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模式”频频出现，因为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抢眼表现，便有人开始总结和推销“中国模式”，然后进行中西方对比。这种对比让人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它首先让部分国人兴奋不已，甚至某些老外也迷茫和艳羡。
谈到“中国模式”，人们会问：什么是中国模式？其实，我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自上而下的人治主导下的法治模式。我从来不否认它的法治成分，然而，这么多年来观察的结果，我深深的发现，从本质上来看，“中国模式”还是人治，随心所欲的人治一以贯之的统治着中国。
用经济领域的暂时光鲜来论证总结“中国模式”和褒奖“中国模式”是经不起检验和推敲的。西汉时期有个“文景之治”，表现不抢眼吗？是不是可以总结出一个“文景模式”呢？唐朝有个“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表现不可谓不靓丽，是不是可以总结出一个“太宗模式”和“明皇模式”呢？清朝有个“康乾盛世”，当时的经济规模相当全球的三分之一，比当今的美国都牛逼，为什么没有什么“康乾模式”呢？苏联建国之后，尤其二战之后，经济发展也是一日千里，最终和美国平起平坐甚至一度在和美国的争霸中占据上风，所以，“苏联模式”比“中国模式”霸气的多啊。还有，希特勒上台之后，德国的经济哪里是十个点几个点的增长，成倍的往上翻啊同志，所以按照总结“中国模式”的逻辑，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模式是“希特勒模式”！“中国模式”嘛，只能跟在这些高大威猛的“模式”后面做马仔和跟屁虫，何足道哉？
用近年来的经济表现来表扬中国让很多人信服，也很有市场，可是，我必须指出的是：这是人治的特点，这也是“王朝兴旺周期率”的题中应有之意。王朝嘛，落的时候当然像流星一样迅疾，可是它们兴盛的时候，也会光彩夺目如日中天。它们兴盛的时候会有大批人为它们唱赞歌，为它们总结什么模式啊经验啊等等，同时也会有大批的人认为：这样的盛世这样出色的治理还不能千秋万世吗？宇宙之内还有比这更好的统治吗？还有比这更好的制度吗？
所以，当今一些缺乏宏观视野和历史视野的马屁精糊涂虫为“中国模式”大唱赞歌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他们的表现或者这样，或者那样，有些甚至很出色，比如宋鲁郑，他的笔杆子可当数万之师，可是总体来看，当今盛世之中的马屁精糊涂虫是历史上最孱弱的最无能的，因为有僵硬的落后的顽固的意识形态在主导他们的灵魂，偶尔蹦出一个宋鲁郑，也改变不了这个全局性的局面。
主流理论家们不值一提，最近宋鲁郑提出一个“中国制度”的词汇，并把它和西方的民主制度进行对比，得出中国制度优势论，并且可以而且必定能够带领中国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
我以为“中国制度”是个新东西，可是当我看了宋鲁郑“很有说服力”的论证之后，我哑然失笑：原来是新瓶装旧酒，原来它就是“中国模式”，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和不同。宋鲁郑即便如此的出色，如此的企图别出心裁和独树一帜，他的论证却暴露了他的本质，他其实也是抄袭甚至剽窃，因为他的论证没有一丁点新意和旁逸斜出的地方：他喋喋不休的主要还都是经济的表现，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如果说这些馍都是他自己嚼过的，那么今天他嚼的已经不再是馍了，而是口水和牙垢。
从名词上讲，“中国制度”出现了“制度”一词，可能也是为了和西方民主制度对比的方便，宋鲁郑用了“制度”，制度更有现代性，更淡化了人治的色彩，更有一些迷惑性欺骗性。
制度在中国确确实实的存在，时至今日，它甚至相当的完备和健全，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对制度的重视和建设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和烈度。我们姑且不说制度在中国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先让我来说说中国的制度。
宋鲁郑说明“中国制度”优势论的时候，用了中国政权的平稳过渡，这个很好有新意，他甚至进一步说“中国制度”能够“避免出现政治强人”。宋鲁郑总是从历史长河中断章取义，两次的平稳政权过渡和交接就完全证明了“中国制度”吗？历史上两次多次的政权平稳过渡和交接比比皆是，有天下大乱的时候，当然也有天下大治的时候，何足怪哉？
中国会不会出现政治强人，会不会走回头路，会不会开历史的倒车，让我们从宪法里寻找依据。宪法应该是“中国制度”的灵魂吧？你敢否认吗？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任期五年只能连任一次，军委主席也是任期五年，可是却没有规定连任的次数！也就是说，军委主席可以无限制连任！众所周知，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不是国家主席，不是人大委员长，不是总书记，不是总理，而是军委主席啊。
宪法并没有拒绝政治强人的出现，政治强人在中国并不违法，它甚至为政治强人大开绿灯。宋鲁郑对此视而不见，大谈什么“中国制度”避免出现政治强人。中国暂时没有出现政治强人，不代表永远不出现政治强人，今天没有政治强人，不代表明天没有政治强人。一旦出现了合适的土壤和机会，例如战争，例如动乱，例如灾害，政治强人就会应运而生，“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龙骑池中物，乘雷欲上天”。
宋鲁郑提到了他信心满满的根源，是领导人的高风亮节博大胸襟，是啊，它是完成两次平稳政权交接和过渡的原因。国家政治运转要靠高风亮节和博大胸襟，是人治还是法治？归根到底，中国还是要靠人治而不是制度不是宪法来保证不出现政治强人啊！要靠皇帝来保证不出现皇帝啊！要靠狼来保护羊啊！要靠老鼠来保护大米啊！要和老虎商议扯下虎皮做大旗啊！
这对宋鲁郑提出的所谓“中国制度”是个莫大的讽刺，因为“中国制度”不是靠制度来保障，而要靠人治来保障，用人治来保障制度，我刚一想了想，不行，我要先按住自己的牙，哈哈哈。
说到制度，宋鲁郑很幼稚，不仅仅表现在上面，他还提到了司法独立。中国对司法独立早已定性，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是中国要的，中国早已而且反复申明：不要司法独立！司法独立那还得了？法律最大还不反了天了？岂不是秃子打伞有“法”无天？我看宋鲁郑也还能看到一些问题的，并且拥有善良的愿望，只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大拍马屁，是不是故意提出一些问题以显得他的文章更有说服力？或者他是真的糊涂虫？
司法不能独立不允许独立也是中国人治的一个佐证，中国要保留着对一切的控制和权力，要保留对一切的最终决定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权力是个好东西，怎么能送人？更不能放弃！
关于制度，还有很多不合理但是“中国制度”却不愿意不敢不能变更的东西，像私人财产权啦，公民权啊，等等等等，恕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展开。总之一句话，所谓的“中国制度”是虚伪的，它是人治下的制度，它归根到底是为人治服务的，它是人治的外衣和遮羞布，从本质上讲，它和几千年封建社会集权下的法律制度没有什么根本性整体性的区别。
这就导致出了另一个问题，即便“中国制度”是存在的，因为它人治的内核，因为它的虚伪性，它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人民的信任，而且到现在还没有取得人民的信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也看不到人民信任它依赖他的前景。
治理者不相信什么制度，视之如粪土弃之如敝屣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然后又企图让人民来相信制度依赖制度？人民可能相信一次或者多次，久而久之，傻傻的人民也明白了：去你妈的制度！在中国，你和我谈制度？你以为我真傻啊？
所以，所谓“中国制度”是个伪命题，根本不存在，宋鲁郑却兴高采烈的拿来和西方的民主制度相比较，并且得出了巨大的“制度优势论”，难道不是意淫？这就好比说中国的孙悟空打败了美国的泰森，呵呵。
民主制度的弊端，宋鲁郑说的很充分，也基本都是事实。它也存在上下左右的摆动和颠簸，有时候甚至很剧烈，剧烈到让人以为倾覆的程度。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断言了资本主义的灭亡，说资本主义无法克服自身的矛盾，只能革命蜕变成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出路。可是到现在为止，他的话没有实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没有灭亡资本主义，二十一世今天的危机远远不如当年要命，凭什么就说资本主义完蛋了？
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民主，它们时好时坏，坏的时候也让人目瞪口呆，但是民主的纠错功能很强大，社会功能很强大，自我修复功能很强大，稳定功能很强大，包容功能很强大，它可能会付出巨大的无法想象的成本，但是总的来说，民主能够维持一切，罩住一切，使国家社会长期保持基本的稳定和发展。
人治或许能创造一时的辉煌，权力最大权力包揽一切使国家社会失去了自我纠错的机会和能力，使得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权力，一切都是权力的附庸，一旦权力崩塌，则一切的一切必遭灭顶之灾；还有人治没有恒定的让人民相信和依赖的制度保障，一要靠领导人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襟，二要靠各派政治势力血腥宫廷角力的恐怖平衡，所以它最终逃脱不了“王朝兴旺周期”。“其进锐者，其退速也”，“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当你对它赞颂的时候，可曾想过历史的责任感？可曾想过中华民族的千秋万世？
最近，“宪政”之争暴露了中国迷茫和混乱，也暴露了中国死死抱住人治不松手，不肯放弃既得权力既得利益。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宪政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理所应当的事情吗？为什么提都不敢提说都不让说？为什么一定要为宪政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为什么一定要拒绝宪政？这是很让人担心的事情。
如果实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宪政，那么“中国制度”才可以堂而皇之的行走世界各地，和西方民主一较高下；如果实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宪政，“中国制度”才能摆脱虚无化虚伪化，中国才有法治，才会有渐进的民主。中国才有希望的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