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尧、舜、禹三代时代，部族联盟首领的产生方式是“禅让制”，即在各氏部族中民主推选贤能的人作下一任首领。禅让制的基本原则是传贤而不传子，是《礼记?礼运》描述的“大道之行”的“天下为公”时代。
禹在自己年迈时作出禅让传贤的姿态，把国君的位置禅让给伯益，但是在此之前他已任命自己的儿子启担任国家权力机构的要职。结果禹死后，启以本姓邦族和异邦联盟战胜了伯益，继承了禹的王位。从此，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传子取代了传贤，“家天下”（“私天下”）取代了“公天下”，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才结束。
从第一个世袭君主夏启开始到满清最后一个世袭君主溥仪结束，中国的私天下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夏至西周，是世袭制不断完善、不断增强的时期，那时不仅天子世袭，而且天子以下的诸侯、卿大夫、士也世袭；二是从秦到清，是皇帝以下的官员废除世袭制，并逐渐建立和完善了文官制度，但君主——皇帝依然保留了世袭制。也就是说，西周是世袭制的最高峰、最完善的时期，西周之前是世袭制逐渐增强和完善的时期，西周之后是世袭制又重归消弱的时期。春秋战国则是中间过渡期。
近现代，国人对“天下为公”这四个字，因孙中山的推崇而非常熟悉。在传世的孙中山题词中，最多的是“天下为公”这四个字。从孙中山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与实践而言，实际上也可以浓缩为对“天下为公”这四个字的毕生追求。
天下为公是孙中山、廖仲恺先生的指导思想，意思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为大家所共有，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只有实现天下为公，彻底铲除私天下带来的社会弊端，才能使社会充满光明，百姓得到幸福。
人们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的评价是，“起共和而终二千年帝制”（实际是终四千年君主世袭制）。孙中山先生的“共和”观念就是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禅让制”作为“公天下”的制度是远不够成熟的，现代的“公天下”的制度就是“共和制”。
共和制是一种相对于君主制的政体形式，政权“家族世袭”与否是两者划界的标准，由于现实社会的复杂性，确定共和制与君主制的实际差别比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共和”一词来源于拉丁语“res publica”，意思是“公共事务”。中文翻译引自《史记?周本纪》，因厉王出奔后召公、周公二相共同执政，有二人或多人共同和平执政之意。15世纪前后文艺复兴时期的布鲁尼和马基雅维利，用这个词指称中世纪时期意大利北部的非君主制城邦，后来，这个词逐步演化成指称“世袭”和“神权”之外的政体。
现今许多人都认为美国搞的是民主制，但事实上美国的宪法之父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有专文声明，俺们美国搞的是共和制而非民主制。因为当时的民主制是指的类似于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被归为共和制的东西。而许多实例表明，直接民主既容易导致“多数人暴政”，又容易导致“少数人专政”，是二千多年来大部分著名的西方思想家批判的东西。共和制则相反，是绝大部分西方著名的思想家歌颂的东西。但是由于民主有巨大的欺骗性和蛊惑性，人们反而忘了“共和”，忘了纯民主的巨大害处。
辛亥革命终结了帝制却没能成功的建立起孙中山先生心目中的“共和”，满清王朝虽然灭亡了，但满清的实力却落在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手里。满清皇帝虽然退位了，但皇权思想却在一些人头脑里根深蒂固。
如果说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主要是指政权公有、传贤不传子，是“家天下”的对立面，与西方的“共和”思想相通。那么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则主要是指生产资料公有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想解决上层建筑——政权私有的问题，必须先解决其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
马克思是源自西方的学说，从近现代西方的发展史看，西方是先解决的政权私有问题——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再建立的公共的消费资料制度——福利国家制度（消费资料公有制），再以生产资料股东股民集体所有制（股份制企业）取代生产资料家族私有制（家族企业）。
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从根本上讲就是近代西方在实现了政权公有——共和之后，进一步实现财产公有（包括消费资料公有和生产资料公有）的运动。因此“公天下”有了更广泛的意义，不仅指政权公有，还包括官权公有，以及消费资料公有和生产资料公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说新中国以“共和”政体自居。从新中国的非君主世袭制来看，新中国作为“共和”政体是当之无愧的。但“共和”是有程度之分的，“公天下”同样有程度之分。
如果我们以量化的概念来看，将最完善的西周宗法分封世袭制给其-100分；秦至清君主世袭官员非世袭给其-50分；选举权有财产资格限制的但建立了共和制的近代西方给其+50分；享有普选权和福利国家制度，以股份制企业取代了家族企业，并实行高额遗产税的现代西方给其+80分；完全消灭了资本获利、财产世袭制的未来社会给其+100。那么我们可以清晰的明白许多问题。
从毛时的终身制，到邓的非终身生，再到江、胡的限任制，中国“共和”、“公天下”的成份无疑在逐渐增强和完善。事实上，近现代中国的最大进步就是消灭了君主世袭制，建立了共和制。虽然过程很波折，也不近人意，但毕竟君主制已遭唾弃。但最大退步是废除了科举制，从而造成了官员变相世袭化、门阀世族化又死灰复燃。中国当今的许多问题和缺憾其实都是由此导致的。懂中国历史的都知道，正是科举制才成功的解决了官员变相世袭、门阀世族的问题，为平民百姓提供了一条作官的仕途之路。
因此当前的中国，在进一步完善共和制的同时，更为迫切的任务是解决官员变相世袭化、门阀世族死灰复燃的问题。现今，我们从习总的打老虎、拍苍蝇中看到了希望。另外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完善福利国家制度，这也是政府目前正在做的。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由于我们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现今最主要的就是将国企赢利纳入国家的福利资金，让全民分享国企的红利，而不是只让少数国企高管、国企员工分享国企的红利。至于小型私人企业可以允许存在，但要学习西方国家实行高额遗产税。
本文原本是作为《通往民富国强之路》一书的《大公国——通往民富国强之路》一文的替代文章，写着写着觉得作为此书的《序言》，以便让读者能从此文中了解本书的整体思路更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