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与曼德维尔
曼德维尔因为《蜜蜂的寓言》而成名。关于节俭与奢侈的悖论——节俭对个人是一种美德而对社会是一种恶行，奢侈对个人是一种恶行而对社会是一种美德——“曼德维尔悖论”，是曼德维尔在经济思想史上的标志性符号。当然，作为思想家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曼德维尔的思想要比单纯的节俭与奢侈的悖论丰富和深刻得多。在曼德维尔的时代，他是一个对传统伦理和道德观念产生过颠覆性影响的思想家。在曼德维尔对伦理和道德的考察中，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的力量，来自人天生的恶德——自私、贪婪、虚荣、恐惧……人类不可自拔，不可避免的恶德，正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力量源泉。这是一个异端的思想，一个让主流意识形态诧异而震颤的主张。1723年，《蜜蜂的寓言》第三次再版；随即，米德尔塞克斯郡法庭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将其判为禁书。那一年，我们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在苏格兰出生。
还巧合的是，斯密十四岁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成为他老师并帮助他奠定思想基础的，自然法哲学家，苏格兰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弗兰西斯·哈奇森（1694－1746 ）教授，正是曼德维尔的夙敌。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对著名哲学家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1671—1713）进行了疯狂的嘲弄和批判，而哈奇森正是沙夫茨伯里伯爵的朋友和哲学同道。他们相信，人是有理性能力的，通过道德教化，人类可以建立起一个美德的社会。美德是社会发展的保障，是经济进步的推动力量。1724年，哈奇森曾经在《伦敦日报》发表文章，歌颂理性，张扬美德，批判曼德维尔耸人听闻的异端邪说。作为哈奇森的学生和道德哲学的继承者，斯密从哈奇森及当时其他评论者那里接触和了解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并在对曼德维尔的批评中形成自己关于美德，关于社会演进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不论从正面还是反面，曼德维尔对斯密产生过重要影响。
1756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道德哲学教授的亚当·斯密给《爱丁堡评论》写过一封信，对当时欧洲的学术状况加以评价。斯密认同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将社会发展理解为一个尝试性的、渐进性的过程的思想。斯密发现，卢梭关于语言的发生和演进的认识来自曼德维尔，因此他相信正是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为卢梭关于人类本性及社会演化的思想提供了灵感和参考。斯密还对卢梭和曼德维尔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讨论了自利在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分析了社会发展的演进性质。可见，至少在《道德情操论》之前，尽管受到哈奇森对曼德维尔的负面评价的影响，斯密还是发现并承认曼德维尔的思想贡献——至少在关于社会发展的演进性质及自利及其在社会演进中的作用方面。当然，斯密关于社会演进及自利对社会演进的推进作用的思想不仅受到曼德维尔的影响，孟德斯鸠、卢梭、休谟、哈奇森等等都是他思想的先行者。
1759年，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这部著作的内容来自他所讲授的“道德哲学”中的伦理学部分。斯密在教学和研究中显然参考过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道德情操论》中对某些问题的分析与与《蜜蜂的寓言》接近，甚至有些阐述颇为相似。——尽管斯密对曼德维尔哲学体系的整体评价是相当负面的。
所谓“曼德维尔悖论”——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强调恶德是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的推动力量，强调社会机制作用之下恶德与美德之间的转化。这种思想，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有着明确的体现。在《道德情操论》第一卷之第一章“论同情”中，讨论了死亡和恐惧，斯密说：“这种惧怕是毁掉幸福的毒药，也是扼制不义的桎梏；但这种惧怕在折磨和伤害个人的同时却保护和捍卫了社会。”（《道德情操论》，P9）这是典型的曼德维尔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不能说斯密模仿了曼德维尔，但曼德维尔的影响应该承认。
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第二部分“评论”中阐述嫉妒心和虚荣心及其影响时说，某些文人“若是嫉妒某人的才能与渊博，则将心思主要用于拼命掩饰自己的弱点”，他们对别人的“责难无比严苛，吹毛求疵，小题大做”（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105）。这种强烈的嫉妒是一种心智不健全的表现。“真正富于理智者不像其他人那样嫉妒，其理由是这些人对自己的赞赏不像傻瓜和蠢人那样心存犹豫，因为尽管他们并未使别人看出这种自我欣赏，他们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这使他们相信自己的真正价值，而弱智者心中永远不会产生这种自信，尽管他们时常装作自信十足。”（P108）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第三卷中讨论赞扬和值得赞扬的有关问题时，涉及到类似的主题，并有类似的认识。“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却往往会洋洋自得地用这种虚假不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他不但承认拥有人们认为属于他值得称赞的行为的全部美德，而且还自称拥有许多从未有人认为属于他值得称赞的行为的全部优点。”（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P141）斯密也以“文人”的品行为例来阐述这一观点。不过，斯密的认识要比曼德维尔丰富和深刻很多。斯密认为，文人的品行，比如虚荣心和嫉妒心，比如对待赞扬和责备的态度，与文人所从事的专业有关。有些领域，其工作或者研究的结果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容易养成从业者的自信心和判断力，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及其成果有成熟而自信的评价，很少受到非专业人士的影响。有些领域，其工作或者研究的结果不具有公认的确定性，也就是说其工作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非专业的评价，容易养成从业者缺乏自信，依赖公众评价的习惯。前者的典型是数学家，而后者的典型是诗人。与专业性质和评价机制的不同有关，从业者的行为方式与道德品质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在诗人和小说家那里，为了形成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评价，他们更容易拉帮结伙，更热衷操纵舆论。而这种低劣的品行，在数学家那里就不容易看到。
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之第二部分“评论”中讨论“爱”的含义时，将“同情”理解为爱的一种形式。他说：“我们将所爱者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这甚至会形成某种偏见。而同情所爱者的哀愁，我们亦会感到由衷的满足，如同分享他的快乐一样。分享所爱者的哀愁，这并非不可能，无论哀愁是什么，因为我们若是诚心分担他人的不幸，自爱便会使我们相信：我们感到的痛苦将会减轻友人的痛苦。这种可人的思虑安慰着我们的痛苦时，我们对自己所爱者的悲悯当中便油然产生了一种隐秘的快乐。”（《蜜蜂的寓言》，P109）曼德维尔的文字，有着辛辣的讽刺，刻薄的谴责，夸张的描绘，狂妄的语调。关于“爱”和“同情”的这一段阐述，显示出少有的温情。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主题是“同情心”。斯密相信，尽管人都是自利和自爱的，人们首先关注的是自我生存和自我利益，但是，人又是理性的。这种理性使人们能够关注他人的利益和存在。所谓“同情共感”，所谓“同情心”，就是理性的人所具有的一种推己及人的能力，一种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解和体会能力。因为有了“同情心”，一个由自利和自爱的人组成社会才有可能存在。《道德情操论》的开篇就表述了这样明确的思想。斯密说：“我们常常因他人的悲伤而悲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无需任何实例来证明。像人性中所有的其他原始激情一样，这种情感绝不专属于品德高尚和仁慈之人，尽管他们对他的激情可能会特别敏感。穷凶极恶的歹徒、冷酷无情的违法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完全没有一丝怜悯之情和同情之心。”（《道德情操论》，P1）
关于对“同情”的理解，无论是就其内容而言还是就其在理论构建中的作用而言，斯密和曼德维尔都大不相同。在曼德维尔那里，“同情”或者“爱”尽管是一种美德，但却被视为一种软弱的美德，一块掩饰人的强烈的控制和占有欲望的温情面纱。在曼德维尔有些邪恶的内心里，所谓的爱，所谓的善，都不过是一种掩饰，一种虚伪。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恶才是人的本能所在，也才是个人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斯密完全反对曼德维尔的异端邪说。在斯密那里，“同情”是人类来自教化的一种能力，是构建理想的和谐社会的基础力量。因为具有同情心人才成其为人，因为存在同情心，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才成为可能。
1776年，斯密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国富论》。《国富论》的内容，与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的“道德哲学”中的“政治学”有关，其理论渊源与他之前及同时代的思想家如威廉·配第、坎蒂隆、洛克、加利阿尼、魁奈、杜尔哥、孟德斯鸠等有关。显然，也与曼德维尔有关。——尽管斯密没有明确提及。
《蜜蜂的寓言》所体现的最重要的经济思想，似乎就是“曼德维尔悖论”。曼德维尔主张，个人的奢侈消费看起来是一件浪费财富的恶行，但消费扩张的结果是经济的发展，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机会的增加使奢侈消费不再成为恶行。曼德维尔的这一理论在思想史上并不新鲜，十七世纪的威廉·配第就有过这样的思想，而在配第之前的法国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那里，也对相关思想作过阐述。不过，之前所有的阐述都没有曼德维尔那样坚决而极端，那样有力而有历史影响。
斯密在《国富论》之第三篇《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之第四章《都市商业对农业改良的贡献》中，也讨论了奢侈消费的积极意义。斯密说，在传统社会里，在商业及奢侈消费向农村渗透之前，农村的乡绅、贵族领主拥有大量的实物形式的剩余产品,但其个人消费能力相当有限。领主和乡绅于是将大量剩余产品用于宴请、送礼或者豢养食客奴婢、卫士家丁。这样一种消费本质上是对财富积累的破坏。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奢侈品消费日益进入乡绅和土地贵族的消费选择中。消费模式的这一变化使乡绅贵族与食客奴婢及卫士家丁之间的传统关系松懈了。于是，奢侈消费的渗透，成为瓦解封建制度和催生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乡绅贵族消费模式的这样一种变化，实际上是理性主义的觉醒，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精神的觉醒。这样一种理性的消费模式的产生，由于商业精神的渗透所养成的谨慎、节省的习惯，也成为推动资本积累的重要力量。进一步，商业的发展及其对奢侈消费的促进，推动着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因为在新的消费模式之下，货币地租可以给土地所有者提供更多的消费选择。当然，地租形式的这一变化，也赋予劳动者更多的自由选择。——劳动者对土地的人身依赖逐步松懈了。斯密将商业发展对封建制度的瓦解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推进看成是一场革命。“对于公众幸福，这真是一种极重要的革命，但完成这种革命的，却是两个全然不顾公众幸福的阶级。满足最幼稚的虚荣心，是大领主的唯一动机。至于商人工匠，虽不像那样可笑，但他们也只为一己的利益行事。他们所求的，只是到一个可赚钱的地方去赚一个钱。大领主的痴愚，商人工匠的勤劳，终于把这次革命逐渐完成了，但他们对于这次革命，却既不了解，亦未预见。”（亚当.斯密：《国富论》，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P379）斯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将奢侈消费看成是一种恶。但是，恶的奢侈消费的结果却是善——它瓦解了封建制度并催生了资本主义制度。关于善恶的转化，斯密显然受到孟德维尔的影响。
在曼德维尔的观念里，自私或者自利是人类本能的一种“恶”。曼德维尔具有社会演化的思想，同时他也明确认识到自私或者自利推动的市场自发运行对社会演化的潜在影响。在《蜜蜂的寓言》第四部分“对话”中，曼德维尔实际上讨论了自利与市场自发运行的关系问题。他说：“我现在想到了两类人，他们彼此非常需要对方，却几乎不曾见面。……社会的玩具商用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满足了社会上这两个不同等级的人的欲望，这给公众的利益带来了多少福分啊！这些商人给了亟待救助的穷人饭碗和衣裳，还去勤勉地搜寻技艺最佳的工匠，谁都不能生产出比那些一流工匠更好的工艺品。他还以自己老练的殷勤和稳重的面容，去愉悦那些最不熟悉的人，常常是先和这些人寒暄，然后善意地提出问题，以揣摩他们需要什么。这些商人不但在营业时间内提出些问题，而且在那些人休闲时也开着铺子，整日耐心等待着顾客上门。”（《蜜蜂的寓言》，P259)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人们努力工作的动力源泉。也正是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推动了经济进步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曼德维尔进一步强调了自利与交换之间的关系，他说：“期望别人会白白为我们服务，这是没有道理的。因此，人们之间的一切交易都必定是连续不断的物物交换。卖主转让一件东西的所有权时，也像购买那个所有权的买主一样，心中想的是自己的利益。你若需要或喜欢一件东西，无论其所有者储存了多少件同样的东西，无论你多么急需它，其所有者都会首先考虑他更喜欢的回报、而不会考虑满足你的需要，然后才会把它提供给你。”（《蜜蜂的寓言》，P519）
曼德维尔的这段话让我们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斯密说过类似的一段话，而斯密的这段话是经济思想史上被引用最多的言论之一，也是集中体现斯密自由自发市场机制运行原理的一段话。“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需要的东西：这句话就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利己的打算。”（《国富论》，P14）
曼德维尔对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创见之一，是其分工理论。曼德维尔不仅研究了工序分工与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的关系，还探讨了关于国际分工的绝对优势原理。他关于工序分工的思想被认为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创见，并对斯密的分工思想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蜜蜂的寓言》第四部分“对话”中，关于分工，曼德维尔表达过这样的思想：“航行在大海上的第一流战舰，装备齐全，水手满员，是一台何等壮丽、壮观而辉煌的机器啊！……倘若不把造船作业一步步划分成更多种不同的劳动作业，那就无法完成造船的任务；同样，那些劳动作业只需要能力平常的工人去完成，这也是确定无疑的。……有些成就常被我们归因于人的卓越才能与深刻洞察力，其实它们却来自漫长的时间和许多代人的经验。”(《蜜蜂的寓言》，P340-341）这段话包含两个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之一，是工序分工对促进效率改进的作用。这一思想，在后面一段话里有着更为深入具体的阐述——“钟表的全部制作若一直都由一个人来完成，钟表工艺就不会发展得如此完善。……钟表的丰富产量、准确性及美观，主要应归功于钟表工艺的众多劳动分工。”（《蜜蜂的寓言》，P462）后一段阐述，实际上成为经济思想史上关于工序分工的意义的经典表达。
上述第一段话中还包括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原理，那就是关于人的才能究竟来自先天还是后天的问题。传统观念中，劳动分工产生源于人的天赋的差别，进而，人的才能差异也就是天赋的表现。这样的思想在斯密那里遇到了挑战。斯密说：“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所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例如，两个性格极不相同的人，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街上的挑夫。他们间的差异，看来是起因于习惯、风俗与教育，而不是起因于天性。”(《国富论》，P15）人的才能的差异产生自后天的学习、训练，所以，与其说人的不同才能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斯密的这一认识具有颠覆的性质。
以上分析表明，在斯密与曼德维尔之间，存在很多共性、相似或者接近的方面。因为曼德维尔及其《蜜蜂的寓言》在那个时代的重要影响，可以相信斯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受到过曼德维尔的影响。至于说斯密的什么思想受到过曼德维尔的影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却又是一个不易确定也不宜确定的问题。实际上，思想的河流是由无数小溪汇流而成，很难确认确认一条大河中的一滴水来自那条溪流。斯密的思想，可能更多来自斯多葛学派，来自孟德斯鸠，来自哈奇森，休谟或者其他思想家。不过，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也无论直接还是间接，作为那个时代的重要思想家，曼德维尔对斯密的影响应该是存在的。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对斯密及其《国富论》有过这样的评价——“《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P288）诚然，斯密作为一个综合者，一个体系的构建者，他的理论创新确实不足。论及理论创新能力，斯密之前的坎蒂隆要比斯密杰出很多，甚至作为哲学家的休谟的创造力也要强于斯密。不过，斯密的贡献在于他创立了一个综合的统一的体系，对于十八世纪中后期的经济学而言，体系的创见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熊彼特似乎对斯密过于苛刻了，他对斯密的评论显得有些莫名其妙。既说斯密杰出，又说他平庸，既说《国富论》伟大，又说它不包含任何新的思想。熊彼特对斯密的苛刻，源自其从分析的角度研究经济思想史。他总是赋予那些对经济学分析做出贡献的思想家崇高的地位，如配第、李嘉图、瓦尔拉斯等人，同时，缺乏创新的综合者总是受到他的鄙视，斯密之外，穆勒也遭受这样的待遇。
斯密显然受到过曼德维尔的影响，而他对曼德维尔同样也是相当苛刻的。《道德情操论》的第七卷“论道德哲学体系”，斯密评介了两种道德哲学体系，其中之一就是曼德维尔的哲学体系。斯密将曼德维尔的理论称之为一个粗俗不堪的试图抹杀美德与恶德区别的体系，一个厚颜无耻，肆无忌惮，崇尚虚荣、欺骗、自私自利、铺张浪费的体系。斯密说：“这位著述者的想法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蜜蜂的寓言》，P357）““曼德维尔那本书的大谬所在就是把每一种激情统统描绘成邪恶的，而无论程度如何，也不管其倾向是什么，全都如此。””（《蜜蜂的寓言》，P361）他说曼德维尔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在于他鼓吹奢侈、淫荡和炫耀，他提倡一种现实而低俗的道德观。“尽管与没有这种体系时相比，它的出现也许并未产生出更多的罪恶，但是它至少引起了那种因其他原因而产生的罪恶变得更加厚颜无耻，并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肆无忌惮的态度公开承认其动机的不纯。”（《蜜蜂的寓言》，P362）在斯密看来，曼德维尔的体系纯粹是一种异想天开的无稽之谈，“如果一个著述者想把某种准则作为一种自然情感的起因，而这种准则既与该自然情感没有任何联系，又与其他有这种联系的准则不相似，那么，即使在最无判断力和最无经验的读者看来，这位著述者的论述也是显得荒谬可笑的。”（《蜜蜂的寓言》，P363）
斯密对曼德维尔的恶评，似乎超出了纯学术的范畴，甚至有些人身攻击的意味。斯密如此愤慨，可能与曼德维尔对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的评价有关。沙夫茨伯里伯爵是一个人类理性和道德的乐观主义者，他相信美德是社会和谐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人类具有理性地完善自身道德的能力。曼德维尔从他的“恶德”理论出发，认为沙夫茨伯里伯爵的思想不是对人类理性和道德实践的真实阐述，而仅仅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对人类理想和道德能力的吹嘘和恭维。论及沙夫茨伯里伯爵的思想，曼德维尔还进一步否定了沙夫茨伯里伯爵的人生观和幸福观。他说：“一个自幼养尊处优的人，若天性好静而懒散，养成了躲避一切麻烦事的习惯，并且自愿节制自己的种种激情，这是因为害怕由热心追求快乐、屈从我们天性好恶的全部要求引来的种种不便，而不是因为他厌恶感官享受。一个曾就教于一位大哲学家的人，亦像其导师那样性情温顺，心地善良。处在这样的幸福环境当中，他对自己内心状态的好评便超过了其实际应得的评价……美德在于行动，无论何人，只要热爱社会，只要对其人类同胞怀有善良的热忱，只要能依靠其出身或者地位获得管理公众的任何职位，在他能为公众服务时，都不应安坐不动，无所作为，而应竭尽全力，为其百姓的利益而奋斗。……那种自诩中庸的方式，那些受到推崇的平静美德，除了养育游手好闲者以外，别无他用。它们或许能使人适应苦行生活的愚蠢享乐，至多只能使人适应农夫式安宁的愚蠢享乐；然而，它们却绝不能使人适应劳作与艰辛，绝不能激励人去争取伟大的成就，去完成艰险的使命。”（《蜜蜂的寓言》，P205—206）
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是斯密的老师弗兰西斯·哈奇森教授的老师和好友，而他所秉持的人生观和幸福观，也正是斯密所崇尚和坚持的斯多葛式的人生观和幸福观。斯密的这种人生观和幸福观，在《道德情操论》中有过这样明确的表述。“在一种长期境遇和另一种长期境遇之间，就真正的幸福来说，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幸福存在于安宁和享受之中；没有安宁就不会有享受；哪里有理想的安宁，哪里就肯定会有能带来乐趣的东西。……在极度幸福之中，经过一定时间，心情就会趋于平和并回归到那种平常状态；而在艰难困苦之中，经过一定时间，心情又会恢复与趋于那种平常状态。……心情较为充实的人会更快地恢复宁静，更快地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找到更好的乐趣。……性情好的人在各种平常的人生境遇中都同样可以保持平静，同样可以高兴，同样可以满意。”（《道德情操论》，P163）
可见，尽管受到曼德维尔的影响，斯密之所以对曼德维尔不表示感激，而且加以愤慨的恶评，不仅仅有学术和思想差异的缘故，还有超越学术和思想的其他因素。
关于斯密对曼德维尔的态度，熊彼特有另外一种解释。“亚当·斯密像其他注重道德的人一样，对该书（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提出了严厉批评。该书固然赞美了花费，谴责了储蓄，并犯有某些‘重商主义的错误’，使斯密感到不快，但还有另一原因使斯密对该书抱有敌意。斯密肯定感觉到了，曼德维尔的论点正是斯密自己的纯天赋自由论的一种特殊形式。读者不难体会到，这一事实一定会严重震动这位可敬的教授，特别是假如他真的从这本触怒了众人的小册子中学到一些东西的话。”（《经济分析史》第一卷，P288）熊彼特这段评述有些阴阳怪气，其中的潜台词似乎是，“气量狭小”的斯密因为妒忌而恶评曼德维尔。这样的评说有些苛刻，甚至是恶意中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