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经济人生》一书

一个人在生活中的选择范围，是由前面提到的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我以为就是由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进程（包括各种 “必然因素”和 “偶然因素”） 所决定的社会环境和一个人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社会环境” 在经济学中也称 “制度环境”，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包括许多因素，既包括法律、规章、政策等构成的正式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包括社会上通行的或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规范、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实际上，所谓制度、法规、政策等，在一定意义上，所起的就是为人们划定选择范围的作用，规定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怎样的选择、不能做怎样的选择。 “制度” 说，取消大学教育制度，你就失去了上大学这个选择； “政策” 说，不在应届毕业生中招工，你就不再能当工人； “章程” 说，右派的孩子不能参军，于是你就不能当兵； “规定” 说，土地必须都种粮食，于是没了菜吃，等等。人的选择范围由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决定，也就意味着，当社会环境即社会经济体制、法规、政策等发生变化的时候，你的选择范围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中，最突出的还不在于选择如何受限制，而是一个人的选择范围如何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个人生活这个小 “变数”，是怎样由社会环境这个更大的 “变数” 所决定。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有幸（还是 “不幸”？） 生活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在不知不觉当中，从自己经历的生活、经历的时代里，我确实相信了那个辩证法的最基本原理：一切都是可变的，一切都还会变；任何时候都不要相信一切都已 “定型” 了、不会再变了。它不一定总是往好了变，不出现 “曲折”，更不一定按照我们自己的愿望变，但它一定还是可变的，许多情况下是以出乎我们的意料方式变化的。往小了说，当初怎么能想象我这样 “早年失学” 的小学毕业生还能上大学、出国进修，当博士、研究员？往大了说，仅仅在几年前，谁能想到柏林墙会被推倒、苏联会解体？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在当时看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唯一的 “解”似乎就是两个核怪物你把我摧毁几十次、我把你摧毁几十次，当然还要 “捎带上” 我们这个只能被摧毁一次的星球。但谁想得到，到了８０年代末，整个事情变得面目全非，苏联这么一个 “巨人”落到向西方要救济的地步。我一生中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世事的“可变性”，是在 “林彪事件”以后。记得那天是在山上伐木，一个好朋友趁着山林僻静，身边无人，悄悄地告诉我他得到小道消息说团部正在传达中央文件，说林彪出事了，他自己表示还无法相信。我倒是很快就信了。那时虽然才１８岁，但由于早早地 “关心国家大事”，早早地接受了 “革命的急风暴雨的洗礼”，多少已有了一点 “政治敏感性”，因此已经在此之前就注意到了批陈伯达时批到了林彪一贯挂在嘴上的 “天才”一词，还有 “十一”没有游行，国庆活动中林彪没有露面等。但我还是感到莫大的震惊。从 “文化革命” 我接触到 “国家大事” 开始，林彪就是 “副主席”、“副统帅”，是写进党章的法定接班人，我们天天要祝他“永远健康”，说完蛋这么一下子就完蛋了，这世道在我的眼中从此也就大变了一个样。社会环境变化大，个人生活变化多，有一个好处，就是便于对生活的研究，便于对我们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决定我们命运的各种因素有更深入的理解。经济学中曾发生过的一个争论是，有人认为只有现代人才懂得进行 “理性选择”，而中世纪的人只会按 “习惯” 办事。其实仔细想一下，一种 “习惯”最初也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的一种选择，只是到了后来，各种条件长期不变，人们没有必要去改变最初的那种选择，结果形成了 “习惯”，甚至形成了按习惯办事的习惯，形成了 “积习难改”的麻烦。漫长的中世纪，生产力水平本来较低，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靠战争掠夺重新分配财富和经济收入，循环往复的战乱更阻碍了生产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结果生产条件长期不变，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所面临的经济社会条件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多数人自然没有什么重新进行选择的必要，对他们来说，“最经济” 的办法或 “最优的选择” 其实就是按习惯办事，按上一代人已经作出的选择办事，不必去费什么力气去作分析、比较、思考、选择。而长此以往，人们 “重新选择” 的能力自然也会衰退。而在现代经济中，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产品花样不断翻新，逼得人们不断地在新的条件下作出新的选择；人们选择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以选择为主题的经济学也才得以发展起来。而在一个变化大的时代，我们则正可以对生活中的 “理性选择” 问题进行一番深入的研究，也较容易感受到新的选择余地的出现，对人们意味着什么。

我们是在 “文革” 最激烈的日子里懂事成人、走入社会的。因此，从个人生活选择的角度看，我们最初走入社会时所面临的选择范围最窄，以后逐步有所加宽。因此，我们没有像我们的前辈一样经历选择范围由宽变窄的过程，而主要经历的是在 “文革” 结束后的这十几年里，它如何一步一步地由窄变宽。最早是１９７７年 “恢复高考”，使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改变现状的机会。记得我是在一个公社铸铁厂 “体验生活” （作为县文化馆的创作人员）的时候，从收音机里听到 “恢复高考” 的消息，当晚就赶回县里与我哥哥和其他好朋友商量利用这个机会的可能性。我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虽然 “文革” 这些年没少读杂书，但从未学过数理化，考上大学的希望应该说比别人小得多，但有了这么一个新的选择机会，毕竟多了一种改变现状的可能性。后来社会的变化就越来越多了。集市贸易、市场经济的发展、价格双轨制的实行、承包制后农村经济的活跃，对于我们这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生的人来说，都是新鲜事物。 “双轨制” 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保留原有的那个购买机会的前提下，使大家多一个购买或销售的机会；在原有的选择范围保留的前提下，再多开出一块选择范围。在原来的固定价格下，物品短缺，一方面是没人愿意多生产，另一方面是排队、脱销、走后门，现在放开一个 “口子”，你要不怕价格高，也就是舍得花高价消费并认为值得这么做，就到自由市场去。多花了钱，但少了排队的辛苦或走后门的麻烦与开销，算下来一定还是值得。再往后，就是劳动就业选择机会的增加，选择职业的余地扩大、民营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的扩大、公派出国与自费出国政策的放宽、文化生活的丰富，以及经济收入的增加，这都使人们获得了更大的选择的自由。

我们这一代人，刚从青年时代里走出，坐到一起，经常感叹现在的青年人有多么幸福，设想假如我们当初也有现在这么多的选择，我们会去干什么。“傻博” 们坐在一起，会感叹这年头 “博士” 头衔的前面居然加上了一个 “傻”字。有的人会说如果允许在今天的条件下，重新再活一次，大学总还是会上的，但研究生、博士等上还是不上，恐怕就要另当别论了。想一想我们十几年前上大学之后，这社会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傻博” 的称谓，正是在这十几年中才出现的。博士们并不特别的聪明（你可以说他们缺乏 “预见”），但也不是特别的 “傻”，他们只是在当初的特定条件下，在他们当初所面临的特殊选择范围内作出了他们自己的特殊选择。从现在看来可能是 “傻” 的决定，当年可能还是聪明的。（或者以后再看，也还会是聪明的。）社会的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说就表现为人们选择范围的不断拓宽，或者说，可以就用人们选择余地的大小，来衡量社会进步的程度。比起我们的上一辈人或再上几辈人，我们终究还是幸运的。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失去的还不算多，我们毕竟还有机会再作一些选择。

既然人的命运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那么一个直接的结论就是：当我们因社会条件所限缺少选择机会、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和改善自己的境况的时候，就不该只抱怨自己的 “命运不济”，而是要努力去改变社会环境本身。社会经济体制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大家切身利益的东西，在经济学中也可以被算作一种 “公共物品”，就是说，它可以被大家共同来加以享用或给我们大家带来痛苦。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一边哀声叹气地抱怨自己命苦，另一方面等着别人去冲锋陷阵搞改革，改革就永远不会成功，就像如果人人都想搭别人的便车，就会没有人去开车的道理一样。我自己是不那么富于 “牺牲精神” 的，但我们这一代人中有许多已经为了这个社会的进步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想这与他们对个人福利与社会进步之间的依存关系有深切感受是分不开的。我相信我们这个社会能为人们提供的选择范围还会进一步拓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