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究竟怎么活着，为了达到怎样的目标，各人会有各人的说法，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论，但在这各人的各种说法背后，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共同的、大家都不会否认的东西，或者称生活的一般目标，那就是所谓的“幸福”，或“快乐”，或“满足”，总之是人人都想活得更好，更好地活着。这可以说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哲学家早就指出人的天性就是“趋利避害”。而所谓“选择”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在各种可能的条件下，选择那种能为自己带来较大幸福或满足的较好的活法。

　　

　　但是，仅知道生活是为了追求幸福或满足，你还是不会选择，因为幸福或满足这样的概念（经济学中对此的专门术语是“效用”），实在是一个意义广得不能再广、泛得不能再泛、一般得不能再一般的概念。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天下有太多的东西能给我们带来幸福或满足。

　　

　　有钱显然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在一个商品经济的社会中，钱能与各种物品相交换，所以有钱首先意味着可以使我们对衣、食、住、行的各种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对于穷人，或我们这些穷国中的芸芸众生来说，物质上的不满足必然会导致对物质富足的极大追求。一家三代七八口人挤在一间十来平方米小棚户里的人，得到一套四居室的公寓，一定使全家幸福得几天睡不着觉。对索马里的难民来说，一碗饭可能意味着救活一条生命，那一碗饭所能提供的满足可以说是无法用任何价值指标来加以衡量的，因为问题已经严重到生死之间。有了钱可以买私人轿车，可以使我们免除挤公共汽车之苦，不必每天在寒风中伫立多时，翘首企盼姗姗来迟的汽车，再像冲锋陷阵一样挤上去一站一个多小时。有了钱还可以四处旅游以至周游世界，住大宾馆，吃大饭店，领略欧洲的文化、美洲的风情。若在一个“金钱万能”的社会中，你有了钱还可买权力、买女人，以至买奴隶，如果你自己不觉得受到道义或良心的谴责的话。即使钱什么也不买，只是钱本身，也可能给人带来满足，那种守财奴、吝啬鬼，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位葛朗台先生，家财万贯，却四壁如洗，每天数数钞票听听钱币的声响，便可获得极大的满足。

　　

　　没有钱，只有物，一样能给人带来幸福。钱，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自商品经济发达之后才被创造出来的，在此之前人们的满足直接来源于他们自己生产出的物品，或掠夺来的战利品，或臣民们献上来的贡品。在现代社会中，商品经济不发达或不完全，或者是由于人们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比如为了隐瞒收入、逃避税收、损公肥私等），也仍然会出现实物形式的收入分配或物物交换。这些年我们消费的许多物品，并不是我们自己拿钱去买的，而是“公家”发的。正月十五发元宵，八月十五发月饼，五一、十一、元旦、春节，更是鸡鸭鱼肉、大米白面，无所不发，以至发展起了一个举世无双的家用冰柜的市场，以免发的东西发臭。当然并非到处如此。我所在的社科院，“清水衙门”，这些年不是一点没发，但的确不足挂齿，而据说有的地方职工一年四季只需自己买点青菜，其他都由单位发。（顺便说一句，这个“地方”同时是一个亏损大户，银行挂了一大堆账，并且老在抱怨国家不给它自主权和优惠政策。）经济学中强调要去统计人们的“实际收入”，而不只是“货币收入”，这在一个收入实物化的经济中，显得特别重要。还有一种不需要金钱也能“满足”的情况，便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清官”，没有钱也可以高消费，叫做“两袖清风，大腹便便，不戴将军帽，也有将军肚”，不拿别人的钱，也没有礼品拿回家，但出门豪华轿车，吃饭山珍海味，坐头等舱、住五星级宾馆，国内国外四处旅游，都由公款报销了，自己拿着钱反倒麻烦。当然大腹过于便便，也会带来痛苦（经济学中称为“负效用”，也就是幸福的反面）。据说有一个有权的单位，体检时发现50%的人得了“脂肪肝”，分析下来都是宴会吃得太多、太频的缘故。

　　

　　没钱没物，只有“权”，也能带来满足。在许多情况下，高官不一定意味着厚禄，而只意味着要多尽义务。在我们国家长期实行的公有制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下，一份官职只意味着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权谋私之类是违背这一官职本身所体现的原则的），有时按照“官本位”计算该拿的你也不能拿，至少要靠后一点拿，否则“群众会有意见”，你今后的日子也不好过，“群众”和你闹别扭，你又不能把他们开除，你的权力行使起来也就会不那么灵便，还不如“有福同享”反倒对自己有利。其实官职或权力（这里特指“公共权力”）本身无疑是个好的东西，它是社会责任的象征，是对一个人工作中的勤奋、对业务的熟悉、组织管理才能大和社会责任感强的一种社会承认。它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在较广的范围内、较大的事务中对社会作出较大的贡献。许多人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目的、取得社会承认的目的、更多地为社会和人民服务的目的而谋求官位的升迁与权力的扩大。此外，这世界上总是既有君子又有小人，有的时候，君子不去掌权，小人便会得志，君子从道义上也应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去与小人争权；君子被放到了官位上，意味着正义的胜利、更多人的幸福，君子们就更能体会到升官所能带来的满足。不过这也就是说，官位带来的满足，并不是在任何人那里都具有上面所说的那种高尚的和积极的意义。对于那些小人来说，官位和权力本身则意味着发号施令、前呼后拥、高高在上、仗势欺人等所能给他带来的那种特殊的“幸福感”。

　　

　　既无钱，也无权，从事一项对社会进步有益的工作，成就一些他人不能成就的事业，受到他人的尊敬，同样能够给人以满足。“尊敬”本身可以对人意味着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收入不高，社会待遇也不怎么好，一段时期里还被当做“臭老九”对待，连算不算作“工人阶级一部分”还要争论半天，可还是有许多人勤勤恳恳地工作，乐此不疲，别人称之为“傻帽”，也只淡淡一笑了之。我想，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本身能给他们带来的快乐在起作用，是他们事实上所能获得的社会尊敬在起作用。无论一些政治运动如何以知识分子为敌、怎样宣扬“读书无用”，我们中国社会其实从骨子里还是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关于这点我们知识分子自己应该有所觉悟。我最初体验到这一点，是在河北农村插队的时候。转插到了围场县棋盘山公社，干了３个多月的农活，后来被安排去做民办小学的教师。对于我来说，比起下地劳动，这简直是再轻松不过的事了，收入少一点我也愿干，可按规定我干这份工作竟然可以拿与小队长同等的工分，每月还有１５元的教师津贴，这在当时当地简直可以说是贵族了，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我的那点知识竟然还这么“值钱”。后来的情况当然就更好了许多。前两年有一次我在北京街头开车违章，警察看看我的驾驶执照，又看看我，故作严肃状：“社科院的，臭知识分子吧！下次注意，快走！”没挨训也没罚款，算是享受了一次特殊待遇。“臭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其实有着不同的涵义。

　　

　　生活中能给人带来幸福和满足的事情真是太多了，而且问题在于不同的事能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满足。做好事能给人以满足，比如助人为乐，能使雷锋感到幸福；做好家务，操持好一个家，也能产生成就感；使坏也能给当事人带来满足，比如“恶作剧”能给捣蛋鬼带来快乐。对有的人来说，抽烟如同服毒，但对烟民来说，能使他“赛过活神仙”。毒品难禁，就是因为它能使人产生暂时的和虚幻的满足感。而正是毒品这个东西，使以个人满足和个人选择为大前提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陷入了困境：按照这一理论，一切选择都应由个人根据他自己对幸福的评价作出，别人不应干涉，而吸毒在最初可能（并非全部）就是出于个人的选择，有的吸毒者甚至公开宣布就是不管自己身体如何受损，也要图一时的享受，我们为什么要对其进行干涉，强迫人们进戒毒所戒毒？毒品既然有需求，就应该有供给，为什么还要取缔毒品的买卖？童工这样的问题可以以童工尚未成年、不具有进行合理选择的能力为理由取缔那个“市场”。而在吸毒、卖淫这样的问题上，我们要么只能以它们所造成的坏的社会效应、对他人的不良影响以及与它们所引起的其他犯罪活动为理由来论证为什么必须将其取缔，要么就只能假定我们比当事人自己更知道什么对他才是真正的、长远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