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学界朋友问我，孙关龙等人主编的第一部自然国学论文集《自然国学-21世纪必将发扬光大的国学》为何没有你的那篇既提出自然国学概念也是自然国学领域的第一篇系统阐述自然国学的论文《国学的精髓是自然国学-兼论自然国学的体系和历史沿革》？出席青岛会议的许多朋友也惊讶的问我：我们都以为你会去参加，你为何没有出席首届全国自然国学学术研讨会？对此，我从未向任何人解释过什么——因为作为一个国学研究者，我不自觉地遵循“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古训。但是，当这个某前辈学者突然显露出其真实面目的时候，我伤心之余就不能不告诉大家真相了，我要说的是——             

    自十二年前的2001年元月七日我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天地生人讲座中首先提出自然国学概念和随后发表由刘长林先生执笔的自然国学宣言，因为讲座毕竟没有公开出版物传播面广泛，故许多人都以为刘长林先生是自然国学概念的提出者，对此，我出于如下三方面的原因对其顺其自然而喜闻乐见：一是因为刘长林先生研究的确实是自然国学，他虽然自己称为象科学，但我们都知道那就是自然国学。二是大家以为刘长林先生是自然国学的首倡者我认为并不为过——我深知在中国土地上名人效应的作用，虽然我是自然国学概念的提出者，但我执笔的自然国学宣言即《自然国学之光》序言毕竟没有发表，而发表的那份自然国学宣言则是本领域著名或知名学者刘长林先生执笔后我等才讨论修改并签字的。自然国学概念虽是我提出的，但第一次最广泛传播这一词语的《自然国学宣言》执笔者却是刘长林先生。三是刘长林先生有古代文人名士的君子之风，他虽然是自然国学宣言发表稿的执笔者，但更醉心于他自己提出的象科学概念，无意争夺自然国学概念的首倡权。他不争，自然无人与之争。因此，对于许多人以为刘长林先生是自然国学概念的提出者，我没有任何异议。

    但是现在，自然国学概念及体系提出十余年后，居然有人突然跳出来要抢夺这一概念及体系的首倡权和发现权了！那么我作为自然国学概念的提出者（2001年元月七日我在天地生人讲座中首先提出自然国学概念）、自然国学研究领域第一篇论文（《国学的精髓是自然国学-兼论自然国学的体系和历史沿革》）和第一本专著（2008年9月中国国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自然国学纲目》）的作者以及第一套《中华自然国学丛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的主编，我就不能不说话了。

    我要说的是“孙关龙大师（见ttp://www.aoshu.com/e/20090619/4b8bcb6ddf322.shtml），自然国学这一概念及体系的发现与你虽然不能说半点关系没有，但实在关系不大，完全可以说：一点关系没有！”，原因如下：

    一、自然国学概念的提出与你孙关龙无关。

    在海天出版社出版的自然国学丛书第1本《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自然国学》（以下简称《瑰宝》）的孙关龙撰写的前五章中，和《首届全国自然国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第10页孙关龙的《自然国学纲要》等之中，出现了一系列让人误读错解的表述，错误不实的表述大致分为“自然国学”概念的提出和自然国学的系统表述两部分，分别如下：

    第一种即“自然国学”概念提出的不实表述有：

    1、总序第i页第2自然段。“自然国学是我们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科技前言探索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的理论研究”中，提出的新研究方向。在我们组织的、坚持20余年约1000次的“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中，有大量涉及这一课题的报告和讨论。”这段话混淆了自然国学一词的提出者袁立、自然国学首倡者刘长林和自然国学的普通使用者、阐述者、以及相关的研究领域等概念，让人误以为丛书主编即孙关龙就是自然国学概念的提出者。

    2、《瑰宝》第一章第18页第2自然段。“2001年我们在主持“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中发挥作用”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中，与刘长林、袁立等学者共同提出“自然国学”一词，发表《自然国学宣言》”。这段话虽然提到了我和刘长林先生，却故意表达的含混不清，混淆了自然国学这一概念的提出者袁立、自然国学首倡者（即自然国学宣言的执笔者）刘长林、和自然国学这一词语的后来使用者、自然国学内涵的使用者等概念，让人误以为主持“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中发挥作用”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的孙关龙等人就是自然国学概念的提出者，实际上这个课题充其量不过是在我提出自然国学概念以后众多使用这一概念的例子罢了。

    3、《瑰宝》第一章第20页第1句。“自然国学的提出。事起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当时，我们两人在从事多年中国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中，萌发出了一些新的思考和想法，并开始研究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段话混淆了自然国学概念的提出和概念含义的使用，让人误以为自然国学概念是“我们两人（即孙关龙等）”提出的，不仅完全排除了包括自然国学概念的提出者袁立和《自然国学宣言》执笔者刘长林，也排除了自然国学宣言的联合署名者徐道一、周明、李世辉、杨伟国、徐德江、徐钦琦、商宏宽。是对事实的进一步歪曲误导。在天地生人讲座以及全国范围，研究传统文化与现当代科技创新之间关系的学者很多很多，我自己提出自然国学概念也确实受到了一系列以“中国传统文化与XXX”之类专题讲座和报告的启发，为此我多次向讲座各位专家学者表示了由衷感谢！但除孙关龙外没有人贪天之功希望别人误以为自己是自然国学概念的提出者。孙关龙大师（见ttp://www.aoshu.com/e/20090619/4b8bcb6ddf322.shtml）你真不同凡响呀！

    4、《瑰宝》第一章第22页第3自然段。“2001年，我们与几位同仁一起提出“自然国学”的命题，又一起发表由刘长林起草的《自然国学宣言》，在“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中开辟“自然国学专题系列讲座””。这段话是对历史基本事实的有意忽略和歪曲，真实情况是：2001年元月七日袁立即本人就在天地生人讲座做了题为《国学的精髓是自然科学-兼论自然国学的体系和历史沿革》的学术演讲报告，首次提出自然国学概念，并把国学分为自然国学和人文国学。这次报告后在我提议下成立《自然国学之光》论文集编委会，而《自然国学之光》论文集编委会三位主编向讲座的工作汇报才是自然国学系列讲座的第一次讲座，而孙关龙的讲座不仅在我提出自然国学那次讲座的半年之后，甚至都不是自然国学系列的第一次讲座。

    5、在《首届全国自然国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第10页孙关龙的《自然国学纲要》中，第2自然段。“自然国学的提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与宋正海在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中，深感分析型科学体系和方法造成一系列研究的盲点、盲区，亟需复活中国传统的整体论综合研究方法与一系列被打入冷宫的传统科技成果。于是，写论文，办讲座，后与一些同仁提出“自然国学”一词和研究方向。2001年发表由刘长林起草的《自然国学宣言》。”你孙关龙“发论文，办讲座”与明确提出自然国学概念有任何直接关系吗？你论文的哪一篇提出了自然国学概念？再说“办讲座”，大家都知道并公认天地生人讲座的组织者是宋正海先生，次要组织者恐怕也远远轮不到你这个很少来讲座的孙关龙大师吧！

    6、在大众日报2013年1月29日的自然国学专版上孙关龙的《自然国学,一门新颖而古老的学问》中，再次误导读者说“自然国学是一个既生疏又新颖的词汇。它是我们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科技前沿探索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的课题研究中,于2001年提出的新研究方向。”我不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科技前沿探索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的课题中是否出现了“自然国学”一词，但是即使出现，也只是“使用”而绝不应该称为“提出”。另外，孙关龙大师的两次表述也有明显差异，大师的书中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中发挥作用”与报纸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科技前沿探索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或许这只是孙关龙大师因太忙产生笔误吧。但是，这是又一次有意误导读者。

    第二种是对自然国学首次系统阐述的不实表述：1、在海天出版社出版的自然国学丛书第1本《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自然国学》的孙关龙撰写的前五章中，前言第1页。“这是第一本系统阐述自然国学概论的学术著作。”事实是，第一本自然国学学术专著是2008年9月中国国学出版社出版的本人（即袁立）撰写的《中华自然国学纲目》。2、总序第ii页第2、3自然段第1句话。“本套丛书是中国第一套自然国学研究丛书。”“由于是第一套自然国学丛书”。事实上，自然国学领域的第一套丛书是武汉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2月开始出版发行的袁立（即本人）主编的《中华自然国学丛书》。2012年1月海天出版社的这套丛书只是自然国学研究领域的第二套丛书。由此我们完全能够得出“孙关龙大师与自然国学无关”的第二点根据——

    二、自然国学的首次系统阐述与孙关龙无关。

    三、你孙关龙大师研究的是否是自然国学抑或是人文国学，我感觉并不明确，似乎都说得过去，甚至称其为人文国学似乎更加贴切。例如你总结出的所谓自然国学的七大特点“整体性、生成性、有机性、实用性、直觉性、人文性、非均衡性”，安在人文国学上恐怕更加合适，安在后现代西方科学上也不无不可。你提出的自然国学元典“《易经》《诗经》《春秋》《墨经》《道德经》《尔雅》六经”不仅远在我提出“自然国学元典书目”之后，远比我提出的八类十六种真正的自然国学元典少得多（见2008年9月出版的《中华自然国学纲目》），而且半数以上是人文国学经典。在孙关龙发表于大众日报2013年1月29日的《自然国学,一门新颖而古老的学问》一文中，孙说“中华自然国学材料之富远超出人们的意料之中:从孔夫子提出“多识于鸟兽草木”、“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山水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技艺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科学观,经荀子的《天论》、邹衍的“大九洲说”、屈原的《天问》等,到《尔雅》成为中国和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科学分类著述；从汉代的《九章算术》、张衡地动仪,到南北朝祖冲之的圆周率、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到晚明的六大科技著作(朱载堉《乐律全书》、李时珍《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吴有性《温疫论》、徐霞客《徐霞客游记》)；从宋元算学四大家(秦九韶、李治、杨辉、朱世杰)、宋元农学四大家(陈甫、元代司农司、王祯、鲁善明),到金元医学四大家(刘河间、张子和、李东桓、朱丹溪)；从东晋陶渊明的田园诗,到北宋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清代曹雪芹的《废艺斋集稿》；从被日本学者山田庆儿称为“被遗忘的自然学家”南宋朱熹的宇宙观,到清代王夫之的格物学、近代孙中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进化思想。中华自然国学是一座富矿,其材料之富居世界之首。”这段话清楚说明了孙关龙对自然国学的肤浅认识-它完全混淆了自然国学与人文国学的界线，根本不懂自然国学与人文国学自古就存在着清晰的界线，按照孙关龙大师这种认识，所有人文国学都可以并入自然国学，根本找不到在自然国学之外的人文国学著作。

    四、尤其是孙关龙大师与自然国学一点关系没有的第四点根据：治国学尤其治自然国学者，正直诚实是基本品质，我没有在孙关龙大的师言行中看到这一点——我是由于这次会面才下决心写本文的：我打电话到孙关龙大师（大师称呼见ttp://www.aoshu.com/e/20090619/4b8bcb6ddf322.shtml）家祝贺青岛会议成功举行，顺便问他为何没有通知我，他先莫名其妙的连声对我说“谢谢”，并说让我下周一到他办公室谈，如果等不及（不知他为何这样说）今晚以后随时都可以去他办公室，这时他家里有客人，当时电话听筒里传来了许多人的喧哗声，我于是说，没问题，那就下周到你办公室谈吧。但是，当周一我到他办公室的时候，他劈头告诉我说“我们讨论过出席青岛会议的名单，我多次提出你应该参加，但徐道一都带头反对”，并且别有用心地说“一个人再有能耐，也不能得罪多数人”——十二年了，我终于看清了孙关龙的面目！他不配得到我的帮助（对于孙关龙的不实之词，我为了维护自然国学学派的团结曾经写了《我提出自然国学概念的初衷是反对民族科学虚无主义》，其中善意的纠正了孙关龙的不实表述，但维护了孙关龙“我们提出自然国学”的表述，已经在网上发表）！我与徐道一先生并无矛盾，至少肯定没有孙关龙大师所说的那样程度的矛盾，徐道一老师虽然不同意我执笔的“自然国学宣言初稿”，但他毕竟是懂得自然国学的，我们之间是有着你孙关龙大师不懂的共同语言的，后来徐道一老师还几次把自己的著作送给过我，我们没有任何大不了的矛盾，因此我根本不信孙关龙说徐道一先生反对我出席青岛会议的话。至于说“得罪了”什么人-十二年了，我倒是终于明白自己得罪谁了，我相信大家看看下面的事就都可以告诉我这个人是谁了。   

    孙关龙的态度让我想起一些事情，过去我对这些一直都没有在意，现在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2001年元月七日本人在天地生人讲座做了题为《国学的精髓是自然科学-兼论自然国学的体系和历史沿革》的学术演讲报告，首次提出自然国学概念，并把国学分为自然国学和人文国学。其后我提议成立《自然国学之光》论文集编委会，宋正海先生让我做执行主编，宋正海先生和刘长林、徐道一、孙关龙、周明与我共同组成《自然国学之光》论文集主编委员会，开始自然国学领域第一本论文集的编辑工作。这个编委会审订了七编书稿，共同申请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并直接催生了《中华科学传统与21世纪全国学术研讨会》（我至今仍保留着社科院东方书院院长当我面盖章的筹备文件），作了大量工作（当然主要工作由唯一的年轻人我来做，其他先生都很忙，我也把它当作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并在此过程中收获很大）。那么后来《自然国学之光》论文集为何没有出版呢？讲座的公开材料提到此事时说是由于资金问题，其实资金并非唯一问题甚至不是《自然国学之光》论文集无法出版的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某人对我当时的名片提出了莫名其妙的严重不满，并利用这一不满终止了《自然国学之光》论文集的编辑出版。情况是这样，我自提出自然国学概念后，某香港学术机构欲聘我担任自然国学院院长，我考虑到“院长”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国家委任的官员，于是提出可以用“祭酒”代替院长，以表示与国家官员的区别和我的谦虚。这家学术机构领导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同意了我的意见，给我颁发了“自然国学院祭酒”聘书。就是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有人对《自然国学之光》主编委员会同仁作了不利于团结的解释。还有，当时我草拟的《自然国学之光》论文集的征稿信题目是《钩沉千年学史，夺醒百代哲衰》，孙关龙曾经在《自然国学之光》工作会议上公开挑拨说“这是救世主吗！”谁是救世主？《钩沉千年学史，夺醒百代哲衰》既不是序言也不是跋语，那只是征稿信的题目，如果说有救世主那也是所有作者参与者同仁们都有勇于担负拯救世道人心的重担的勇气，有何不可？！而十二年后的现在我终于知道谁想当“救世主”了！但是当时我却被终止了自然国学领域第一部论文集执行主编的工作，《自然国学之光》也告流产。我当时一直想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后来到了2006年自然国学领域的第一部论文集出版了，我对此由衷高兴。虽然不仅论文集中没有我这一“自然国学”概念提出者和最初系统阐释者的论文，甚至在整个论文集的征稿的过程中都没有通知我。虽然《自然国学-21世纪必将发扬光大的国学》这一论文集使用了一些《自然国学之光》的篇目并使用了我修改后的题目，但这时的主编已经变成了孙关龙等两个人。而且，在该书91页署名孙关龙的《论先秦自然国学》中有这样的表述“笔者与一些志同道合者一起把前者概括称为“人文国学”，把后者概括称为“自然国学”，并发表《弘扬自然国学，创新中华科技》一文。”此处所加注释只有孙关龙一个人的名字。这样故意含糊其辞，既不说明自然国学和人文国学最初的提出者是谁，也不提《弘扬自然国学，创新中华科技》是由刘长林执笔的《自然国学宣言》改写的，甚至没有提到《弘扬自然国学，创新中华科技》是六个人联合署名的，是何居心？路人皆知。

    再有就是大众日报社在辛冠洁老先生的支持下开辟了“自然国学专版”，我们都知道孙关龙曾经与辛冠洁老先生共事，他显然也做了促成这件事的工作。但是，这个专版的第一次出版发表的《自然国学宣言》就不见了刘长林先生名字后面的“执笔”二字，而第二第三两次专版却都把孙关龙的一篇文章作了头版头条且占居大半个版面，而且再次出现“自然国学是一个既生疏又新颖的词汇。它是我们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科技前沿探索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的课题研究中,于2001年提出的新研究方向”（见大众日报2013年1月29日孙关龙文章）这样的不实表述，是公然抹杀别人而突出表现孙关龙大师自己。我知道这完全与自然国学专版编辑于岸青无关，只与提供给她稿件的人有关，那么这个供稿者是谁呢？如果说这是无心之误，那么在《首届全国自然国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中为何仍然没有补正呢？

还有就是深圳海天出版社的那套《自然国学丛书》的第一本即介绍自然国学概念的书由谁来写的问题。本来刘长林先生、徐道一先生都清楚自然国学与人文国学的界线，他们和宋正海先生都有足够的现成的学术积累，而我于2008年9月出版的自然国学领域的第一本专著《中华自然国学纲目》也已经可以再版。然而，作为丛书第一主编的孙关龙却坚持出版了自己拼凑的《中华文化的瑰宝自然国学》，书中不仅错谬百出，大段摘录孙关龙根本没理解的其他学者的著述，而且多处以与自然国学无关的人文国学的讨论拼凑篇幅，代替自然国学阐述。真不知道一个根本不知道自然国学起源、不熟悉自然国学的历史典籍和自然国学与人文国学界线的人为何如此积极和富于学术勇气？！

    还有就是所谓孙关龙自任主任或会长的“中国自然国学学会筹备会”和“首届全国自然国学学术研讨会”，为何对我封锁消息？现在问题都有了答案。

    最有趣的是孙关龙大师在《首届全国自然国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第10页孙关龙的《自然国学纲要》里面终于说出了他一系列行径的根源——“自然国学的提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不提出来，别的学者也迟早会提出来的。”说得多好呀！不可否认，孙关龙大师说出了别人无法反驳的真理，但是，“自然国学”偏偏就不是你孙关龙大师提出的，而是别人提出的！

    不过我还要谢谢孙关龙大师，他的一系列表现使我又经历了一次成长！并且孙关龙告诫我“一个人再有能耐，也不能得罪多数人！”-这个提醒很好！我为何要得罪别人？我已经注意到，宋正海先生虽然与你共同撰写了那本书但他无论书内书外的字里行间都没有象你孙关龙那样误导读者，而且宋正海谦虚的称自己为“作为对人文国学理解并不深也不全面的科技史工作者” （见《首届全国自然国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第14页《举例体察自然国学与人文国学的关系》），不过我由此明白了你孙关龙大师一定要拉他与你合作那本书的原因；执笔自然国学宣言的刘长林先生则根本不参加青岛会议；徐道一和周明两先生不是筹委会组成人员，徐道一先生根本不知道有任何关于出席会议人员名单的讨论，他们俩更不可能反对我参加青岛会议；而且徐道一先生令我尊敬的原因是他与孙关龙大师有一点重要区别——当年我主编《自然国学之光》时，徐道一与孙关龙各有一篇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文章，但当我把徐道一先生的文章题目《中华传统文化与广义科学的殊途同归》和孙关龙文章的题目《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科学技术中的作用》中的“传统文化”根据论文集书名《自然国学之光》改为“自然国学”的时候，徐道一先生坚持不改，而孙关龙大师虽然反对我主编论文集却出乎意料的不仅同意我改动了他文章的题目，后来还把它放到了孙关龙主编而又没有我论文的那本论文集内！（见孙关龙等主编《自然国学-21世纪必将发扬光大的国学》论文集第85页题目及其注释）。

    再说，我作自己的自然国学研究，无意得罪任何人——但你孙关龙大师非得认为我得罪你了，那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另外，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提出自然国学的初衷是反对民族科学虚无主义，恢复中华民族科学的主体地位，结束西方在思想文化尤其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话语霸权，并不想象你孙关龙那样做以整理国故为主的人文国学研究(孙关龙对媒体说：“不但要把散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传统科技整理出来，还要把物化在中国传统科技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挖掘出来。当前，要着重把过去两千多年研究不够或基本没有研究的诸子百家的自然观，以及十三经等经书中的自然、科技知识整理和发掘出来。”这段话不仅混淆了自然国学和人文国学的学科界线，而且是生硬的把孙关龙自己的一些人文国学研究往自然国学上靠过来，以达到他的特殊目的)。因此我必须说：孙关龙会长大师（大师称呼见ttp://www.aoshu.com/e/20090619/4b8bcb6ddf322.shtml），虽然我不能犯常识性错误，说你做的人文国学研究与自然国学半点关系没有，（因为人文国学与自然国学自古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文国学本身就是从自然国学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我知道你始终没明白这一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毫无疑问的是：你的人文国学研究与自然国学实在是一点关系没有。自然国学无论叫做概念、命题或学说、理论、学派，都绝不是只在清代以来的传统国学或巫学、子学、经学、国学、小国学、大国学以及玄学、佛学、理学、实学（见孙关龙《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自然国学》3-19页）等等如你孙关龙大师这样转圈子的人可以提得出来的，而且你这段论述我怀疑直接得益于我主编的《自然国学之光》征稿信的启发，我那篇征稿信曾经发给许多人，其中就有“恢复中华学术的主体地位，依恢复承继复兴的步骤，逆西学、小学、考据、理学、经学、儒学、黄老之学而上”的词句。

还有，某人连自然国学是谁创始的、由哪些中国主要古代典籍构成都不知道，就心生贪念，竟然贪天之功，妄图抢夺这个概念的发明权，妄图做什么自然国学的创始人-真是可笑至极！自然国学是古已有之，而且是自她诞生之日就是十分系统完善严谨的学问，今日我辈只不过是重新发现并用现代语言诠释她，某些人连这点起码的常识都不知道，就要抢当什么自然国学（古已有之）的主要人物，真是无知又可笑！

自然国学象国学及其它中华文明果实一样，是国之公器，我虽然是“自然国学”这个概念词语的提出者和首先系统阐释者，但我并不反对任何人对她进行论述、补益、挖掘、完善等工作，（虽然孙关龙先生以其较为熟悉的人文国学方式曲解自然国学而产生了诸多错误，但他作为自然国学这一概念的众多使用和推广者之一，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请看下面列表中表明的其贡献），并希望有人在基于诚信和遵守学术道德的基础上做出更多更大的实际贡献，这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竞争力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附：自然国学概念提出和系统阐述、论文集、专著、丛书编辑出版时间对比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