊严汇成的汪洋大海里。我的前半生从不懂事到懂事经历了多次而又漫长的被绑架，所以面对后来的各种困惑与诱惑，我有一种超强的免疫力。我的后半生无时不在品尝放飞自由的翅膀和有尊严地活着的幸福滋味。
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漫长岁月里，我的文艺天赋及才干的确应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不仅吹拉弹唱都行，而且能编剧，写歌，谱曲，当导演，成了知青点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可是当一次参军体检合格，两次推荐上大学，三次招工进城的机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时，均都在政审时迈不过工商业兼地主的家庭成分这道坎而泡汤。一些人通过用当时最时髦的上海牌手表，凤凰牌缝纫机，飞鸽牌自行车行贿，有的女知青不得不通过献身来跳农门。我却坚守放飞自由的翅膀和有尊严地活着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恢复高考的那一天。
文化大革命经历了十年的动乱，总算画上了句号。公元1977年的秋天，我终于迈进了高考的考场。那一年我省的高考作文题是《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我所在的乡村这一片，我是唯一达到预选分数线进入录取投档环节的。但由于当时华主席的“两个凡是”，我还是没有迈过政审时工商业兼地主的家庭成分这道坎，又一次被挡在了大学门外。后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两个凡是”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推到，成分论也随之取消。面对一年又一年的高考，我毅然选择了地方招教考试，当上了一名乡村中学教师。我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参加成人高考，被教育学院录取，总算圆了我的大学梦。参加教师职称评定，我一年申报不成功就两年，两年申报不成功就三年，决不托关系贿赂评委，终于在第三年，我的中学一级教师批下来了。面对给妻儿花钱买城镇户口就能让他们吃上商品粮的诱惑，我既拿不出钱，也不屑一顾。后来根据有关政策，未花一分钱，妻转了城非（城镇非农业）户口。儿子比我幸运，高中毕业就考上了大学。儿子大学毕业，在一座城市找到了工作，月工资将近两千元。面对居高不下的房价，不买房子，儿子的女朋友就不同意结婚的困惑，我倾家荡产为儿子买房付了首付款。以后每月还得从我四千元的退休工资里拿出三千元为儿子向银行还房贷。面对一路飙升的物价，我的每月千元左右的可支配款，使我又回到了只能靠青菜豆腐保平安的年月。虽吃不上大鱼大肉，但我没有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健康的身体使我的思想一直能放飞自由的翅膀和渴望有尊严地活着。自我的童年被1957年的那场政治运动所绑架，在绑架中成长的我，只渴望放飞自由的翅膀和过有尊严的生活，压根儿就不奢望过大富大贵的日子。那场惊世浩劫的“文革”爆发，红卫兵、造反派抄家肆虐，母亲恐惧地偷偷把父亲珍藏的几件古瓷器和几张名画砸了，烧了。在一个狂风大作，暴雨滂沱的漆黑深夜，我帮着母亲把那些砸碎的瓦砾和燃烧的灰烬人不知鬼不觉地倒进了滔滔的长江。以致轮到红卫兵、造反派抄我家时，我家一贫如洗，他们一无所获。母亲终免了那生不如死的挂牌游街示众。如今母亲看了北京卫视的《天下收藏》及河南卫视的《华豫之门》，常哀声叹气地说，你父亲珍藏的那瓷器和名画，如果能留到现在，哪一件也是价值连城啊。她在离开人世前的弥留之际，攥着我的手说，儿啊，妈对不住你......要知道世道又变成这样，你父亲留下的那几件东西......我就是冒死也要为你留下一两件......我安慰母亲：“妈，您的人品，您对我的爱，比任何遗产多珍贵！”母亲她那不甘与痛楚的神情，诠释了一个历经坎坷与苦难的善良中国百姓对过去的诅咒与今日的无奈。时代啊，你能回答我吗？为什么那时的人为了尊严，宁可不要金钱；现在的人为了金钱，宁可不要尊严？
作者：崔金堂（安徽省铜陵市第十三中学退休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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