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许多制度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并被执行下去，因为西方人们有宗教契约精神，而在中国只有好的制度才能被执行，坏的制度甚至是不合理的制度，开始就会被人们的诟病而无法执行下去，曾经流传甚广的管理故事证明了这一点。一位管理学者，在德国和中国各选了一个公用电话亭，在两边分别标上“男、女”二字。德国人见到后很自然地男女分开使用，即使在一边排队一边空置的情况下，也绝不会去违例;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视若无睹，“男、女”二字形同虚设，所以在中国制度也一定要体现其合理性。如果不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的制度就是再“霸道”也很难执行下去。中国神话中的玉皇大帝的天条也因为不合理而被孙悟空在中国人的叫好声中被砸了个稀巴烂。中国有句古语叫“法不责众”。所以在中国“情、理、法”的传统文化氛围中，“王道”是最有效的管理方法，而“霸道”也应该是建立在“王道”基础上的。如果“霸道”超越了以德服人的理念，那么执政者再强硬制度也会执行不下去，从而使其统治和管理的组织产生反抗而最终使这个组织无序化。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就是“王道”与“霸道”的辩证关系最好的例子。诸葛亮用“霸道”七次擒住了孟获，但是为了孟获能自动自发的从内心归顺，所以诸葛亮又用“王道”之法放了六次孟获，终用“霸道”与“王道”的结合使南夷地区长治久安。从这个历史故事中可以得到启发。没有“霸道”是不行的，但是光靠“霸道”也不行，“王道”是管理的最高境界。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管理主体就是“王道”。而“霸道”必须有其合理性，合理的“霸道”正向孔子所论述的必须建立在“王道”基础上才能达到管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