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一词从英语leader而来。“领导”，译意很准确，就是引领、引导。而这个概念一旦成为大众语言，领导却与职位和职务挂钩，成了官僚的别称。要理解领导概念为什么在我国会被同化，被扭曲，我们需要先审视我们的官本位的政治文化。

中国古代历史上，如不认真挖掘，真正算得上领袖的人寥寥无几。

朝代更迭，外族入侵的危机时刻，偶见民间或者贵族里站出几个人来。书上不把他们写成百姓的领袖，而把他们描绘成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叱咤风云，建功立业；民众也好，军队也罢，不过是一群小喽啰，跟在后面摇旗呐喊壮声势，做英雄的陪衬或者陪葬。领导农民造反的人，史书上不称他们为领袖，而是乱臣贼子或者乱党，也不说他们领导了农民起义，只说他们聚众闹事。朱元璋是个例外，没有人敢说他是乱党，可是人们感慨的也不过是他的苦出身，从和尚走向皇位的历程，和改朝换代的伟绩。人们并不理会他先是领导农民起义，反对蒙古人统治，后来发动了一系列政治和吏治的改革。我们的古代词典里没有“领导”这个词。

和平时期，我们看到的只有皇帝和臣子，官员和民众，统治和被统治。封建时代统治者的责任是“坐镇”，而不是“率领”。国家的君主，地方的官员，都是由上而下按系统管治民众。人们没有领导的概念，只有做官的意识。

官本位的核心是权力和地位。有权力才能施展抱负或大发淫威，有地位才能号令天下并光宗耀祖。做官是世人的最高追求。按仕农工商的顺序，仕，即官，社会地位最高。之所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因为读书具有功利的性质，“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无数读书人的梦想。《大学》是这么规划君子的人生道路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官为政”是莘莘学子的梦想，它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人生的最终成就由官阶佐证。“向上爬”，形象地勾勒出心灵的历程和仕途的艰辛。

我国早期的哲学家，例如孟子，是主张仁政的，曾提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治国理念，但这从来没有成为主流意识。老百姓从来没有重过官家。皇帝是天子，他的后代是龙子龙孙。当官的是百姓的父母，县令是“父母官”，老百姓则是子民，草民，小民，因不满而反抗者更被斥之为草寇。官民之别有如天壤；官与官之间界线也分明，“官大一级，胜于父母”。官本位是我们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

官本位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并没有因为封建社会的解体、共和体制的建立而宣告结束。它因为渊源远长，影响至今还深广。我们不难看到处于社会上层的管理者、领导者身上浓重的官本位胎记。且不说政府官员，因为他们除了领导，也确有行政的职责，他们的职位好歹与封建朝代里的官位相对应，例如总理和宰相，部长与大臣，省长与巡抚，头衔换了，责任范围大同小异。党务工作者、企业的经理人实在没有理由把领导岗位当官做。不幸的是，这正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现实。解放后组织公有经济时，工厂的管理人员由政府委派，一律干部编制，和政府官员套用同一工资级别体系。改革开放28年后的今天，大型国企的主要干部依旧套政府公务员的级别，总经理根据企业规模分别套所谓正副职的部级、司局级、处级等。党务工作者当然更是如此。有人告诉我说亲眼见过一个和尚的名片印着“副处级方丈”。他信誓旦旦，言之凿凿，不像是开玩笑。中国的“官本位”意识竟也侵淫佛家圣地，可见官本位意识之无孔不入。

与西方没有官本位传统的国家进行比照，这个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些。中国社会高层鲜有慈善家，道德家，事业家，多的是官员，图的是名利地位。中文里组长，队长，科长，处长，部长，这些“长”都暗含“官长”之意。他们的官阶分明，地位和待遇都不一样。英语里没有这么多等级和头衔，一般称小组领袖、团队领袖，项目管理人、部门主任，这些头衔没有官的含义，与中文的“带头人”“负责人”“牵头人”“排头兵”相仿。我们的人从领导或管理岗位上下来，叫退居二线，实权没有，虚名也是不可少的，名片上少不了有“正局级调研员”之类的名称。像华盛顿那样，于总统任期结束后不享受任何特权，回家种地，在中国无法实行，所以从未实行过。

优秀人物由于他们的领导素质和业绩被推到领导岗位，人们原本期待他们能带领民众走得更远，故此人们不再唤他们是官僚，改称领导。一旦他们以官员自居，忘记了领导的责任，领导就失去了其原始意义，烙上了官的印记。现在人们把凡是比自己级别高的人，都泛称为领导，足见领导已经成为官僚的代名词了。你不把干部当官做，别人也把你当官看。许多干部为了表现谦恭，不愿说自己是领导，称自己是老百姓，是群众的一员，这实际上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他们理解的领导还是地位优越的一群。若不是把领导看成是高人一等的特权人物，何必否认！

不错，放在社会发展的长河里看，那一页历史正在过去。然而，几千年封建社会铸成我国的民族心理，很难像翻书那样翻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