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战国中期就有佛教造像传入我国
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是在东汉早期传入中国的。东汉明帝时，印度摄摩腾、竺法西以白马驮佛经到洛阳。自此，“白马驮经”成了佛教传入中国的佐证。
近日，著名楚文化研究专家、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张正明向记者披露，去年在江陵发掘的天星观二号墓的随葬品中，有两件文物具有特殊的价值，一是半人半鸟的佛教妙音鸟造像，一是髹漆的木雕莲花豆。正是这两件文物表明战国中期就有佛教造像传入我国。
张正明介绍，“妙音鸟”是汉译，或称“好声鸟”。相传此鸟善鸣，其音和雅，鸣转自如。当佛教在印度初流行时，就有妙音鸟。而此前在楚地发现的神、人、禽、兽等雕像和画像，基本上是写实的，只在某种程度上加以变形，绝没有半人半鸟一半对一半合体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这只妙音鸟的两个手掌是合在一起的。双手合十，是佛教以示敬意的特有仪式。中国在佛教没有流行以前，是没有合掌这种致敬方式的。于此可见，印度佛教的妙音鸟造像，在战国中期就已传入了南楚。
另一件与佛教造型有关的文物，是髹漆的木雕“莲花豆”。张正明兴趣盎然地说，这个莲盘很特别，它呈圆形，口沿外是一圈莲瓣。这个豆盘是仿照佛陀造像的莲座造成的。莲座与真实的莲花有同有异：所同的，是花瓣或偏圆，或偏尖，以及花朵为圆形；所异的，是莲座扁平，而真实的莲花全无扁平之状，且莲座的莲瓣数目有定制。在楚国乃至周代的其他诸侯国的遗物上所能见到的花卉造型一律变形，以致品种难辨。因此，豆盘如莲座不可能是楚国乃至先秦时期的中国造型艺术传统中演变出来的，而恰恰与佛陀造像的莲座无异：花蕊的超大和全平、花瓣的形状、花瓣的数目等均与莲座一样。张正明据此断言，战国中期，佛陀造像已经传进了南楚。楚人就是根据莲座的形制，做了这件漆木莲花豆。
据专家考证，还在佛教初创时，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晚期后段，印度就有多条重要的商路直通中国。以“蜻蜓眼”玻璃珠为代表的彩色玻璃，就是在此时由印度传入南楚的。当时的楚人烧造了不少有“蜻蜓眼”纹样的料器。佛陀的莲座应当也是在那时传入楚国并被仿制的。
2000年江陵天星观2号墓出土的随葬品中，“羽人凤鸟”和“凤鸟践蛇莲花豆”这两件漆木器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华中师范大学楚学所教授张正明等人对此研究后，认为它们是战国中期曾有佛教造像传入南楚的实证。假如这一见解成立，将导致一系列已经公认的观点和说法被修正或者推翻，中国佛教史、中国艺术史乃至印度佛教史、世界文化史因此都需要加以改写。而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邵学海则坚信，战国中期不可能有佛像传入楚国，这两件漆木雕刻与印度佛教造像没有内在的联系。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双方就此展开了两次学术上的交锋。
第一次交锋
张正明等人正式提出“战国中期即有佛像入楚”这一观点，乃是以在《江汉论坛》2001年第8期上发表《战国中期曾有佛教造像传入南楚》一文为标志。文中指出，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在东汉早期传入中国内地，也有把上限往前推的，可是没有确证。东汉明帝时，摄摩腾、竺法兰自西域以白马驮佛经到洛阳。现在天星观2号墓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战国中期曾有佛教造像传入南楚，这比“白马驮经”早了大约4个世纪。
张正明等人认为羽人凤鸟便是实证之一，其造型上身为人体，下身为鸟肢，虽出土时肩部断残，双臂已脱落，两手分开了，但看得出两个掌心毛糙无漆，本来应该是合掌的。这件半人半鸟像其实并非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羽人，实为佛教的妙音鸟造像。
当佛教在印度初流行时，就有妙音鸟了。中国迄今已有若干妙音鸟造像出土，年代最早的就是天星观2号墓出土的这一只，其造型决非出土于楚国造型艺术的演变。此前在楚地发现的神、人、禽、兽等雕像和画像，基本上是写实的，只在某种程度上加以变形，绝没有人与鸟一半对一半合体的。而双手合十，是佛教以示敬意的特有仪式。中国在佛教没有流行以前，是没有合掌这种致敬方式的。多年前长沙曾出土一幅楚国的人物龙凤帛画，画上的贵妇也是双手合掌。于此可见，楚人曾见过来自印度的佛教信徒向他们合掌致敬，而且见过多次。
凤鸟践蛇莲花豆为实证之二。楚地产莲，但这个豆盘雕成莲形并非只是摹写生活中熟悉的物像，也不可能是从楚国乃至先秦时期中国的造型艺术中演变出来的，因为在当时遗物上所能见到的花卉造型一律变形，以致品种难辨。佛陀莲座的花瓣数目有定制，常规是7的双倍或4倍。而这件莲花豆的莲瓣，不多不少正好有14瓣，加上其扁平造型与莲座一致，如此酷肖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用巧合来解释的。可想而知，有些楚人见过印度传来的佛陀造像，就让匠师做了这件漆木莲花豆。
张正明由此断言，佛教造像传入南楚的年代不会晚于战国中期。楚国与印度之间，最迟在春秋晚期就有商贩往来了，以“蜻蜓眼”玻璃珠为代表的彩色玻璃由印度传到南楚，楚人见而爱之，战国时期烧造了不少有“蜻蜓眼”纹样的料器。佛教造像传入南楚，走的也应该是这条“玻璃之路”。
该观点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邵学海在《江汉论坛》2002年第6期上发表《〈战国中期曾有佛教造像传入南楚〉之献疑》一文，明确提出印度孔雀王朝不曾塑佛，“佛像入楚”则不可能。他指出，佛陀认为自己只是个觉者，不是神。佛教产生后500多年的时间里，印度没有出现直接表现佛的雕塑和绘画。到了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世纪，特别是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佛教艺术得到很大发展，出现象征性表现手法，但直接塑造佛像仍然被视为对佛陀的亵渎。当时许多重要遗迹现在仍可见到不少公元前的雕刻和佛座，只是并无佛像可寻。
直到大乘教派兴起（约公元78年—120年），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并宣传建造佛像具有巨大功德的观念，佛陀造像方才出现。迄今已知最早的佛陀造像，便是这一时期钱币上的图案。此前并未产生佛教造像，所以公元前4世纪不可能有佛像传到东周楚国。迄今已知的印度佛教史、佛教造像史并不缺环，已知的历史事实理应得到尊重。
江陵天星观出土的这件半人半鸟像，实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羽人，如此画法在先秦其他材料中并不鲜见。莲花豆的创意也源自中国的美术传统，而与佛教造像找不出内在联系。
第二次交锋
面对邵学海的质疑，张正明等人于上个月作出了答复。第二次交锋由此展开。张正明认为，他们论及“没有人与非人动物一半对一半合体的”，限于“楚国造型艺术传统”和“先秦的神话角色”，而邵学海《献疑》一文却以汉代画像石的例子来批驳，岂不像让秦琼去斩关公？
他们的依据是出土的实物，曾反复仔细地看过被称为“羽人凤鸟”的那件漆木器，还谨小慎微地做过断臂复位试验，因而确信本来是双手合掌的。《献疑》的依据则只是照片和线图，否认这只妙音鸟合掌的同时却对长沙帛画贵妇的合掌避而不谈。举出的一些“东周时期以莲为题材的图案与造型”，却仍然没有一个是名副其实的莲。
佛像的流行始于公元1世纪前后，这在佛教美术史上是众所周知的。不过印度有制作雕像的传统，早在距今约4千年的哈拉帕文化遗存中就有当时世界顶尖水平的人物雕像，这个久远的传统是不会消失的。佛陀本人固然否认自己是神，但在他涅以后，他的弟子就把他神化了。早期佛教造像之所以难得，除了风化和霉烂之外，主要是因为种种原因毁灭殆尽了。
张正明继而提出，新的考古发现与旧的书本知识相距甚远，其例殊多，不能因不合旧的书本知识就不予承认。
邵学海对此迅速作出回应，再度质疑“佛像入楚”的命题。理由有三：没有公元前4世纪印度佛教有像的前提，没有早期佛经关于佛陀神化之经文的支持，没有关于江陵出土遗物之印度文化属性的令人信服的论证，就不可能将佛像传进中国的时间提前到战国中期。他指出，传统也会发生变迁，或者永久消失或者一度中断。因此，哈拉帕文化有雕像，公元前4世纪印度就应该有佛像的论断不能成立。
他质疑道，公元前孔雀王朝时期的佛教遗迹中至今不见当时的佛陀造像，而象征佛陀的一些雕刻却保留至今，若这在某种程度上缘于“风化和霉烂”，那么自然界的破坏未免过于神奇。
佛像产生是僧人对佛陀神化的结果，这是不错的。但问题就在于什么时候将佛陀神化。如果公元前486年佛陀涅后立刻神化，“佛像入楚”似乎还来得及，但历史并非如此。关于将佛陀神化的两种说法，即大致在公元前3世纪末或在公元1世纪，说明直到公元前4世纪，印度的僧侣也没有想到要把他们的导师神化，当然更不可能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雕刻并携带佛像，抵达楚国腹地。
邵学海说，“佛像入楚”立论的一个重要证据是莲花豆盘的14瓣数系佛教造像“定制”与“常规”的体现，该定制的形成源自佛陀出生伊始向四方走了28步（再除以2）的传说，但张正明等人始终没有提供有关原文和出处。倒是佛经中关于佛教造像以及佛传故事的所有经文直接、明确地指出佛陀是不允许造像的，也证明佛陀是由人性到神性不断演变的。而张正明在论证印度佛像与楚国莲花豆的关系中，忽视了时间的要素，借用他自己的一句俏皮话，正是让秦琼斩了关公。
邵学海重申，天星观2号墓出土的这件半人半鸟像就是中国古代羽人，而莲花漆豆的莲瓣造型与新郑出土的莲花陶豆大体一致，反而与佛教艺术中的莲瓣不尽一致。“佛像入楚”立论所依据的这两件漆木雕刻，与印度的妙音鸟、莲花座明显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
战国中期是否真的曾有佛教造像传入南楚？这场学术争论尚未尘埃落定。正如张正明先生所说：“我们已经见到的楚文化考古成果，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今后楚文化考古更加丰硕的成果，将继续开拓我们的眼界和思路。”也许伴随着一次次新的考古成果，我们将会一步步接近历史的真相，而这也正是发现与研究的独特魅力所在。（本报记者韩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