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30年，中国体制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总体而言，是在艰难中逐步推进的。但在当前这个时点，改革却变得愈加困难了，而拖延改革必定影响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中国体制改革究竟难在何处？

　　面对中国改革的难处，人们一般都指向既得利益集团。的确，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事实上，任何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因为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从来都是如此。只不过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们的形态有异、隐匿程度不一、影响大小不同而已。

　　在中国，利益集团自改革以来尤其是近十多年来一直在发展壮大，形成了强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国有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和地方重要国企及其高管、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等多类利益团体。这些利益团体通常凭借集体行动的力量，借助制度安排，来影响或左右政府决策，而其途径又是合法的、理由又上得了台面，因此不必承担责任，没有政治风险。

　　但是这些利益团体却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体制改革的进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利益集团攫取了来自改革的大部分收益，并将继续从改革开放中攫取更多收益；二是社会体制要触动其利益，因而他们对此持消极态度；三是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阻扰改革的进行，或者将改革从有形化为无形，或者将改革带来的危机和不利转嫁出去。

　　从利益的逻辑来看，利益团体的做法这并不难理解。大部分既得利益集团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它们早已根植在了改革的土壤里，习惯了周遭的环境，也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会了如何生存。如今，改革要改变游戏规则，原先的赢家自然要反抗和抵制，总想着继续赢下去。

　　因此，如果没有外部的压力或者动机，利益团体是不会自主放弃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就中国的现阶段情况而言，要想完全消除利益集团对政策、立法及政治过程的影响乃至利益集体本身，却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控制。控制的原则是“遏制与平衡”，即一靠政府的遏制，二靠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其中最好的方法是通过通过培养新利益来控制利益集团的野心，这不仅是中国本身改革的经验，也是大多数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

　　要培养新的利益，就需要政府在决策、立法和施政过程公开和透明，发育和壮大不同的社会群体及其力量，解除对社会组织的一些不必要管制和控制，同时以法律和制度来规制利益集团的发展，使各个利益集团的行为公开化、合法化，在相互制衡中演化发展。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有效遏制既得利益的最根本方法还是社会体制改革，民主的政治、开放的权利、公开透明的决策，如此在民众监督下、社会检验下自然形成的体制才是最能为人民服务的。从制度上切断政府官员和商业活动的联系、破除国企垄断这些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是建立公众参与的决策机制和加强相关法治建设却可以先行。

　　中国体制改革难在利益团体，而利益团体生长于改革，但也必将在改革的阔刀下弱化，如此，中国幸甚，人民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