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园里的外交“想象力”


彭晓芸

678日, 中美两国元首在加利福尼亚州森尼兰(Sunnylands)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正式开启中国领导层换届后中美元首峰会的序幕。此次被舆论广泛称之为“庄园会晤”、“不打领带的会晤”的元首见面,从形式到内容都彰显着中美双方意图走出一条更为互信、更具亲和力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的决心。

    生活细节打破陈规,蕴含着政治“想象力”

实际上,这种努力的铺垫工作在更早前就已经开始。今年3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过电话,两国元首一致重申,共同致力于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413,习近平在会见新任美国国务卿克里时又强调,中美要走出一条平等互信、包容互鉴、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而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前的习近平拉美行,可谓是中美峰会的预热和有益补充,而“夫人外交”优势的进一步发挥则显示了中国领导人已将柔性外交作为持久策略保持下去。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日常化互动展示在世界聚焦之下,塑造的不仅仅是中国外交的形象,更回应着国内民众对政治生活“去魅还俗”的热切期望。当国内媒体津津乐道于习近平摘取花一朵献给夫人彭丽媛来闻一闻的温馨细节,当习近平彭丽媛共享一块饼干流露出来的生活气息感染着民众,外交事务不再仅仅是正襟危坐和宏大叙事,于细节处、于不经意之中,外交事务也在成为“民意为先”的政治营销内容的一部分。

过去,人们容易把政治家打造个人形象视为“政治营销、作秀”,“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虚伪性”予以拒斥,刻意回避人性化、个性化形象的自然表现,而将政治人物的公开言行纳入集体主义的一致性步调当中规划。这导致人们对正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产生刻板印象,觉得这些国家虽然强大却缺乏亲和力,他们的领导人拥有权力却被过度神化,缺乏“人情味”。

甚至由于这种隔膜,当这些转型国家开始崛起时,“X国威胁论”的质疑也常常伴随着这些国家,成为他们赢取国际信任不得不竭力消除的文化心理屏障。习近平“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阐发,可谓有效地厘清了在这些问题上的模糊认知。即便回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资源当中去寻求政治家形象塑造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经典论述也表明,所谓政治营销的“时髦”并非什么西方独有的政治哲学。

柔性外交同样需要“想象力”

当然,更加充分地打破中国与其他不同政治体制国家之间的信任屏障,还需要交往各国具备更高的政治理性和外交智慧,在尖锐问题上的针锋相对、讨价还价并不意味着国与国关系进入对抗模式。对于中美这场有别于以往元首见面的“庄园峰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包道格(Douglas·Paal)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决定“不打领带,挽起袖子”,显示双方希望省却一些外交繁文缛节,避免照本宣科,留出更多时间和精力“讨论困扰彼此的关切”。

“这次会晤力求打破常规理念,找到新方式,超越双方部门之间可能存在的狭隘争执,谋划中美战略大局。”身为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包道格说。

这提示,在外交事务方面,精于谈判博弈、刚性斡旋还远远不够,柔性外交及其需要的想象力正在被中美双方充分重视。难题恐怕并不集中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而是系列关涉意识形态认同和价值分歧的隔膜,这直接导致双方的互信打了不小的折扣,从目前披露的可能的会晤议题来看,尽管美国方面很明白中国的稳定是符合美国核心利益的,但无可否认的是,政治角力发挥的作用足以使奥巴马政府不得不打打意识形态擦边球,试探中国政府的底线。

而中国方面面临的局面可能也同样复杂:邓小平时代开启的改革开放虽然在过去30年化解了意识形态争议导致的社会分裂,但这种依赖于经济发展、物质利益满足的“暂时搁置”并未真正完全弥合价值上的社会分裂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鸿沟。对于本届政府来说,是仍然搁置意识形态纷争,继续着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正视改革的得与失,将经济发展的目标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协调起来?

如习李在上任后所反复强调的那样:“让人民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长期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难持续”。这些表述证明本届政府希望协调发展与机会均等之间的关系。那么,依此逻辑,如果有什么不利于机会均等的公平正义目标实现的体制弊端,也应在政府调适范围之内,如果价值分歧和贫富悬殊的鸿沟互为制约和强化,那么,回应价值分歧、谋求底线共识也是题中之义。

练好内功方能有“外交自信”

一些研究中国崛起与中共体制自我调适能力之间微妙关系的外国学者曾经尖锐地指出,与“中国崛起”相伴而来的,困扰中国的,是寻求安全感的大国之惑。这种安全感的匮乏,在全球政治秩序的变局中,当然也并非中国独有,美国同样面临着安全感危机,但中国的安全感危机来源内外多个方面,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在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的著作《寻求安全感的中国》中,他描述了中国外交环境中的不安全感,在他看来,这种不安全感来自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也来自于中国还在摸索:如何在这个变动的国际体系中找寻、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

这一关于“身份认同”的焦虑,来自中国近两百年来与帝国主义打交道的经验。饱受列强侵略的历史记忆,给中国人(其实是那时候的清朝臣民)带来刻骨铭心的屈辱感。这种屈辱感在知识分子那里,也许化为谋求普适价值的动力,而在执政者那里,则化为富国强兵的民族复兴之“中国梦”的政治蓝图。对于美国而言,了解并理解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焦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也往往表现为中美之间强烈的意识形态冲突。

如何协调和处理来自中国的安全感需求,也成为了美国无法回避的议题。在这个维度上,外交“想象力”也就尤为重要。它实际上是一种更为柔韧的同理心,美国应当留给中国更加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处理它目前所面临的内部问题:贪腐、生态环境的破坏、经济增长的放缓与可能的人口老龄化、此起彼伏的抗争维权浪潮等等社会矛盾。当然,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更加需要伟大的想象力来勾画和推进,唯有解决内忧,方能化解外患,也唯有练好内功才能有“外交自信”,诚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言:“打铁还需自身硬”。真正能够化解中国人“身份认同”焦虑和安全感危机的,只有中国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