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房价问题是首要政治问题

　　房价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挑动各方神经，引发如此广泛持久争议的焦点议题。正如新华社文章所言，房地产价格不只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并且依笔者看来，这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首要政治问题。

　　当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已经数倍超出1：6的国际通行标准，甚至房价绝对值也全面赶超发达国家，也就是说，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房价全面超越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欧美房价，高房价之重之痛已将人们的幸福感扫荡一空的时候，我们惯常所称的优越性体现在何处？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治愿望在哪里显现？社会的归属感凝聚力向心力如何确立？这难道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最为纯粹而严肃的政治问题？

　　过去的十年是房地产行情火爆的十年，也是社会财富大规模转移尤其是向房地产业集中的过程。例如即使在金融危机冲击的2009年，胡润版中国富豪榜前10名中仍有8位涉及房地产，前100位有51位与房地产相关。而在正在经历最严厉调控年份的最近一期2011年度胡润榜中，最靠前的10名富豪中从事房地产的也有4位，前100豪富中仍有44位涉及房地产。

　　与房地产行业暴利和地产商赚得盆盈钵满数钱抽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民群众却在遭受一路爆涨的高房价之苦，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急剧扩大。当高房价抽干了三十年改革开发惠及百姓的所有积蓄，并准备让他们再搭上下一个三十年辛勤劳作，当中国社会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离邓小平先生倡立的共同富裕目标渐行渐远的时候 ，这难道不是真正重大的政治问题？

　　在另一方面，房地产业的超额利润与造富神话，促使社会资源迅速向房地产集中，很多企业从此不务正业。即使在中国国资委治下的127家央企中，就有78家非房地产企业从事房地产开发，占比高达74%。在最近一期的2011年胡润榜上，前1000名中国富豪中来自房地产业的占比1/4，高居各行业之首。房地产为代表的以过渡消耗能源资源缺乏科技含量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掏空了实体经济，阻滞了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国家战略，将使建设节约型创新型国家的政治愿景落空。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说高房价是政治问题还因为它还是包括贫富悬殊、高污染、腐败、看病贵、暴力拆迁、耕地被占等社会焦点在内诸问题百害之首。高房价造成的财富大集中正是两极分化的直接推手；房地产消耗了巨大的能源资源，有多少支撑房地产的落后过剩产能还在开足马力生产我们每天被迫在沉沉雾霾中吸入的PM10和PM2.5？虚热的房地产业是腐败的温床，围绕土地和工程项目的案件高发频发，暴力拆迁层出不穷，失地农民集体上访……。可以说房地产泡沫化是社会百症的渊薮。

　　二、高房价将阻断城市化现代化进程

　　房价是政治问题，最主要体现在高房价将严重阻碍中国此后展开的至关重要的城市化现代化伟大进程。据测算，在下一个二十年的城市化中，高房价将极大推高5亿人在城镇的安家成本。据2011年4月第二次人口普查，目前中国的城市率为49%，已有城镇人口6.7亿，其中包含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2.2亿。即使不考虑现有常住人口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购房，单就上述流动人口如果只有一半人没有购房，那也是一个1.1亿人的很大数字！中国如要在2030年实现75%的城市化率，按届时总人口14亿计算，在此后的20年中，大约还有近4亿人口将在城镇落脚生根。这又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上述两项共约有5亿人要在下一个20年的城镇安居。如果听住房价上涨，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都是对这5亿同胞的又一次财富掠夺！而鉴于这些人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刚毕业留城工作的学生等经济能力最弱群体，他们要么最终只能被高房价挡在城市大门之外，要么只能在失地失业之后流落城市街头，成为“伪城市化”营造的虚假繁荣的牺牲品。

　　此外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中为数庞大的有房人群必然产生增加人均居住面积的住房改善需求，而高房价将使他们付出高昂的更新升级代价。

　　显然，房价问题是延及此后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首要民生问题。而首要民生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不容忽视不能有任何闪失的重大政治问题。

　　从根本上说，房价高低决定了我们是要一个族群和睦共存共荣的城市化，还是一个人群分裂危机四伏的城市化。高房价将使得中国下一个二十年的城市化步履维艰并陷于停顿。如此，则长期困扰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将无法破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因高房价狙击而遭遇严重挫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也将化为海市蜃景而无法达成。这难道不是事关根本的最重大政治问题？

　　三、高房价正在摧毁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并浇灭年青一代的希望和理想

　　从优化的社会结构来说，高房价下不可能有中产阶层的壮大生成，也不可能有以内需强劲为特征的消费社会的形成。买了房即为房奴，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又成为漂族。在高房价下，买了房无钱消费，未买房为攒钱买房不敢消费，至于个人投资创业更是无米之炊。另一方面，高房价将对冲掉大部分政府为建立社会保障即个人经济安全防线所付出的苦心经营。藏富于民是最好的社会保障，是矗立于公共保障体系前面的社会安全第一道坚固屏障。当高房价将居民财富榨干导致居民自我保障能力丧失之后，单薄迟到的公共保障又能起多大作用？当高房价瓦解了个体安全和家庭安全防线的时候，社会大厦安全的基石必然脆弱。从根本上说，一个没有中产阶级作为稳定基础的社会，重蹈拉美化陷阱的纷乱前景就难说是杞人忧天了。

　　最后，高房价下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的严酷事实正在消磨掉年青一代的志气和朝气，摧毁他们原本指望通过勤勉本分工作即可过上体面生活的光荣与梦想，并催生出弥漫社会的普通焦虑以及基于群体性心理疾病和价值观扭曲的道德衰退。当人们因为生活的重负只能为了活着而活着，物质主义成为社会的唯一引领时，残缺和异化的人性使得道德衰退，精神支离，社会凝聚力涣散将不可避免。由于高房价的透支和挤压，人们的精神生活，文化消费将无法展开，人的精神境界将无从提升。

　　道德与精神问题同样是政治问题。一个失去希望和梦想的社会，一个缺乏精神追求和道德崇高感的社会，将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动力。一个道德消解，精神猥琐，价值观失范的社会不可能再现传统中国所崇尚的政治清明，国泰民安，四海来服的政治图景。

　　四、经济学家、企业家及地方政府的误判

　　经济学家（几个经济学活动家）不认为房价是政治问题。他们热衷于以一堆并不精确的数字推算出符合他们预设目标的精确结论，从而将问题牢牢锁定在经济层面。他们善于以被宠坏了的偏执又傲慢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思维，来巧妙地掩饰对经济学原理的断章取义，对政治学常识的一贯匮乏，以及那么急切表现的可疑动机。他们不顾当下中国法制不彰市场扭曲道德蜕变的事实，在大声宣扬不断重复供需决定价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时，绝口不提中国房地产市场参与主体的完全不对等地位。他们要么轻描淡写，要么不愿意提及，在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诛求无已面前，在开发商的贪得无厌及其层出不穷的营销花招蒙蔽下，在利益均沾者长袖善舞几度令楼市调控都陷于流产的完胜记录面前，在利益集团绑架舆论有效制造出房价将无限上涨的市场氛围和心理预期下，民众只有自觉不自觉落入高房价的陷阱而徒唤奈何。作为技法高超的大众心理控制师，他们积极参与了对中国人安居乐业居者有屋的农业社会心理的精确瞄准和最大利用，制造出一个个被动无奈的恐慌性需求和超前性需求，再加上炒房者团购豪买制造的投机性需求，共同吹大了急速膨胀的楼市泡沫，炮制出虚假的楼市繁荣。

　　他们也绝口不提可能存在的市场失灵以及在市场失灵情况下哪怕最消极的政府应承担的共同体责任。他们还紧随资本之后毫无建设性地指责旨在抑制过度投机的限购政策，企图在市场失灵的同时也令政府失灵，使得调控政策再次无果而终。

　　与经济学家相比，企业家们（几个地产大佬）倒是乐意将房价问题提到政治高度。不过他们是从反面来运用“讲政治”的思维工具的。比如任志强先生就说“房价跌百姓急”，没有哪一个国家房价暴跌经济社会能稳定。先不讨论他说的“百姓急”其实就是百姓幌子下的投机客和开发商们着急，单就他很敏税的在关键时刻祭出“百姓”、“稳定”两个关键性字眼，就很准确地命中了当前语境下以维稳为第一要务的政治中枢神经。这种挟“稳”自重，将房价稳定甚至继续上涨与政治稳定划上等号，企图以此逼退楼市调控政策的深巨图谋，何其“聪明”乃耳！

　　比起不久前巴菲特等138名美国富豪、16位的法国富豪、50位德国富豪联名声称“主要影响穷人的紧缩计划不适合解决当下的危机”，为了帮助穷人共渡经济危机，主动要求政府向富人增税，作为中国最富有人群的地产商们，就大为相形见绌了。他们一边对于高房价对城市化人群的剥夺视而不见，一边仍在继续论证房地产业还将继续“辉煌”二十年。而在他们那里，辉煌是房价将持续上涨的另一种表达。他们对建立在民生困苦和转型不能基础上的超额利润的不倦追求，使人们有理由质疑他们的血管里究竟还有没有道德的血液？他们即使并不认为头顶企业家桂冠和道德自觉有什么干系，至少也应该反省一下，当下社会相当范围存在的仇富心理究竟是源于他们忽略社会责任而带有残缺的企业家精神，还是源于传说中的大众天生的妒富心理。

　　作为体制内的主要成员，地方政府对于本轮调控的暗昧态度引人注目令人玩味。作为房地产业最大受益方之一，利益驱使似乎已使一些地方政府迷失了政治方向。对于土地财政和诸多利益的强烈追逐完全抵消了它们作为体制内机关应有的政治自觉。他们在心理上难以承认泡沫化的房地产和高房价扭曲经济割裂社会透支未来的事实。他们在行动上也相当可疑，总是以或明或暗将行又止的多样手法，试探中央权威和调控政策的底线，力图再次为泡沫化的房地产松绑，企图将中央的调控政策消解于无形。这是来自于体制内的对于本轮调控的主要阻力所在。

　　另一路庞大的房地产利益均沾者，包括数以百万计的炒房客，参与屯房炒房的企业，来路可疑拥有多套房产的贪腐官员，主要依赖房地产金融的银行，以及看不到尽头的上下游产业等，则是捍卫高房价大旗的散兵游勇或成建制别动队。他们以地产大佬的超级Fans，各种讲坛中的推演者，各种媒介中力挺高房价的喧嚣声等各色样式成为广泛的存在。他们以高声赞和的方式参与了拒抗楼市调控的集体大合唱。虽然并不或并不方便占据乐队指挥和首席吹拉手的位置，但对于制造舆论混淆视听误导预期，其作用不容小觑。这些人本能地声称高房价合理，不认为存在什么经济问题，更不要说是什么政治问题。相反，他们反复絮叨的是楼市一切正常，房价虚高楼市泡沫纯粹是无稽之谈。他们对调控政策加以诋毁，对主控派大声叱责，却温情地依偎在大佬们的身边，共同追忆过去十年的金色年华，并在2011年的寒冬继续做着纵情饕餮的仲夏夜之梦。

　　对于房地产性质的误判终将使房地产业自身陷入难以为继乃至崩溃的末日窘境，就像日美等国呈现的那样。地产商们应该认识到，不受约束的房价在摧毁社会结构的同时，迟早将摧毁房地产业自身。他们即使并不打算哪怕稍稍提高一点对共同体命运的道德自觉和担当意识，至少也应该对自身的命运前途给予符合理性的正确理解与恰当调适。

　　不管从哪方面看，中国的开发商富家们都应该意识到，从舞台中央主动撤离，带上财宝女眷全身而退的时候到了。只有主动撤离才不至于消失。在下一个城市化浪潮中，他们将仍将有事可做可利可图。不过那将是不再有超额利润，而是以赢取平均行业利润为常态的新时期。唯有如此，房地产业才能成为与中国经济社会共同成长的长期稳健的存在。也唯有如此，中国的房地产大佬们才能洗去暴发户的恶名，成为道德与物质均衡，报偿与贡献比配的受欢迎的社会成员，重新回到理性公民和正直企业家的队列中。

　　五、政治问题只有依赖政治家解决

　　 无论房地产链条上的食利者们如何反对将房价问题政治化，房地产价格在当今中国都已成为一个真真切切、彻头彻尾的政治问题。高房价正在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吞噬过去三十年的各项果实，如任其脱缰而去，势必毁坏中国下一个三十年前进的基础。

　　还是正如新华社文章所言，将房地产政治化是世界上绝大部分政府通行做法。既然中国现实及各国通例都表明房地产业本质上是政治问题，那么政治问题归根结蒂还得依仗政治家们加以解决。而不是几个严重跑偏的经济学家、几个离不开镁光灯闪耀的企业家或其他的什么力量予以解决。绝不能如房地产利益相关者们所愿，为其蛊惑裹挟，听任高房价将经济、社会与民众引向深渊。目前情势下，只有政治家的政治勇气与政治智慧能将经济学家们的嘟囔、企业家们的咆哮、利益相关者的呐喊助阵消弭于无形。果如此，则中国经济幸甚，百姓幸甚，中国未来幸甚！

　　六、分利集团对政治家的考验

　　令人担忧的是，房地产分利集团的顽强狙击将使使本轮调控再受考验。例如调控政策在最近就遭遇了一波猛烈的集体反扑。中国主要智库的知识精英们，从社科院至清华，从人大至住建部，以及北师大的叱其学生“没有四千万不要来见我”的那位徒见钱不见人先生，纷纷登台发声，共同为高房价站台撑场。这种近乎集团冲锋式的声浪与冲力，还将不断上演，很让人为调控政策能否hold住担心。

　　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一个严峻的事实是长时间以来，中国社会的民间力量与分利集团的资本力量呈现出不平衡增长的严重失衡状态。已经坐大的利益集团罔顾民生困苦，漠视宏观大局，拒斥调控政策，正在动用其占据的庞大资源，试图进一步推助这种失衡状态。他们上下其手，多方游说，同时牢牢占据舆论高地，制造舆情假象，左右政策走向。而民间的声音则相当微弱，大众的利益往往被淡忘甚至被抛弃。不夸张地说，如果不能有效削弱房地产业食利者为代表的分利集团对公众利益和社会肌体的经济和超经济侵夺，则未来中国很可能成为奥尔森国家兴衰理论的一个注脚。那将是历史的巨大不幸！

　　当社会与资本力量对比的天平向资本严重倾斜时，政府的立场至为关键。如不能发挥政府的平衡器作用，则社会的大厦也必将日益倾斜。

　　那么，谁将扶大厦之将倾？在民间力量未经发育，而分利集团势强气盛，甚至在体制内也呈现出虚与逶逦貌合神离的状态时，强有力的政府和政治家是唯一的希望所在。政治家们应该具备远大政治目光，重大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政治自觉，能够拥有超越集团利益的独立判断，对于底层呼声的敏锐洞察，立足当下放眼未来的政治智慧，以及果决坚定的执行能力。他们只有一边遏制资本力量的过度膨胀，一边增益大众福祉扶助社会力量成长壮大，才能使社会大厦重归平衡稳定。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能够在形形色色的芜杂声音与海量信息中辨别出真正的大众呼声和舆论主流，具有不为假象所惑的独立判断能力，不为利益驱使的无私无畏精神，则为政治家的至高禀赋。保持政治家的清醒判断，远离资本的放纵，同时远离民粹的乖戾，都是绝对的必要。鉴于邓公逝世标志着政治强人时代已告终结，完成中国现代化的重任将更多地依赖一个拥有广泛共识的成熟卓越政治家团队。

　　七、一场不能输的战役

　　事实表明，破解高房价危局就是破解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危局，这是当今中国的“最大政治”。 这是一场考验政治家智慧和政府公信力之战，是一场拨正方向奠基未来的战略决胜之役。牛刀称房价回落50%将确保中国此后盛世十年，斯言不谬。当然房价调整不应该重复涨落循环的历史故道，一劳永逸地长时间将房价控制在民众可承受范围之内方为正途。而这需要重新澄清界定房屋的居住属性而非投资品定位，并以多套持有尤其是投机交易环节重税，来保证居住定位不致再度变形。而经济转型的需要以及3600万套保障房对楼市调控负面影响的对冲，都为这一定位回归提供了重大机遇与转圜空间。在策略上可以设定两年左右的“平滑期”，逐步推出替代限购令的各项措施，实现房地产软着陆。期间尤其要警惕再走为对冲外围市场低迷和提振国内经济再次借力房地产的老路。种种迹象表明，如此次仍不能毕功于一役，则将来定会付出难以预见的代价。

　　“居者有其屋”是与人类文明同样悠久的古老政治理想，它是人类在走出构木为巢燃火穴居蛮荒野营时代后的普遍理想与正当要求。为国民提供遮风避雨安放心身的庇护居所是政府的应有职责。这是一场践行理想保卫民生之战，也是一场匡正时敝救护公平正义之战；这是一场经济保卫战，更是一场争取未来，为此后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奠定物质与精神基础之战。

　　这也是一场政策信誉政府公信力保卫战。从根本上说，更是一场重燃希望赢得大众稳固执政根基之战——这是更高层次的政治。政治家和政府在这场为大众争权益谋福祉的行动中将会发现，与其说大众需要他们，还不如说他们更需要大众。

　　这是一场不能输也输不起的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