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为了掌握全国经济命脉，从经济上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抗御匈奴的军事侵扰，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推行了以桑弘羊为主所制定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这些经济措施，虽然适应了当时巩固西汉王朝政权的需要，为西汉王朝奠立了坚实的财政经济基础，但是，却也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某些不便与困难，特别是剥夺了地方诸侯和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于是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问题，就成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  汉武帝

　　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旧历二月，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60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经济方面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讲道德，说仁义，反对“言利”，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他们提出了战国以来法家的重本抑末说，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贤良文学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张。他们的重本抑末说，实际上是要抑官营工商业，而为私人工商业争取利权，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一种方式。

　　会议结果，废除了全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事过30年，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加以“推衍”整理，增广条目，把双方互相责难的问题详尽地记述出来，写成《盐铁论》。

　　这实际并不是一个经济学范畴的问题,而是政治,这也就是统治国家依靠的是对子民思想的控制与引导,而不是靠强力的国家强权机器.贤良文学们改变了论题,桑弘羊一人舌战群儒,桑弘羊说的是如何增加国家财富,提高国力.贤良文学们说的是治理国家只能靠思想教化,政府一旦涉足商业,就无法占据道德和思想高地,无法再证明其统治的正统性.

　　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们的辩论实际上是为了短期利益,是不是可以暂时放下道德说教治国的原则,一切向钱看,当时汉武帝国库空虚,对匈奴的战争耗费大量金钱.

　　西汉政府一年的赋税收入为四十余亿铜钱，粮食年产量为5513.69万石；而汉军装备精良，辎重充足，耗费自然也惊人，每年光边军就要消耗23亿钱和800万石粮食。军费的消耗要占到西汉政府赋税收入的57.5%，耗其大半，而粮食消耗也占到14.51%。以至于汉武帝时“外事四夷，大司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而为满足征战需要，西汉政府“赋敛无度”，以至于“民户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

　　元狩四年（前119年），“大将军票骑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按西汉平均黄金、铜钱比价计算，一斤黄金值万钱，仅对霍去病的赏赐，西汉中央政府就出现赤字10亿铜钱，更何况平时支付边军和中央政府官员的俸禄就已经很困难。这平空生出来的50万金，很有可能是以铅质“金饼”、白龙币、皮币的形式给付，很难想象，一旦流向市场，不会对物价造成冲击。

　　毫无疑问，西汉政府要国库空虚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系列的新经济政策被采用,一些有能力的官员被启用.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桑弘羊.在汉武帝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中,绝大部分为桑弘羊亲自实施.汉武帝去世后的汉昭帝初年作为御史大夫依然活跃。然而如此重要的人物，却无人为他做转，原因很简单，这人被定义为巧取豪夺，夺民之利的坏蛋。

　　这就是一道选择题,盐铁收归国有,可以暂时渡过难关,但在道德上失分,未来统治有危险.继续保持道德说教,盐铁不国有,却有可能导致军队大败,匈奴南侵,政府破产,但政府未来的统治会更稳定.继续挤泡沫,可能导致国家经济崩溃,但未来发展会很有利,风险降低很多.继续吹大泡沫,短期会很快乐,但未来更危险.汉武帝根本就没想,盐铁当然要收归国有.

　　贤良文学们不是要让国企让利民间,而是认为国企逐利的目的和的行为有损统治的思想基础.贤良文学们认定了资本的罪恶性,逐利贪利是资本与生俱来的品质,无法剔除,作为国家,必须要超越利之上的境界.

　　这实际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国家的责任是什么?国民的权利是什么?逐利,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是人的最基本的欲望之一,无可改变,这是人性无法更改的部分.国家的责任是让其国民幸福,而不是稳定的统治,贤良文学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国家更好地统治其子民,钳制其思想,而非人民的幸福.

　　实际那些国企并不是国企,应该说是帝企,都是为皇帝统治集团服务的企业.很多人混淆了国企和帝企的区分,国企终于国民,而非皇帝统治集团,帝企只忠于皇帝.

　　台湾有台积电这样人类最伟大的企业之一,全球90%的高级数码电子产品的核心芯片由其制造,是人类电子业的基石,它差不多就是台湾的国企,台湾人行政院基金是其主要股东和发起人,TSMC也是公认社会责任感与社会道德的标兵.

　　中国的国企是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

　　欧美的统治是以子民为核心,子民富裕,国家自然也富裕,国家让其子民获利,从而稳定其统治,中国古代,要钳制人民思想,忠君爱国,实际是爱皇帝的统治集团.思想越闭塞越钳制,统治就越稳定.那些嚷嚷着以德服人的所谓国家栋梁,大儒不过是国王驾前的小驴,牧羊犬 .

　　中国是文明最久远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智慧足以傲视全球，中国人也自诩是道德是最高境界的武器。沈括在北宋中期时写过《梦溪笔谈》和《续笔谈》，里面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宋帝国开国之后，太祖赵匡胤预计到自己的国家在未来跟北方的契丹国将会有长期的较量，因此希望将国都从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东京汴梁迁到关河形胜的洛阳，借此以实现裁撤冗兵、凭险安守，然后与契丹一较长短的目的。便将此事提出来跟大臣们议论。以晋王赵光义为首的大臣们对此都表示反对。皇弟赵光义给出的理由是“在德不在险”。太祖最后终于还是被自己的弟弟说服了，因而北宋的帝京就牢牢地安在了地处中原之中的汴梁。

　　《史记·楚世家》。晋楚城濮之战后，楚转而向东发展。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后，楚国再次强盛。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今河南嵩县北)之戎，一直打到洛水边，“观兵于周疆”，在周都洛阳陈兵示威。周王派王孙满去慰劳，庄王竟问“鼎之大小轻重”，意欲移鼎于楚。王孙满说：“统治天下重在德，而不在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