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昨天辞世，享年98岁。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一沉，又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去了，这是谁也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即便是生命力那么旺盛顽强的于老，也是同样的。于老这位与我同一天生日的师长曾经的音容笑貌也顿时浮现在眼前，想起和于老的交集，恍如昨天，其实那还是近三十年前的事了。

1984年6月，我还在沈阳日报编辑部当编辑，领导和我说：经济学家于光远要在沈阳创办一份经济专业报纸——《经济效益报》的城市经济版，也称蓝版。市领导让本报与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共同承办，我作为本报借调人员参与此项工作。听到这个消息的我，真是欣喜异常，经济专业出身的我，在那个改革开放的初期，一直渴望进入经济领域工作。此次不仅如愿以偿，还能直接聆听著名经济学家的教诲，这是多难得的学习机会啊。我记得很清楚，就在7月1日当晚，我完成了当日的采访写稿工作，就和经济效益报的新同事一起，乘火车赴京去拜见我们报社的总顾问于老。

于老当时住在北京东四的史家胡同八号，那是个古朴的四合院，在书房我们见到了神交已久的于老。那时的他，精神矍铄，身体硬朗，年近古稀的他尚未退休，当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我们的交谈很快就切入主题，于老和我们谈到了《经济效益报》的办报宗旨及报道特色。他向我们强调，我国的经济建设刚刚进入大发展的时期，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很多地方和行业发展，都更多地注重速度的提升，而经济效益问题却不被重视，这是一个必须着力纠正的错误倾向。我们这份报纸就是要在注重经济效益方面进行舆论引导，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尤其要侧重用经济生活中鲜活的典型案例说话。我们这份报纸要办成系列，形成七色版，红版为农村版，已经由人民日报农村部在北京创办；沈阳的蓝版是城市经济版，也是系列报中的重头，主要是围绕城市的经济专题做文章；福州已经在筹备绿版，也是外贸经济版。其他各版也将陆续开始筹备。

在这次的与于老交谈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关于报纸报道风格的设想。于老出身中宣部，对报纸宣传很熟悉，他提出，我们的经济效益报是周报，抢新闻没有任何优势，因此要在深度报道上做文章。当时的报纸版面很有限，开始计划就是四开四版，他的意见是每期要拿出不少于两个版的篇幅，集中报道一个主题，在文章体裁上，要注重各种文体的搭配，比如消息、通讯、专访、新闻图片、评论等各种形式要穿插采用，即可活跃报纸版面，更能深入浅出，提高报道专题的深度和活力。他还使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形容词：这样的专题报道就是要追求“集束手榴弹”的爆炸效应，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和启示，对社会经济生活施以深刻的影响，从而使我们这个民间的新生媒体，对改革开放的进程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从北京回来后，我们的经济效益报城市经济版很快就创刊了，作为当时报社唯一的专业报人，我被领导委以重任，担任了记者部主任的角色，重点负责每周的专题报道。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很多选题都是根据于老的提示确定，他的思想活跃，经济理论造诣深厚，资格老，与高层的联系紧密，给我们很多重要的报道主题提示，比如当然很有影响的选题，像城市房地产开发、第二职业、老工业基地改造、公共关系、股份制改造等，这些选题在当时那个年代，往往很敏感，处于很有争议的状态，我们这张名不见经传的小报对这些专题的报道，在当时都引起过不小的社会反响。当时的编辑部尽管也在体制内，但因为是几家合作的团队，没有思想的束缚，工作起来很有激情。当然我们算是于老的嫡系团队，经常会得到一些吃小灶的厚爱。那几年，于老在北京政协礼堂定期举办“北京经济学活动周”，我们作为会议工作人员经常参与其中，汲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改革咨询和经济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营养，可谓受益匪浅。

可惜的是，我们这张经济效益报的黄金岁月仅仅持续了两年，后来因为北京掀起“反精神污染”的潮流，处在改革探索前沿的于老被牵连进去，受这方面的负面影响，我们这张小报也被迫关张。我这段可以经常接受于老指点与教诲的职业生涯也就告一段落了。然而这位坚强乐观的老人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他依然以自己的博学和勤奋，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激励下，通过讲学、社会调查、写作等方式，为我们社会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获得百科全书的美誉。后来他年龄大了完全脱离了官职，甚至患了癌症，但却依然以他自己独有的方式为我们这些晚辈做着有益的示范。他在年届84岁的年纪用上了电脑，实现了写作上的换笔，后来又迷上了网络，开设了自己的网站。他始终保持着理性的头脑，笔耕不羁，学习不止。他的确是我们值得永远尊敬的长辈和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