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向何处去?


栗彦卿的评论:中国应向何处去?

             ——与王小石《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的商榷

我不知道王小石何许人也,但通篇看下来,真不知道王小石在说些什么,简直是思维混乱,胡言乱语。你自己都搞不明白的东西,何以拿来做公共宣传?何以教育人民?何来指导国家?

第一,王小石没有明白,在前苏联,搞民主化的,非社会主义人民民主,非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西方大资产阶级民主的,实际上正是党政干部权贵阶层自己,是大官僚(大资本家)权贵阶层自己,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呼声、国企私有化的呼声,他们这些人最高。因为只有通过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式,私有化的方式,他们这些权贵阶层的政治、经济既得利益,才能最大程度最完整地保留下来,并千秋万代子子孙孙地继承下去。在斯大林肇始的政治高度集权、相应地经济上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对党内不同政见者,坚持公平正义者,首先实行血腥的大清洗,而后,在政府内部,党政官员们自我形成了一个显贵阶层,特权阶层,世袭阶层,高度脱离人民群众的上层社会,按照官衔高低,享受非凡的高级待遇,实行共产主义;政府以外,底层人民大众,是严格的低标准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短缺经济,实行贫穷的社会主义。这,在前苏联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社会研究中,已经得到了确认。其高度官僚集权体制,虽然经过了赫鲁晓夫的积极改正,但是依旧治标不治本,涉及到党政内部官员的改革,都是十分困难的,都要遭到部门地方官员的自觉抵制的,所以,很不彻底。到了勃列日涅夫,就是通过政变非正常的方式夺取政权的,基本上又完全恢复了斯大林的那一套管理模式,并由民族沙文主义,向军国主义发展。勃列日涅夫以后,这种管理体制变化不大,社会分层日积月累,矛盾更加突出。由于这个党(主指领导干部,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们)的自我蜕化变质十分彻底,广大的工农劳动人民没有得到很好的组织和领导,没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带领,待到苏联党内资本主义复辟时,人民大众的团结斗争力量,历史创造主体的力量,没有得到有效地应用和发挥,致使少数人的阴谋得逞。

所以,王小石没有搞明白,搞垮前苏联的,不是人民大众,不是外部势力,而是党内的权贵阶层。正像索尔尼仁琴在《论俄罗斯现状》一文中所说,“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什么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由过去上层精英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一百五十个到二百个寡头。”是官商勾结者。

那么,中国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的当前,情况怎么样了呢?实事求是地说,与解体前的苏联差别不大,也与当前的俄罗斯差别不大。与其解体前的相似,是政府官员们的权力腐败和权力世袭,阶层分化;与其解体后的相似,是增添了党内外的资本家对民众的血腥剥削,国资私有化,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现有的国资,通过产权股份化改造,也早已变质,成了一些党政权贵捞钱的机器。我们的党政内部,相当一些领导干部贪污腐化、大肆侵吞国有资产、草菅人命、官商勾结、资本家血腥剥削、权力和财富世袭、贫富分化、又加上环境污染,触目惊心,人民大众的仇管仇富,不是三年五年的事情了。中国三十余年的内需,人民大众的健康消费,一直不旺,而极少数的权贵阶层,就在这短暂的三十年内,通过非法的手段,捞取了夺取了最大的国有资产,形成了当前世界上深有影响的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不但在国内投机,操纵市场,抬升物价,而且周游全世界,满世界狂购高级奢侈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问题的根本,就在于领导干部本身,在于依然的高度官僚集权政治管理体制本身,在于人民大众对政府官员的权力没有应有的宪法历来赋予的监督制约权,当前主宰中国命运的,就是上层精英人物(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们,人民大众依然是买房难(飞升的高房价)、上学难(天价的学费)、看病难(医疗腐败、大药方,难以承担的巨额医疗费)、就业难(政府福利好,但招不了几个人;国企待遇好,但几乎卖光了;私人资本企业大量需要用工,但是是血腥剥削)。生活水平确实是提高了一些,但是,这与人民大众自身付出的辛劳血汗远远不成正比。

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要的是什么民主呢?是真正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民主,真正社会主义的民主,宪法所赋予的人民民主,对政府官员权力的监督制约权。这是正义的呼声,是健康的呼声,是社会主义的呼声,是严惩官员腐败和资本家血腥剥削的呼声,是公平公正、共同富裕的呼声。这,难道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

第二,王小石没有明白,中国改革中期以来,在依然的高度官僚集权体制下,彻底完全地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前的极左,一下子转向了极右,一切以西方的经济市场化为改革取向,是渐进的资本主义复辟,而不是其它。从极左,转向极右,这,都是在高度官僚集权的政治环境下取得的,是在依然严重的官僚主义管理体制下取得的。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日积月累,都可以归结到这个落后的封建专制时代实行的高度集权政治体制上。整个社会阶层的分化,阶级的分化,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边缘化,社会道德的底下,犯罪率的扩大,严重的环境污染,科技创新、核心技术的欠缺,民众身上的四座大山,都归因于党的建设问题没有搞好,归因于官员的权力腐败,归因于人民大众没有切实的人民民主权力。党的党代会不是多次这样说吗,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好也在党,坏也在党,因为党是执政党,代表人民掌握着国家的核心政治权力、经济资源,文化宣传话语权。党建的好坏,人民民主政治发展的正常与否,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起着中坚的作用。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启以来,到了九十年代初,权力下放,基本上就是对官员的权力下放,改革到官为止,实行了官僚民主,而不是人民民主。毛泽东时代,高度官僚集权,邓小平时代,依然崇拜威权政治,江泽民、胡锦涛,继续纵容腐败,继续高度集权。党的十八大,依然没有明显的什么起色。人民大众,有劳动的权力,没有决定自身所创造的财富分配的权力,官员资本家,有大肆掠夺劳动人民的权力,压榨劳动人民的权力,决定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分配的权力,有发言的权力,奢侈享受的权力,不参与劳动的权力。所以,中国依然是伪民主,仅有官员(现在增添了资本家)的民主,没有人民大众的民主。企业职工工资的集体协商制度,职代会、工会,有形无实。

所以,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于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情况,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做主人是否切实落实。改革前的极左也好,改革后的极右也好,都是一些党政干部当权者的所作所为,不是党外人士,也不是国外势力,更不是劳动人民。

这个党建搞不好,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搞不好,其他的无从谈起,包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当前的中国,需要的,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民主改革,是人民大众直接参与下的对不正确的改革开放的新的拨乱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