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社会管理探讨——均衡利益与制衡权力》，贺永顺著，南京大学出版社，ISBN978-7-305-11612-4，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秦至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管理
公元前221年，秦消灭了其他诸侯，结束了500余年的分裂割据，统一了华夏大地。面对辽阔的疆域、繁杂的事务，秦朝采取了与周朝迥然不同的管理模式——中央高度集权管理模式。
高度集权的社会管理模式，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利于迅速消除统一前各诸侯国在经济、文化及制度上的巨大差异，有利于迅速将原诸侯国真正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也有利于构建一种斩新的社会利益关系。但这种管理制度对整个社会的束缚也极大，最后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当然这是后话。
秦王为加强和巩固对大一统国家的管理，从中央到地方设计了一整套很有特色的中央集权制度。他首先创设了“皇帝”这一职位，并规定了一套严格的皇帝诏令制度，其次在中央设计了“三公九卿”制度，在地方则广泛推行郡县制度。
创设“皇帝”这个职位，不仅是为了区别于统一前各诸侯的“王”，更是为了形成秦王一元化领导的精心制度安排，在皇权之下，又设计了“三公九卿”制度，这样既强化了皇帝权力以适应集权管理的需要，又防止了大臣权力集中以消除对皇权的威胁。
秦朝对地方的管理，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全面废除了封邑制，广泛推广郡县两级制。对于如何有效管理广阔的疆域，秦朝的管理者们曾进行过两次宫廷大辩论，有人主张恢复三代分封，有人主张加强集权。秦始皇认为分封易导致战争和分裂，最后采纳了郡县制，废除了分封制，使权力集中于中央。
尽管秦朝建立仅15年便“二世而亡”，但其所开创的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对后世中国的社会管理影响极大，其基本管理思想甚至一直延续至今。后世的实践也证明，这种集权的管理模式，非常受到管理者欢迎，对维持大一统国家也比较有利。
自秦集权以后，中国的社会管理似乎主要关注于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处理好皇帝与大臣之间“权”和“利”的关系，二是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和“利”的关系，而民众的作用几乎被完全忽视。正是这种轻民的管理思想，成为中国社会反复动荡的根源。
汉代在中央层面除机构更为健全、职能更加完善、分工更趋细致外，还逐步出现了“尚书署”（后称尚书台、尚书省）这样独立的中枢决策机构，为以后“六部制”奠定基础。在地方层面一开始采取了分封与郡县并存的“双轨制”，这种制度安排虽在立国之初有助于社会稳定，但也极易导致皇权与王权的利益冲突，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此外，汉代还设立了专门的地方监察机构，对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进行制衡。
中央层面的“尚书署”来历很有意思，它本来只是一个负责文书管理的机构，汉武帝却利用它逐步架空“三公”机构，其位虽卑，权却很重。这种安排具有明显的权谋文化特征，也被后世当政者经常使用，但对社会管理也日趋负面，我们会做进一步阐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社会的大动荡时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是很不成功的，但在制度设计上还是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创新，如设立“中书省”和“门下省”。
“中书省”出现于魏晋时期，也是为了制衡尚书省而设置，最终取代尚书省成为中枢决策机构，尚书省倒成了执行机构。后来又以同样的方法，用“门下省”分散中书省的权力，门下省又成了中枢决策机构。所以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设置，与尚书省一样，真实目的是通过“权力分割，相互牵制”，使权力更好地集中
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管理最后淘汰了“三公九卿”这种集权于宰相的制度安排，形成了一整套新的君主集权、分散相权，便于皇权独揽、又便于分工管理的“三省六部”制管理架构。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中期以后，在社会管理上的重大革新。在对地方的管理上，州郡县三级体制已经相当成熟，并为后世一直所采用。
秦朝在社会管理上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吕不韦和李斯，吕不韦提倡在“君主集权”下实行“无为而治，顺其自然”，这一思想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经济发展，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李斯则以韩非子的理论为基础，成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主要设计者和实践者，这个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分裂割据的祸根，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汉朝在社会管理上有重要影响的分别是董仲舒和曹操。西汉的董仲舒，他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发起人，在社会政治学说上强调“大一统”，系统提出并论证了“三纲五常”理论，对后世社会管理有极其巨大的影响。而东汉末年身处乱世的曹操，在社会管理上则比较强调法治，认为“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这种“治乱世用重典”的管理主张，对于抑制社会强权，缓和社会矛盾成效明显，甚至对于当前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同样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