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柳传志在小范围座谈时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份。”
有一位学者提出，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在商言商，但这不是纵容，不是放弃，更不是勾结，而是隐忍，是积累，等待变革的时机。我是这么认为的，“企业家应该在商言商”这个观点难免偏激，尽管它是柳传志先生说的。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牵强”地附和与解释。这位学者的解释，恐怕连柳传志自己也没想到吧？
我们应该意识到，企业家参政议政，是社会的进步。
当然，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要角色错位。企业家第一位的工作是要把企业搞好。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要和政府、公众进行积极的交流和沟通，推动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向前走。因为企业家无力改变政府的政策，也无法左右政府的思维方向，因此，参政议政是第二位的。
企业家就是企业家，除非你不再做企业而专心从政，否则，不要企图以搞经济的名义操练政治。牟其中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悲剧人物。
《大陆首骗牟其中》的作者吴戈先生说：“我想到牟其中这个人，心里会有种感动，甚至很想哭。作为一个人，牟其中的一生是很坎坷的，他是一个大写的人，很有才华，但最终他被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毁灭了。他的政治自卑感很强，同时又有很大的政治梦想。他喜欢以搞经济的名义操练政治，这是他们那一代企业家的通病。”
《大败局》作者吴晓波曾经专访过牟其中。最后的感觉是，坐在他对面的似乎不是一位企业家而是“国务院总理”。过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超越其身份和能力的政治谋划热情，已经让晚期的牟其中沉浸在一种虚幻的政治执政角色之中而不能自拔。
即使他最后进了看守所，他还给中央写信提出一个宏伟的“远大规划”：由他毛遂自荐牵头，再造三个“国际特区”，一个建在中国，一个建在俄罗斯，一个干脆就建在美国，起步阶段的投资金额至少在10亿美元。
牟其中一生都在认真思考“中国往何处去”，却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他的企业以及他自己究竟该往何处去。
事实上，这种搞不清自己是企业家还是政治家的角色错位，一直贯穿了牟其中的经商生涯。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柳传志和牟其中实际上是两个极端：一个在商言商，不问政治，“右倾”的表现；一个在商不言商，而只谈政治，“左倾”的表现。
（龙吟山书院，颜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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