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史的“辉格解释”
1679年，为阻止查理二世的弟弟，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继承王位，部分议员提出“排斥法案”。支持者代表资产阶级、新贵族、平民和新教徒，被叫做“辉格党”；反对者代表世袭贵族和天主教徒，被称为“托利党”。1688年辉格党和托利党合作，驱逐詹姆斯二世，迎接奥伦治亲王执政，实行君主立宪制。这就是“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后，辉格党逐渐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曾经长期支配英国政治。
十九世纪初，辉格党历史学家从党派利益出发，利用历史研究为辉格党的政治主张提供证明。1827年，辉格党人、著名历史学家哈兰在其《英国宪政史》中提出，英国自古以来就有一部不成文的宪法，承认主权在民。哈兰想要证明的是，辉格党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在英国历史上有着深厚的基础。另外一个辉格党历史学家麦考莱直截了当地指出，辉格党历史学家所要证明的，就是英国政体从来就是共和政体，而托利党历史学家所要证明的，就是英国政体从来就是专制政体。这样一种从辉格党的利益出发，按照适应辉格党利益逻辑编纂历史的观念或者范式，就是所谓的“辉格史观”。
“辉格史观”或者“历史的辉格解释”在剑桥大学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那里得到正式的深入的阐释，从而成为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在其1931年出版的《历史的辉格解释》中，巴特菲尔德将“辉格史观”或者“历史的辉格解释”作了一般性的扩展。所谓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的辉格解释”，就是从当前现状出发，将历史的发展理解为按照其内在逻辑向现在演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从当前出发，对历史发展变化进行道德的评价和判断。他说：“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是辉格式历史解释的重要部分。……通过以当代为直接参照系的方式，历史人物会被轻易地归入到促进进步或阻碍进步的两个群体之中。……这种方法的全部结果，将是把一种特定的形式强加于整个历史情节之上，并且产生一个表现整个历史必然美好地汇聚到今日的通史图式。”（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P10-11）
巴特菲尔德认为，历史的发展是高度复杂的，在历史的转变关头，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也不存在一以贯之的简单逻辑。“正是整个的过去，带着它的全部复杂的运动、纠结的结果以及错综繁多的交互关系，产生了我们整个复杂的当下。……历史上任何人物的任何行为，都仅仅是整个情境中的一部分而已。而在每一个特定时刻，都是由整个情境决定着下一时刻发生的全部事件。要理解这个行为，就要复原这个行为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将其置于一个关系网之中，换言之，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之中。”（P15）
巴特菲尔德强调，“辉格派历史学家的谬误在于走了一条穿越历史复杂性的捷径。”（P16）这一研究路径的选择，似乎仅仅是为了使对历史的概说变得容易，变得易于操作和把握，易于控制和传播。但是，这种超越历史复杂性的方法，由于采取了某种隐蔽的筛选原则，于是将历史的真实放弃了；这种方法提供了简捷的路径，但也把真实的曲折的历史给拉直了。这样一种脱离历史的真实的历史研究带给我们的，可能处处堆积着谬误和似是而非。“当我们以今为鉴来编纂我们的通史的时候，我们将会产生一个巨大的视觉幻想。”（P20）
以今为鉴的“历史的辉格解释”，其目的并不在于描述真实的历史，探寻历史演变的真实动因，而在于为党派或者帮派或者其他机构甚至理论的某种合法性存在提供历史证明，于是，价值判断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价值判断在科学研究中不可避免，但价值判断本身不是科学研究，也不能替代科学研究。“历史的辉格解释”中，价值判断不仅成为目的，而且成为手段，这就使其背离了科学的原则。武断的，强制的价值判断，实际上违背了科学研究的自由追求，体现着某种形式的专制和愚昧。
“历史的辉格解释”不仅存在于通史、党史或者革命史的研究中，还普遍存在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就有着显著的“辉格”色彩。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被认为是经济思想的最高的最终的成就，于是经济思想史著作的编纂，就以马克思的这两个理论为参照和标杆。其对历史的回顾，着眼于历史上价值理论的萌芽和发展，剩余价值理论的产生和演变。在古典经济学之前和古典经济学时代，只有那些研究过价值及剩余价值问题的思想家才受到注意，而那些受到注意和重视的思想家，其对经济思想发展的贡献，也仅仅局限于与这两个思想相关的领域。因为威廉·配第有劳动价值论思想的萌芽，所以被马克思誉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因为魁奈的研究涉及剩余价值相关的思想（当然更因为他的“经济表”中有马克思很感兴趣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所以被誉为“最有天才的经济学家”。反对劳动价值论的思想家，或者被忽视，或者被誉为“庸俗经济学家”而加以谴责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座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先贤祠，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目的，似乎是为了给这些理论的卓越贡献者安排座次。在最显著最荣耀位置上就坐的，当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然后是李嘉图、斯密、配第等等，至于作为集大成者的约翰·穆勒，以及效用价值论的重要贡献者和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倡导者们，只能划在“庸俗经济学家”的行列。先贤祠的英烈们世代享受香火，而“庸俗经济学家们”则成为孤魂野鬼。
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思想史的编纂也好不到哪里。现代经济学被理解为选择的科学，自由主义是这一学科的精神支柱。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复兴之后，自由主义成为经济思想史编纂的标杆和参照。新自由主义大旗下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和编纂，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作为经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最终路径。历史上那些对这一思想做出正面贡献的思想家，受到歌颂和膜拜，而那些对这一思想持有怀疑态度或迟疑态度的，则成为异端，受到忽视或者批判。因为斯密对“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分析和歌颂，又因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切合现代经济学的自由主义观念，因此斯密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先贤祠里占据着最显著最荣耀的位置。斯密之前经济学的发展，按照其自然的逻辑发展到斯密，而斯密之后经济学的自然发展，又按照其自然的逻辑发展到新古典经济学。一切都是自然，一切都是天意。经济学的世界成为一个单纯的世界，经济学的历史成为一部简洁的历史。重商主义成为反动的理论，因为他们被斯密批判和妖魔化，因为他们主张国家干预；至于中世纪，则干脆是文明的断裂，是经济思想史的空白。自由主义视野下的经济思想史简单而明了，但是它不真实，不客观，不可信。
我们今天的经济学是丰富而复杂的，而经济思想的发展也是丰富而复杂的。构成我们今天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是一个广阔而深远的思想世界，而这一复杂世界，是历史上经济思想复杂发展的产物。这样一种“辉格式”的历史研究和编纂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它自鸣得意地守着一潭死水，却放弃了身后波澜壮阔的浩瀚海洋。“辉格式”的经济思想史所带来的，只是顽固的专制，浅薄的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