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
一、希腊文明并非原生
大约在西元前8世纪至西元前2世纪，人类文明史上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事态：爱琴海区域的希腊人表现出爆发性的创造精神，在诸多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们不仅发展出高度理性化的“哲学”，而且在人类文明史上首先开出民主政治，同其他文明普遍盛行的君主制度相比，甚至希腊的寡头制度（集体领导）也显得十分民主。他们不仅发展出极有效的军事技术和战法，而且开出了悲剧、喜剧这些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学形式。他们不仅修建了大量庄重、典雅的汉白玉神庙，而且制作了大量造型优美、解剖学上极其准确的雕像，烧制了大量具有精美图案的陶瓶。直到今天，这些卓越的成就还在深深打动着我们。
这里的问题是，希腊人何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希腊经济的全面复苏无疑是一个必要条件，可是除此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同样重要、必不可少的因素在起作用？当然有，那就是两河流域和埃及更古老文明对希腊的长期影响。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认识到，他们的文化源头——古希腊——本身还有一些更深更远的源头，那就是西亚和埃及。这里还要说，在欧亚大陆，没有一个对当代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明不是原生文明----在萌生期未受其他文明影响、完全自发形成的文明——或在原生文明基础上崛起的后发文明或次生文明。可是，在几乎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西方人却拒不承认这一事实：其文化源头希腊受到了西亚和埃及的深刻影响；无此影响，便没有今天的西方文明。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启蒙思维尤其是那种前所未有的“进步”观影响下，欧洲思想界出现了一个新动向，那就是，欧洲人开始拒不承认自古以来他们的祖先一直承认的一仩事实：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受到埃及和西亚文化的深刻影响；没有这种影响，希腊文化根本不可能成其为希腊文化。[1]
这个事实本来是显白的、无需证明的，从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修道院里的僧侣们，从文艺复兴巨擘到启蒙运动早期的思想家，历史上西方人并没有否认它。可是至启蒙运动后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洲人开始拒不承认希腊文明对西亚和埃及文明的继承了（也正在此时，欧洲思想界出现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也与启蒙运动有关，即欧洲人对其先前艳羡不已的中国文明的认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中国文明一下成了“进步”欧洲的反面，成了落后、愚昧、专制、残暴的代名词，而在此之前，他们眼里的中国形象一直是孔子思想熏陶下的一个世俗、开明、宽容、和平的国度，与愚昧、猵狭、不宽容，宗教战争连绵不断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时的欧洲人数典忘祖，开始否认历史上希腊文化对东方文化的继承。如果说，先前欧洲人之热烈炒作一个开明、宽容的中国，主要是出于当时反对宗教愚昧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现实需要，那么拒绝承认西方文化从希腊时代起便对东方欠有根本性债务，则更多是因为文艺复兴以来的诸多“进步”——包括那时语文学（philology）界的重要发现：各欧洲语言与多数伊朗和印度的语言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即原始印欧语，或者说，这些语言都属于共同的“印欧语系”——所导致的欧洲中心论的头脑膨胀。从启蒙运动后期开始，这种思想上的数典忘祖持续了近两百年，在19世纪末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顶峰，并且出现过一种畸形、变态的表现形式，那就是纳粹宣传机器鼓吹的臭名昭著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
如今，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虽然已成为过街老鼠，但西方中心论思维仍然在作祟，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表现在西方人对希腊文化起源的看法上。及至1960年代，还有西方学者认为，在西元前8至7世纪，希腊方方面面的创新大体上都是希腊人独自完成的，因为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蜷藏在滔滔大海和小亚细亚崎岖山峦背后的偏远角落”；即便产生于埃及西亚的实用科学和数学、天文学知识确实传入西方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那也主要是因为采取了这些知识经犹太人改造之后的形式。[2]迄于今日，诸如《剑桥图示古代希腊史》一类关于古希腊的权威书籍，对埃及和两河流域对希腊的深远影响竟然只以寥寥数语打发，根本未能辟出专门章节来加以详细介绍和讨论，这也很能说明问题。
但无论谁也无法否认这一事实：希腊文明并非是一个原生文明，而是一个建立在原生文明——主要是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之基础上的后发文明或次生文明，一个在其早期历史上经历过“东方化”甚至“东方化革命”的文明。如所周知，亚欧大陆总共产生了四个原生文明：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这就是所谓古代世界“四大文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诞生于大河流域，而不是过干旱、贫瘠、交通不便的山区。这是因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掌握的技术非常有限，故只有在大河流域挑战度适宜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大规模农业，才能汲取大量农业剩余；而只有掌握了大量农业剩余，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原生文明才可能萌生和成长。同样重要的是，大河流域通常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不仅适宜农耕，而且地势平坦、水道密布，与重峦叠嶂的山区相比更有利于人员、物质和信息的流通及技术发明、思想理念的播散，当然也更有利于文明本身的诞生和繁荣。
毋庸讳言，除了诞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表现出了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外，其他三个原生文明早在西元纪元前（或至迟至西元7世纪）便衰落了，或者说都经历了严重的断裂或转型。可是，它们无不对后发的次生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不通过次生文明深刻影响了现代文明。如果换个角度来讨论同一个问题，则欧亚大陆上没有一个次生文明不是在原生文明的丰腴基质上成长起来的。希腊文明便是这样一个次生文明，一个典型的次生文明（一个一直以来被忽略的情形是，希伯来文明也非原生文明，而是一个像希腊那样在多个既有文明基础上崛起的次生文明；还应当注意，犹太人的家乡古巴勒斯坦是多种文化辐凑之地）。
明白了这点，西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经济复苏之后出现了爆发性文化繁荣——艺术、宗教、文学、科学、哲学诸多方面的繁荣——这种现象便不难解释了。很显然，这种繁荣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西亚和埃及两千多年文明演进的深厚根基之上的。
二、早期希腊的边缘性
纵观亚欧大陆的人类文明史，我们会发现没有一个有活力的文明——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在西亚地中海世界，还是东亚东南亚——能够不汲取某个原生文明的养分而发展繁荣、绵延至今。不妨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没有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原生性文化积累，如果没有腓尼基人发明的字母，没有埃及人、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叙利亚人等古代民族对希腊人方方面面的影响，希腊文明能够有它那惊人的表现吗？它在哲学、科学、艺术、建筑、法律等方面能够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吗？它能够深刻影响西方基督教文化、西方世俗现代文化，以及全世界现代文化吗？伊斯兰、东正教、西方基督教等文明就更是次生的了，这是因为它们是在希腊、希伯来（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与希伯来文化互为一体的犹太教是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的亲体）这两个次生文明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文明。
用通俗的话来说，在与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关系上，希腊文明是一个子代文明（希伯来文明也是一个子代文明；不过这些子代文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亲体文明要素进行了创造性的选择和利用，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卓越的文化创新）。罗马、伊斯兰、东正教和基督教西方就更是孙代文明了。在此意义上，希腊同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关系，与日本、朝鲜同中国的关系是相似的，与东南亚同印度、中国的关系是相似的，与9至10世纪时的东斯拉夫人（包括俄罗斯人）同拜占廷的关系是相似的，与7世纪前阿拉伯半岛同两河流域、黎凡特（约旦、巴勒斯坦一带）的关系也是相似的。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希腊与埃及、西亚的关系是一种边缘与中心的关系，一种发展中文明与发达文明的关系。
以上的观点不难从世界体系论方面得到支持。世界体系论思想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认为，在16世纪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兴起之前，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三个“重要的中心”。有“中心”，必然有相应的周边地区。阿明的三个“中心”分别是：1）古代西亚，其周边地区为欧洲、小亚、非洲等地；2）古代中国，其周边地区为日本、东南亚等地；3）古代印度，其周边地区亦为东南亚。阿明认为，在西元前300年至西元1500年这一千八百来年中，欧洲、日本等周边地区的“周边性”或者边缘性是“惊人的”；拜占庭和意大利以外的欧洲是“野蛮的”欧洲，只是由于“古代氏族式体系（指古代西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笔者）被嫁接（通过罗马帝国的雄心和基督教的世界性传播----原作者）到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还建立在落后集体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体上”，它才摆脱了绝对落后；而只是在此之后，欧洲才“缓慢地走向了氏族式体系，君主制的建立（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在基督徒“收复”之后；在英法两国，是在百年战争开始后——原作者）就是证明”。[3]
阿明的论点大体上是成立的。但是如果能够将西元前4世纪末希腊罗马霸权兴起至西元4世纪上半叶罗马帝国衰落成为定局这六百多年时间排除在外，一幅更为准确的历史画面便会浮现出来——欧洲相对于西亚的边缘性不只是一千八百来年，而是西元前4世纪末之前约一千三百多年时间（假定希腊文明大约在西元前1600已具有一个雏形）和4世纪上半叶至1500年这一千一百来年时间。把两段时间加起来，足足有二千四百多年。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对直至西元前8世纪，希腊人还对新巴比伦王国的无比敬畏和顺从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西元前713年，塞普路斯有七个希腊国王来到巴比伦，向萨尔贡二世（Sargon II）朝贡。这一事件被纪录在铭文中。铭文中提到七个希腊国王的王国“位于西方日落处七天路程以远”，“为朕（萨尔贡二世）在迦勒底、赫梯的赫赫武功所震慑，深感恐惧，遂携其王国所产金器银器来巴比伦朝贡，亲吻朕足”[4]（来东方朝贡的希腊国王的地位似乎低于历史上来中国朝贡的周边国家----在东亚朝贡体系崩溃前，周边国家的国王或使者朝见中国皇帝，需行三跪九拜之礼，但无需行屈辱的“吻足”礼）。此外，萨尔贡二世的继位者埃萨尔哈顿（Esarhaddon，西元前681–670在位）在尼尼微一新郊区大兴土木，也向西方小王国——包括塞普路斯十个希腊王国——征集过建筑材料。[5]
我们当然也不应对以下事实大惊小怪。直至西元前4世纪最后三十来年，大多数小亚希腊城邦（其中最有名者为米利都、以弗所）大多数时候一直臣服于亚述、吕底亚、波斯一类西亚强国，直至前332年亚历山大的军队摧毁波斯帝国，它们才获得独立。各方面证据表明，西元前8–7世纪，腓尼基人广泛活动于爱琴海地区（这从《伊利亚特》第二十三卷第744–745行、《奥德塞》第十五卷第415至476行可见一斑；希罗多德在其《历史》还中认为，腓尼基人来自“卡德莫斯时代”的底比斯，也来自特拉岛和塔索斯地区），但没有证据表明，同时期希腊人也活动于腓尼基城市。晚至前6世纪，才有少量希腊人渗入那里。
我们同样不应对以下事实大惊小怪：古典时代重要的希腊著作----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凡提及波斯国王，并不加“波斯”之类定语，而是直接用ho Basileus（The King，国王）来称呼他。不难看出，在色诺芬所在的那支希腊雇佣军“远征”至波斯（前401年）前，边缘的希腊人对东方仍是何等敬畏。这一时期希腊的边缘性更表现在希腊“哲学”诞生在小亚西岸，而非希腊本土。第一批希腊哲学家（即“米利都学派”，权称之为“本体论哲学家”）全都来自小亚西岸的爱奥尼亚城邦。泰勒斯（Thales，约625–547年）、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约570–500年)、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570–500年）、赫拉克里特（Heraclites，540–480年）、色诺芬尼(Xenophanes约570–470年)，无一不是小亚希腊人。此外，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创始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约生于570年）也出生在爱琴海东部靠小亚的萨摩斯岛，思想成熟后才移居意大利南部；“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460–377年）同样出生在小亚西南角附近的科斯岛（Cos）。甚至希腊人的主要乐器七弦琴以及希腊贵族喜欢的躺椅（柏拉图在《会饮》中栩栩如生地描写了阿尔喀比亚德是如何诱惑同样躺在躺椅上的苏格拉底，而“美德”功夫甚深的苏格拉底却不为所动）也是从东方传到希腊的。
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只能从当时整个希腊相对于东方的边缘性入手。除了以希腊本土此时尚未充分发展，不足以提供哲学产生的物质条件，而位于小亚及附近的希腊城邦却有这样的条件以外，东方思想本身在当时的先进性也是重要原因。在地理上同东方邻近，小亚西岸或东爱琴海的希腊城邦可谓近水楼台，可以方便地利用东方已有的文明成果。
三、希腊艺术的东方化
西亚、北非的原生文明对早期希腊产生了可谓“东方化”的革命性影响，但这种影响在艺术上显得更为看得见、摸得着（作为实物证据，古代传下来的艺术品相对而言比传说甚至文字记录更为过硬），所以一直以来有关讨论较多。当然，不同的学者对同一件古代艺术品会有不同的解释，甚至究竟是有更多腓尼基人和叙利亚人将其技艺和作品带到希腊世界，还是有更多希腊人来到腓尼基和叙利亚，把那里先进的技艺和作品带回落后的希腊，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时发生了西亚对希腊的可谓“东方化”的单向影响。
然而，从西元前8世纪的情况来看，希腊最早从西亚进口的艺术品来自叙利亚，而不是腓尼基。在希腊的许多考古发掘点，一些西元前9世纪制作的叙利亚风格的青铜（以及粘土）雕塑被发现了。西方国家的艺术史学者一般认为，这种叙利亚风格的青铜雕塑尽管数量很少，但是对于西元前8至7世纪希腊风格的形成来说，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考古证据表明，从科林斯到伊塔卡，从萨莫斯到克里特北部的克诺索斯，这一时期爱琴海地区出现了不少模仿叙利亚风格的青铜或粘土雕像。德国艺术史学者霍曼–维德金（Homann-Wedeking）认为，在希腊各地的仿制品中，科林斯的作品最贴近原来的叙利亚风格。这种判断的根据是，用科林斯粘土制成的叙利亚风格的作品原件以及在科林斯发现的叙利亚风格的头像模具。[6]同这些叙利亚风格的作品及其仿制品相呼应的，是爱琴海地区发现的大量腓尼基金属雕像，其数量并不亚于叙利亚金属雕像，尽管它们对希腊艺术发展的影响不如后者。西元前7世纪，相当数量的金属工艺品从晚期赫梯城市塔巴尔（Tabal）输入希腊，刻有半人半鸟“塞壬”形象和蛇形装饰。这种金属制品很快便为希腊工匠所模仿。
同样引人注意的是象牙雕塑。在这方面，希腊人不仅模仿西亚民族的风格和题材，连材料也从西亚进口（希腊人应是从腓尼基海岸和叙利亚等地进口象牙的，尽管腓尼基和叙利亚的象牙很可能从其他地方进口）。迈锡尼时代结束时，希腊人便制作象牙雕像了。这不可能是他们的发明，因为希腊根本不产象牙。从风格上看，大约制作于西元前9世纪的最早的希腊象牙雕像是对腓尼基作品的模仿，克里特岛上发现的作品尤其如此。雅典一座坟墓中发现的一系列裸体女性象牙作品（大约制作于西元前750年），可能是早期希腊最精美的象牙雕像了。它们由大而小由一根象牙雕刻而成，具有叙利亚形制，题材也是叙利亚的，其所表现的是阿斯塔蒂（Astarte）——古代闪族神话中专司生育和爱情的女神。[7]
但流传下来的更多艺术品却是陶器。西元前8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是公认的“东方化时期”（实际上东方化的历程比这一百年漫长得多，悠久得多，之所以被视为“东方化时期”，是因为出土于这一时期的文物相对比较集中，也是因为希腊成为识字文明后，开始有相关文字记录）。这一时期的大量希腊陶瓶（叙利亚海岸地区的阿尔米那[Al Mina]城出土了不少前8至7世纪的陶器）明显模仿叙利亚风格的陶瓶。在这一希腊人单方面向东方人学习的过程中，先前希腊陶瓶上只有单纯几何图案这一格局受到了强烈冲击，希腊人的艺术感觉和眼光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们不再局限于用直来直去的几何线条勾勒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抽象图形，而转为用活灵活现的曲线再现生活中的真实事物。由此，希腊人的想象力大大丰富了起来。一些西方学者把这种情形叫做“东方化”，甚至“东方化革命”（“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参见Burkert全书；应注意的是，西方艺术史界使用该概念的人很多，Burkert决不是唯一使用这个概念的西方学者，尽管他的立场比其他学者更为明确），是不无道理的。在这一过程中，希腊陶瓶上出现了大量具有自然主义逼真效果的螺旋、玫瑰花、棕叶、荷花形象，也出现了不少马、狗、兔、鹿、鸡一类动物形象，甚至还有狮子、豹子形象。最后两种动物是一般希腊人根本机会看到的珍奇野兽，但是早在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它们便是赫梯人和两河流域的人们在其艺术创作所乐于表现的动物了。[8]
可是，更让希腊人着迷的，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动物，而是把不同动物风马牛不相及的特征集于一身的怪兽。五四以来，具有不言“怪、力、乱、神”传统的中国人（或者说，中国的读书人）对带翼的狮身女怪“斯芬克司”（sphinxes）、鹰头狮身的怪兽“格里芬”（griffins，）、鸟身女怪“塞壬”（sirens）、蛇发女怪（Gorgons）、吐火女怪(chimeras，狮头羊身蛇尾)、飞马（winged horses）、豹鸟（panther-birds）、鸡马（cock-horses）、人鱼或“特来登”（Triton，人身鱼尾的海神）一类的怪物已是见怪不怪，以为它们都是极聪明、极富想象力的希腊人发明出来的东西。殊不知，这些怪兽形象乃至怪兽理念本身都是舶来品，早在希腊人意识到它们之前，便以原型的形式存在于西亚和埃及的宗教、艺术中，是西亚、埃及观念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到希腊后，它们大大刺激了希腊人的思维。试想，没有这些舶来品，希腊人的观念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他们还会有那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吗？
四、希腊宗教的东方渊源（上）
希腊宗教与希腊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建筑、雕塑、戏剧——很难完全区分开来，与希腊神话就更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了。希腊文化的精华便包含在希腊宗教中，或者反过来说，希腊宗教无不反映希腊文化。谈希腊文化不可能不谈希腊宗教，反之亦然。尽管如此，因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仍然可以也应该把希腊宗教当作一个独立的对象来研究。
一谈希腊宗教，我们首先可能想到那些雄伟的神庙。直到今天，雅典卫城的帕台农神庙遗址仍然让全世界人们赞叹。但我们必须注意，迈锡尼时期乃至整个西元前8世纪前的希腊人并没有神庙的概念，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知道修建一座宏大乃至奢侈的石头房子，以之作为神祗们的住所。没有神庙概念，也就没有必要修建一个大型神坛供焚祭之用了。神庙和神坛是西元前8世纪后希腊人宗教生活的中心，离开了它们，根本无法想象希腊宗教会是什么样子，但它们都不是希腊土生土长的事物，而是东方化过程中来自西亚的舶来品。这与中国佛寺建筑及相应理念、制度传入朝鲜和日本的情形是相似的。今天，这些国家的佛寺在方方面面比中国本土佛寺还“正宗”，或者说它们将中国传入的原样的佛教保留得更好。
许多宗教都有创世神话和相关神谱或神统纪，希腊宗教也是如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希腊宗教，我们不妨先看看基督教。基督教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是永恒、全知全能、至高无上的。他不仅创造了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创造了植物、昆虫、鱼蝦、飞禽、走兽，在此之前还创造了天空和大地、黑暗与光明、日月和星辰，以及深渊、海洋、河流、山峦等等。很显然，这样的神无需由另外的神生出，其本身就是不假他物、绝对自足的，其本身就是万事万物的起点和终点。
相比之下，希腊宗教神话中虽然有一个主神宙斯，他却并不是全知全能的，甚至有着人类常有的种种弱点，如嫉妒、小心眼、报复心强等等。他远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他之外存在其他诸神。他（她）们的神力虽然比不上及宙斯，但与他却有着亲族关系。关于宙斯的诞生，希腊人的创世神话里有一套很有趣的说法。起初，世界处在“混沌”或卡俄斯（Chaos）中。根据赫西俄德（Hesiod）在《神统纪》（Theogony）中的描写，卡俄斯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具有人形和人性的神祇，而只是张开巨口的空间。由卡俄斯，而有天神乌拉诺斯（Uranus）和地神盖亚（Gaia）。他们生下了十二个提坦巨神（The Titans），其中最年轻者为克罗诺斯（Kronos，时间之神）。他与妹妹瑞亚（Rhea，也被视为大母神）结合，生下了第三代神：海神波塞冬、冥神哈得斯、农神德米特尔、灶神赫斯提亚、雷电霹雳之神宙斯、赫拉（宙斯的妻子）等等。这里，希腊众神殿里的主要神祗差不多齐全了。
如果说乌拉诺斯第一代神王，克罗诺斯是第二代神王，宙斯便是第三代神王。他们之间在权力交接上的争斗，是希腊创世神话中最富于刺激性的部分。不安分的克罗诺斯长大后同父亲乌拉诺斯交战，将乌拉诺斯击败，并且在母亲建议下，割其生殖器弃之。[9]但克罗诺斯自己也不愿意新一代的神祗出生。他由亲身经历预知，他们中的一个最终会推翻他。于是，他耍花招阻止这一时刻的到来，甚至与瑞亚频频性交，以为这样她就无法生出他们来；[10]这当然阻挡不住，于是他把新生儿女吞入肚中。宙斯出生时，瑞亚为了保护他，用襁褓包了一块石头给克罗诺斯，让他当作新生婴儿一口吞下。宙斯长大后在其他神祗帮助下，迫使克罗诺斯吞下石头，将吞到肚子里的儿女们吐出来。宙斯同这些兄弟姐妹联起手来，占据了奥林波斯山，同已经向他们开战的提坦巨神们对抗，最后靠雷、电和霹雳击败了克罗诺斯及其兄弟，成为第三代神王。[11]继位故事就此打住。宙斯的来历有了圆满的交待。
对于被“不语怪力乱神”传统压制已久的五四以来的中国人来说，以上故事是闻所未闻、十分引人入胜的。可是，这个故事并不是希腊人的伟大发明，而是他们借鉴西亚故事的母题和叙事结构加以发挥而成的。因为故事的原型早已流传在阿卡德人、腓尼基人、赫梯人和胡利安人中了。[12]我们看看西亚的库马比神话故事（Kumarbi Myth）里发生了什么。这个故事里也有一个天神，名叫安努（Annu）。他同库马比发生了争斗，但后者得胜，咬掉他的生殖器，将之吞下；库马比因此怀孕，生了三个神子，其中两个由口中吐出；后来库马比吞下一块石头，由此而生出暴雨之神（Weather God）；库马比同儿子暴雨之神台述卜（Teshub）发生了战争，但被击败，台述卜因此成为主神；[13]自此，神祗间的争斗告一段落，或者说诸神世界的代际权力交接有了圆满的交待，至高神已决出，一个完整的神谱由此诞生了。
要让两个故事在细节上完全对应是不可能的，但情节上的平行关系再明显不过了。在两个故事中，第一代神祇都是天神（乌拉诺斯/安努）；第一代神祗都与第二代神祗（克罗诺斯/库马比）发生了争斗，后者获胜；第二代神祗都阉割了第一代神祗，但并未因之成为最终胜利者，他们得到了权力，但又失去了权力；他们都吞下了消受不了的东西：克罗诺斯吞下的是自己的儿女，库马比吞下的是安努的生殖器，而且二者都吞下了石头；此外，二者都将吞下的儿女吐了出来。西亚和希腊故事还有另一个共同的重要结构，即都只有三代神祗，他们的代际斗争以第三代神祗的胜利而告终。这种种平行关系绝非偶然，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后发的希腊人的故事从西亚舶来，被加以发挥，成为原型故事的一个更精致的版本。
五、希腊宗教的东方渊源（下）
除了以上提到的与神统纪直接相关的神祗以外，希腊神谱中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神祗也源自西亚，或至少在西亚神话能找到相应或相似的神祗，例如月神、狩猎女神和丰收女神阿耳特弥斯（Artemis，宙斯之女，阿波罗的孪生姐妹），司阳光、智慧、预言、音乐、诗歌、医药和男性美的太阳神阿波罗（Appolo），以及司爱情和女性美的阿芙洛狄特（Aphrodite，根据荷马，她是宙斯和狄俄妮[Dione]之女，根据赫西俄德，她在天神乌拉诺斯被儿子克罗诺斯阉割后，从被割下的生殖器四周波涛汹涌的海水泡沫中诞生）。在这些神祗当中，阿芙洛狄特的东方渊源，希罗多德早在两千五百年以前便已意识到了。他认为，希腊人的阿芙洛狄特崇拜是由“叙利亚地方的腓尼基人”传入塞普路斯和居特拉（Cythera，伯罗奔尼撒半岛拉科尼亚南部海岸的一个小岛），再从这两个地方传到希腊其他地区的。[14]希罗多德还认为，杀死了无数怪物、倍受各地希腊人崇拜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acles或Hercules，宙斯之子，半人半神的英雄）也是从东方舶来的神祗。[15]
根据当代学者研究，赫拉克勒斯的原型是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Gilgamesh）中的英雄吉尔伽美什。[16]
还有一个情形很值得注意：在西元5世纪后的希腊世界，小亚细亚的自然和丰腴女神西布莉（Cybele）即所谓“大母神”广为人知，也流行相应崇拜；她总是带着一个名叫阿梯斯（Attis）的男伴；她（他）们很快被希腊人等同于德米特尔（在某些地方也有被等同于瑞亚的）和她的情人雅西翁（Jasion）。乍看起来，似乎希腊独立产生了一对与西亚相似的神祗及相应崇拜，因为德米特尔崇拜已有悠久历史。然而，类似的神祇和崇拜在此之前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便已存在于西亚和埃及了。在巴比伦和亚述，他们是伊什塔尔（Ishtar）和塔木兹（Tammuz），在腓尼基他们是阿斯塔蒂–阿芙洛狄特（Astarte-Aphrodite）和阿东尼斯（Adonis）；在埃及，他们是伊西斯（Isis）和奥西里斯（Osiris）。这些西亚、埃及的神祗和相应崇拜的历史都非常之长，大大早于西元前5世纪。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这些神祗和相应崇拜是从叙利亚或小亚细亚输入塞普路斯，再从那里中转输入希腊本土的。[17]
上面讨论涵盖了希腊宗教中几乎所有重要的神祗。他（她）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宙斯的亲族。在希腊宗教/神话系统中，主神宙斯有着不可否认的东方渊源；极重要的其他神祗——波塞冬、哈得斯、阿波罗、阿耳特弥斯、阿芙洛狄特、德米特尔、赫斯提亚、赫拉克勒斯等——不仅都是宙斯的兄弟和子女，而且都有东方渊源；[18]此外，斯芬克司、鹰狮飞兽、鸟身女怪“塞壬”、蛇发女怪、吐火女怪等等也有东方渊源。既然如此，可以得出这么一个判断：在后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基本宗教理念和神谱叙事柜架都是舶来品。这意味着，根本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希腊神系。不存在独立的希腊神系，就意味着不存在一种土生土长的希腊宗教和神话（这并不是要否认希腊人自己的发明和创新）。由于目前尚未找到足够的考古证据，少数西方学者表现出拒绝承认希腊宗教源自东方的倾向。在一些研究著作和工具书里，凡是遇希腊神祗和崇拜与东方神祗和崇拜有相合之处，往往会有“渊源不详”一类的断言，作者一般会坚持某神祗或某种崇拜同时存在于希腊、小亚、腓尼基和叙利亚等地，甚至干脆否认希腊从东方的输入和借鉴。然而，希腊文明是一个后发文明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可否认的。既然如此，希腊宗教对西亚宗教的引进和模仿便不可否认。从总体上看，在希腊化时代前，西亚地中海世界文化因子的流动方向总是从东方到西方，而非相反。
顺便说一句，大量证据表明，希腊和罗马宗教中的祭牲剖肝占卜术（Hepatoscopy）来自古老的两河流域宗教。不仅这种占卜术理念本身，甚至连占卜术的术语都是从东方舶来的。[19]
另外，希腊人中流行的主要巫术形式或黑色魔法（black magic）也源于两河流域；希腊化时代的希腊所人信奉的拥有强大魔力的冥府女神“埃莱什基加尔”（Ereshkigal）竟然与苏美尔、阿卡德的冥府女神“埃莱什基伽尔”同名。这决不是偶然的。[20]
最后应注意，以上讨论因篇幅的限制，根本不可能穷尽东方对希腊宗教的所有影响。
六、希腊文学中的东方元素
在交通和传播手段不发达的古代，文学因子的流动通常不是通过现代意义上的“翻译”而是通过母题、叙事框架和人物原型的流通来实现的。这一点，从上文讨论的希腊与西亚极为相似的神统纪故事已可见一斑。这里，巧合的可能性很小。如果单单一个希腊神祗与单单一个西亚神祗有相似性，倒也罢了，但如果一个神系或神谱的基本内容和结构与另一个神系或神谱相同或相似，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直到1960年代，两河流域的史诗如《吉尔伽美什》等在西方要么鲜为人知，要么根本不为人所知，故而西方人对西亚神话对希腊神话的影响虽不至于完全否认，但承认得十分勉强。1960年代以后，随着诸多西亚古代史诗的翻译出版，尤其是几近完整的《吉尔伽美什》（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成文史诗，其最终的源头在苏美尔，其首个成文版本也是苏美尔语本，但在西亚、希腊和印度的传播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并非苏美尔语，而是后起的语言如阿卡德语、阿拉米语，其他语言的版本与原始版本也有不少出入；尽管如此，原故事的母题、精神和叙事框架还是保留了下来）的翻译出版，西方“古典学”界的认知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毕竟，证据明明白白在那里，很难否认。
如果不那么拘泥于“文学”之概念，而是把古代文学看作一种与宗教、神话密不可分的文化现象，如果把宗教、神话中的原型、意象和叙事结构等也视为文学要素，则上文讨论的赫西俄德创世神话和神谱中的“三巨头——乌拉诺斯、克罗诺斯、宙斯——与西亚创世神话和神谱的密切对应关系，其实也是一种文学上的借贷关系。与此相关的是希腊人用以解释死亡的冥府——人死后居住的世界——观念。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观念上，早期希腊人也是敞开怀抱，实行拿来主义。荷马史诗里的冥府是一个遍地淤泥、黑暗无边的维度；这里，凡人看不到任何希望。这与《吉尔伽美什》里的冥府景象有着惊人的相似。可以肯定的是，荷马的冥府是从西亚引进的观念。另外，在埃斯库洛斯的戏剧中，抚慰死者灵魂的仪式与两河流域的相应仪式也十分相似，都是奠洒种种可食或可饮的物质，在埃斯库洛斯的戏剧中是水、牛奶、蜂蜜、酒和油，在两河流域文学中则是水、啤酒、烤麦、牛奶、蜂蜜、奶脂、油。尤为奇特的是，埃斯库洛斯戏剧里人们以洁净水作为祭品祭献给死者，具体做法是将水管插入坟墓中将水注入。这在希腊是不同寻常的，但在两河流域文学作品中却不难见到。[21]
荷马的《伊利亚特》里有一个情节很有名，经常被引用，经海神波塞冬之口说出，讲的是波塞冬与他的两个兄弟——天神宙斯和冥神哈德斯——通过抽签三分宇宙的事。波塞冬抽到的是海，自此那里成为他的永久居所；哈德斯抽到了泥泞、黑暗的冥府作为他的永久居所；而宙斯抽到的则是宽敞明亮、云彩飘逸的天。那么地被谁抽走？谁也没有抽走。地为三个神祗共有。他们还共有奥林波斯山。然而，这样的创世神话并不是希腊人的发明。
1969年，阿卡德英雄史诗《阿特拉哈西斯》（Atrahasis，这部史诗的亲体当为更古老的《吉尔伽美什》，其故事情节与后者的重合度非常高）出版了，其中一则故事并不见于《吉尔伽美什》，却与《伊利亚特》极为相似。这里也有三个西亚主神通过抽签瓜分天下，天神安奴（Annu）抽到了天，水神恩基（Enki）抽到了海，而风神恩利尔（Enlil）则抽中了地。与三分天下的故事在《伊利亚特》中只出现了一次不同的是，同样的母题在《阿特拉哈西斯》中一再出现，而且不像《伊利亚特》里那样只有干巴巴的情节，而总是伴之以栩栩如生的细节。不仅如此，《阿特拉哈西斯》的故事在西亚还有另一个版本，讲到天神安奴和风神阿达德（Adad）抽中了天，月神辛（Sin）和冥神湼伽尔（Nergal）抽中了地；地为月神与冥神所共有，所以冥界包括在地之范围里；有趣的是，水神恩基的管辖范围不是苦咸的海水，而是陆地上的淡水，包括泉水在内，这恰恰也是希腊传统中波塞冬的势力范围。[22]
如此看来，《伊利亚特》是将《阿特拉哈西斯》中诸神三分天下的故事母题整体性地移植到希腊语境中来了。如果不是出现了地为三神祗共享这一希腊变奏（其实，就连多神之共享一个势力范围在西亚也已有先例），那简直就是西亚故事原封不动的翻译——二者都将宇宙划分为天、水、冥三界；二者不仅都将三个世界分配给众神殿中地位最高的三个神祗，而且这三个神祗都是男性；二者都以抽签来决定各神祗的势力范围。波塞冬与恩基的密切对应更表明，一个希腊母题不仅可以译自一个西亚文本，而且可以译自不止一个源语文本。
对《伊利亚特》有所了解者都知道，在里边的故事中，天上诸神总是喜欢干预人间纷争，甚至干预人类战争，人类的战场常常成为诸神的角力场。这在荷马史诗研究中通常被视为一个“晚到”的现象。可是在此之前一千多年，这在《阿特拉哈西斯》和《吉尔伽美什》中便是司空见惯的情形。这里，谁对谁产生了影响，是不言自明的。在《伊利亚特》中，为了保护特洛伊的英雄埃内阿斯（Aeneas），阿芙洛狄特被戴俄米狄（Diomedes）所伤，血流如注，痛苦万分，只是在其他神祗的帮助下，才勉强回到奥林波斯山。在那里，她母亲狄俄妮给了她些许安慰，但父亲宙斯却对她说：“我的孩子，征战沙场于你无关，你还是操持自个的事务，婚娶姻合的蜜甜，把这一切战争留给雅典娜和迅捷的阿瑞斯操办。”[23]
这实际上是在责备她。《吉尔伽美什》中有一个相似情景。吉尔伽美什杀死洪巴巴（Humbaba）以后，正在清除身上的战场污垢，爱情女神伊什塔尔爱慕地凝视着俊美的他，说“把你的果子给予我吧！”吉尔伽美什鄙夷地拒绝了她的要求，列举了一长串被她爱上又毁灭的人的名字。伊什塔尔她勃然大怒，跑到父亲天神安努和母亲安图姆（Antum）那里去诉苦，结果倒是安奴责备她冒犯了那位乌鲁克国王，所以吉尔伽美什才这么无礼。这两个场景在结构、叙事和精神上的相似性显而易见：二者都有一个多情的爱神，两个爱神都被凡人所伤，都跑到天上父亲母亲那里诉苦，都被父亲温和地批评。如果说许多民族都有类似的故事，因此这两个场景的相似性是巧合的结果，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两个女神恰恰都是爱神，她的父母恰恰都是天神，而恰恰又是父亲责备女儿。至于谁影响了谁，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24]
七、希腊哲学中的东方因子
稍稍留意一下希腊哲学的起源，便不难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即早期希腊哲学家全都来自小亚海西岸的爱奥尼亚城邦----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里特、色诺芬尼，无一不是来自爱奥尼亚希腊城邦。这就是所谓“米利都学派”。历史上公认的第一个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甚至连希腊人也不是，而是腓尼基人，或至少有腓尼基血统。他只是住在米利都外来人员，而人口的自由流动对于商业发达的小亚西部来说是司空见惯之事。[25]这里要问的问题是：为何早期哲学家不是雅典人、科林斯人、底比斯人？难道雅典、科林斯、底比斯这些希腊本土城邦不比小亚西海岸的希腊殖民地更繁荣、更强大、也更有名？考虑到希腊在古代世界的边缘性，这一事实只能这样解释：希腊哲学只能萌生在紧贴西亚之处，或者说只能萌生在同西亚有着密切物质和精神交流的希腊人城邦。
上一节讨论了《伊利亚特》中诸神三分天下的西亚渊源。除此之外，与三分天下的故事密切相关的宙斯与妻子赫拉的故事可能也对希腊哲学的兴起产生了影响。为了“哄骗”宙斯与她同房，赫拉宣称要去“诸神之源”即大洋神俄刻阿诺斯（Oceanus，大洋神，天神乌拉诺斯与盖亚之子，在波赛冬之前专司海洋）和他的妻子“神母”梯锡斯（Tethys，乌拉诺斯与盖亚之女）那里；此时他们因neikos（争或斗争）分离已久，而她去他们那里正是为了充当调解人。这则故事看似简单，其影响却不可低估，因为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西元前490–430年，比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们约晚出生一百来年）的本体论很可能从中汲取了灵感[26]（这里需注意，在这个故事中，不仅相同的意思讲了不止一次，而且“水势鸿淼的俄刻阿诺斯，养育众神的长河”之类的话也不止讲了一次）。在他的本体论中，一切物质都是由火、气、水、土这四种基本元素的结合或分离而构成的；决定四种元素结合或分离的，又是“爱”（philia）之引力和“争”（neikos）之斥力——“爱”使元素结合，“争”则使元素分离----既矛盾又协和的相互作用。这立刻使人想到俄刻阿诺斯和提锡斯永不停息的争吵，意味着存在着一种俄刻阿诺斯–提锡斯意义上的本体论或宇宙发生论。可是作为“诸神之源”，俄刻阿诺斯也并非没有东方渊源。
有证据表明，俄刻阿诺斯的原型很可能是巴比伦创世诗史《恩努马•埃利什》（Enuma Elish）开篇处淡水之神阿普苏（Apsu），或者说是阿普苏的希腊升级版。在原型故事中，阿普苏与妻子提亚马特（Tiamat）并非像俄刻阿斯和提锡斯那样吵个不停。仅就此而言，“爱”–“争”本体论应该是恩培多克勒的一种发挥。尽管如此，最终说来，穷究万物本原这种思维更早出现在东方。应当特别注意的是，俄刻阿诺斯也像阿普苏那样，是淡水之神，而正因为后者是淡水之神，他才被视为众神之父。[27]
古巴比伦人在生命乃至万物起源问题上虽然没有发展出后来兴起的种种复杂理论，但他们从经验中观察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陆地生命都离不开淡水；正由于这一缘故，他们让淡水之神充当众神之父。由于巴比伦史诗比荷马史诗悠久得多，只可能是希腊的淡水之神源自西亚的淡水之神，而不是相反。
比恩培多克勒约晚六十年出生的柏拉图似乎很熟悉荷马史诗。他及其追随者亚里士多德都认为，泰勒斯一类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自然哲学（即认为宇宙万物并非神创，而起源于自然的学说）便肇始于荷马笔下的俄刻阿诺斯。[28]
现代研究表明，泰勒斯的水本体论极有可能不是他的原创，因为同样的思想早已存在于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的故事或传说中了，其中巴比伦人的《恩努马•埃利什》里的水本体论尤其完整。这部史诗一开章便说：太初有水；上无天，下无地，但有淡水海之神阿普苏；阿普苏是天地之元，一切皆出自他。与阿普苏同在的，还有妻子即咸水海之神提亚马特。她是诸神之母（who bore them all）。两位神祗汲汲于将各自的淡水和咸水混合起来。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另一个神祗埃阿（Ea）诱使阿普苏睡着，将其杀死。再后来，古巴比伦主神马杜克（Marduk，本为太阳神）在一场激烈战斗中使提亚马特丧命。之后，马杜克创造了现行宇宙。[29]
故而最终说来，泰勒斯的水本体论并非源自荷马笔下的俄刻阿诺斯，而源自巴比伦史诗中的阿普苏。
一个决非偶然的情形是，早期希腊哲学家全来自小亚的爱奥尼亚——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里特、色诺芬尼无一不来自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从出身上看，泰勒斯这位公认的第一个希腊哲学家甚至不是希腊人，而是腓尼基人，或至少有一半腓尼基血统。为何早期哲学家不是雅典人、科林斯人、底比斯人？考虑到古风时期甚至古典时期的希腊在古代世界的边缘性，这一事实只能这样解释：“哲学”只能萌生在紧贴西亚之处，或者说只能出现在与西亚有着密切物质和精神交流的希腊城邦。应注意，与这种或那种希腊本体论相比，穷究万物本原这种最早出现在东方的思维本身重要得多；在很大程度上，泰勒斯及其他早期希腊哲学家的本体论只是《恩努马•埃利什》中的原型本体论的延伸。
这里也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与其他主要的希腊神祗相比，梯锡斯非常孤寂，甚至可以说一直呆在神界“冷宫”，根本未能享有重要的神祗都享有的那种制度性崇拜。因而很有可能的是，她是因为荷马诗史才在希腊神谱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此这般，她何以能享有万物之母这种极崇高的荣誉？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名字着手。在《恩努马•埃利什》史诗中，“万物之母”的名字通常被拼为Ti-amat。从词源上看，这个词在阿卡德语里是从tiamut或者tamtu变形而来的，而tiamut或tamtu通常恰恰具有“海洋”之词义；事实上，Tiamat这个名字也可以用tiamut或tamtu这两种更正确的方式来拼写。可是，在《恩努马•埃利什》中，Tiamat还可以拼写为taw(a)tu。如果采用这种拼法，则《伊利亚特》里的Tethys是tawtu几近精确的移植。这两个词的拼写差别如此之大，为什么还说是“精确的移植”？
要回答这个问题，又得从语言入手。在古代希腊语中，t在很多情况下可自动转化为th。在“古典”时代，《恩努马•埃利什》的希腊文译本在希腊人当中流通，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尤德摩斯（Eudemos）就是通过译本而了解了这部西亚史诗的。在他所读译本中，Tiamat被拼写成了Tauthe，这跟tawtu已相当接近。在爱奥利亚方言中，长a变为e，甚至外来词也不例外，这不难从Kubaba变成Kybebe、Baal变成Belos、Mada变成Medes等例子获得证明。[30]【参见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p.91；顺便说一句，这段以赫拉为主角的故事有一个高潮，即宙斯在伊达山顶上在雷雨中与她骑着雷雨之龙[storm dragon]做爱，金色的云笼罩着“云雨”中的神祗，金色的雨点也随神祗的“云雨”坠落凡间；可是，神祗骑着暴雨之龙做爱这一艺术母题或意象并不是希腊本土的产物，其最终渊源又应当到古代西亚去找。据Burkert，这种母题尤其常见于古代西亚印章（见p.94）】
希腊神母Tethys显然是由西亚神母tawtu经Tauthe变来的。对西方本体论的起源非常重要的提锡斯不仅来自西亚，其名字本身也是舶来品。由于《伊利亚特》中赫拉这段话跟史诗的整个叙事柜架之间并无有机联系，再加与《恩努马•埃利什》开篇情景有明显的对应关系，有学者认为，它并不属于荷马史诗的口述传统，而是在口耳相传了许多代人的荷马故事形诸文字的过程中，被翻译成希腊文，再生硬地插进成文的史诗中的。[31]
此外，西亚文化还在另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影响了希腊哲学的发展，这就是柏拉图著名理型（Form或Idea，也译为“相、形式、理念”或者“理式”）说的形成和传播过程。没有疑问的是，这一理论对西方基督教神学乃至现代哲学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长期以来，西方人一直认为，这一把世界分为现象与本质两个维度的思维是柏拉图的发明；现代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甚至认为，柏拉图以来的整个西方思想史只不过是给他的理型说所做的“脚注”。可是有证据表明，理型说并不是柏拉图的发明，而起源于古代巴比伦人。早在西元前8世纪希腊文明勃兴之前一千多年，古代巴比伦人中便流行这么一种观念，即理想、完美的造物早已存在于天国，后来凡间的相应事物只不过是按照天国的原型创造出来的。后来，这一理念进入摩西时代犹太人的视野中；再后来，更明确见诸犹太人的《塔木德经》（Talmud）。如此看来，仅就理型说而言，柏拉图像孔子那样多少是“述而不作”的。他的功劳只是将早已存在的理型说加以深化、发展，使之广为播散。[32]
八、希腊字母、“书”以及书写技术源自东方
比之以上讨论的东方化革命的各个方面，腓尼基字母传入的意义更为重大。没有一种合理的文字理念和高效的书写体系，一种高级的文化创造（或再创造）是不可能的。
在腓尼基字母传入之前，迈锡尼时期的希腊人使用所谓“B型线形文字”，这种文字虽然具有重要的考古学价值，但跟之后开始使用并对西方文字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希腊字母却没有关系，而且B型线形文字记录下来的信息也太少，根本无法同后者承载的巨大信息量相比。大约在前950年至750年，希腊人开始采用腓尼基字母来记录各地希腊语方言。腓尼基字母只有辅音，没有元音，希腊人使用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以之记录希腊语不方便，于是对它进行了改造，加入了适合希腊语特点的元音字母。正是这种改造后的希腊字母构成了当今所有西文字母（包括大部分斯拉夫人使用的西里尔字母）的基础。
希腊人固然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了重要革新，但其重要性不宜夸大。希腊人从腓尼基人那里学到的不仅是字母本身，而且是整套的书写技术。在当时，这是高技术。这种高技术不仅可以上溯到腓尼基人那里，甚至可以上溯到更古老的苏美尔文化。阅读书写技术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莫过于书写材料。我们知道，人类最古老的文字是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这种文字是用刀一类的工具刻在润湿的泥板上，再将泥板晒干或烘干而得到的。有证据表明，楔形文字不仅在古代叙利亚使用，而且也在塞普路斯和塔索斯（Tarsos）的希腊人当中使用。[33]除此之外，埃及人发明的纸草纸和西亚人发明的鞣革“纸”作为书写材料也为希腊人所舶来并广泛应用（只有大理石板和其他硬质石板作为书写材料似乎是希腊人的发明，但这恰恰是希腊世界盛产的东西），这两种纸一般都裹在木轴上。这就是所谓“书卷”或“卷”（scroll）。希腊、罗马乃至中世纪欧洲的“书卷”便源于斯，“书”这个概念本身便源于斯。
同样的，用文字将合同或契约记载下来的作法最早出现在两河流域，后来传播到古叙利亚的希伯来人中间，再后来才传播到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希腊人当中的。古代希腊文不仅从左往右写，也从右往左写，后一种写法肯定是从西亚传过来的。西亚的书写方式历来就是从右往左写，从古到今从未变过。直到现在，阿拉伯文和以色列希伯来文仍然是从右往左写。甚至在书卷末尾——在全书最后一行之后——标明作者名和书名的作法，也源自西亚。最能说明问题可能还是希腊字母名字：alpha、beta、gamma等等。在希腊语中，这些名字或发音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可是在闪米特语系的语言中却有公牛、房子等词义。甚至希腊字母的顺序也与闪米特语字母顺序相同。这说明，希腊人学习西亚字母的读和写时，不仅遵循西亚字母的发音，也遵循其顺序。这再好不过地说明希腊书写文化是从西亚移植过来的。
文字和书写技术的重要性绝对不能低估。没有这些发明，古典时期乃至希腊化时期希腊人所取得的伟大文化成就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是根本不可能的。
最后顺便指出，希腊铸币也起源于非希腊人建立的吕底亚王国。在世界所有民族中，吕底亚人率先于西元630年左右使用铸币。他们居住在小亚西北角，是一个贸易民族。在与邻近的爱奥尼亚希腊人的贸易往来中，他们将铸币的理念和技术传播到希腊世界。铸币不仅便利了希腊人的市场经济，也便利了希腊世界财富的集聚和转移，最终说来通过促进希腊世界商品经济的繁荣而催生了希腊民主。在民主是“哲学”产生和繁荣的必要条件的意义上，吕底亚人发明的铸币对人类文明的总体演进产生了虽然间接却至为深刻的影响。[34] （来源：阮炜的BLOG）
今天仍有许多人持充足的理由相信：西方文明与世界其他地区诸文明迥然不同，是由古希腊——罗马文明经由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而到近代的工业文明独立发展演变而成的。甚至有人把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等常常被直接归结为古希腊——罗马文明“固有本质”的衍化。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古典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就指出希腊人受益于非希腊人的成就。
伟大的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怀特海也说：“我们从两河流域的闪族人那里继承了道德和宗教，从埃及人那里继承了实践”（1937）。自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认为“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自成一个文明传统的观点开始从根本上遭到质疑。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西方”文明实际上“起源”于非西方——更确切说是古代“东方”诸文明。
事实已经证明：东方的各种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以及印度文明等等——对古希腊文明都有较大的贡献。东方文明对人类的贡献经过希腊、希伯来和基督教一直向西流传，最终到达了近代西方世界。在技术上，这种贡献包括在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车轮和播种机器；在科学上，则包括对天文学研究的肇始、六十进位制的数字系统——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如用度来划分圆，把小时分成分、秒等。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观测最终导致了季节的划分和月相的固定。伴随天文学而来的星相学，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了黄道的名称——公牛座、双星座、狮子座、天蝎座等等；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显然是荒谬的。许多世纪之前，埃及人就提出了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的许多想法。希腊人的贡献，勿宁说是使哲学发展为比以前内容更为广泛，包罗万象了；在政治上美索不达米亚把它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二项内容传给了西方文明——城邦和神圣王权的概念。城邦制度分布在整个地中海周围的大多数地区，王权——君权神授的概念，君应向神们述职的概念——传入西方社会的本质之中。今天英国君主的加冕仪式可以说是美索不达米亚仪式的再现；在法律上美索不达米亚把成文法传给了西方。或许这并不是夸张，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照亮了文明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希腊和罗马通过与东方的接触而受到影响，伊斯兰世界只是在征服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地带之后才有了正式的法典。究竟现在的法律中有多少因素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已可断定，就如英国历史学家赛格斯（H.W.F.Saggs）在其所著《伟大属于巴比伦》一书中所说的：“有关抵押方面的法律最终都可追溯到……古代东方”。
希腊文学也表明它受了许多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和希腊神话中的丢卡利翁的传说相似，丢卡利翁造了一艘船，靠它渡过了洪水，而洪水却毁灭了其他人类。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屠龙题材在希腊传说中也有类似的传说，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他们两个都杀了几个怪物。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题材。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阴府也惊人的相似，两者的阴府都是灰暗的地方，与现实的世界相分离，来世与现实只靠一条不祥的河连接着，死者由此河运送。同样地，希腊为死者所作的挽歌，似乎在苏美尔人的作品中也有相似的地方，这部作品最近已由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从泥版文书中翻译过来。作品中一位美索不达米亚诗人以夸张的语言哀叹他父亲和妻子的去世。甚至希腊史诗的形式，通过其他媒介影响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找到它的原型。这时腓尼基的神也传入希腊，如在腓尼基神话里有一个神叫做“浦昂”（锤子神），后来被希腊人改称“皮格梅”，意思是“拳头大的神”。
在希腊哲学里，学者们直到最近才发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伊索寓言》中的几个故事在苏美尔中都有原型，公元前18世纪的两河流域《农人历书》版本中的劝导词和赫西俄德的《田工农时》奇异的相似。许多苏美尔的对话现在正被拼凑在一起以图翻译过来，这些或许可以证明一些作品如柏拉图《对话集》中存在一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
因此，追本溯源，希腊文化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鉴于史实，英国学者奥斯文·穆瑞在1993年首次提出了“东方化时代”的概念，立即受到学者们的普遍接受，这个新的观点第一次从本质上肯定了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原先就存在过一种希腊因素和东方因素相汇合的文化。当然，这种汇合并不是简单的“合并”，双方的关系是互动的，并不是始终一方对另一方一边倒的强势影响，究竟是谁对谁的影响大，是由不同时期各种具体而复杂的因素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