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帝时代之二
李先登 杨英
三苗可能是蚩尤被杀以后，一部分东夷人南迁的嗣裔，三苗所居大致在今河南省南阳地区(这里是古代南北通道)［22］。在尧舜禹时期这里分布的主要是石家河文化，其文化面貌确实与山东、河南地区的龙山文化相近。尧时三苗已数为乱，尧已开始征伐三苗，“迁三苗于三危”，即今甘肃西部地区。至禹时，再次征伐三苗，三苗战败，再次南迁湖北、湖南地区，即《战国策·魏策》所述的：“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尧舜禹时期征伐三苗，实为自黄帝时期开始的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斗争的继续，斗争的结果不仅进一步促进了各人群的融合和酋邦的扩大与巩固，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建立稳固的基础，而且进一步加强了王权，这也是禹时王权最终成熟的主要动力之一。《尚书·立政》记载，周公告诫成王，踏着禹的足迹前进，肯定禹伐三苗的功绩。总之，从涿鹿之战到禹伐三苗，贯穿在五帝时期的一条主线是战争和暴力，以战争和暴力为手段维持已取得的政治成就，并将它向别的地区推广，这是推动中国古代社会向文明过渡的主要动力。
从考古发现来看，五帝时代社会生产力较过去有很大提高，这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向文明社会过渡的经济基础。首先，从农业生产来看，起土工具磨光石耜(铲)不仅数量大增，在石器中所占比例大增，而且制作规整精细，比仰韶文化时期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提高［23］。此外，石锛、石凿数量大增，制作精良，自当促进木质农具质量的提高。还有磨光石镰的普遍发展也说明农作物的产量较过去大为提高。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酒器鬶、盉、杯等的出现和发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粮食已有了普遍的剩余，才使酿酒业出现与发展起来。尤其是龙山文化(五帝时代晚期)水井普遍出现，如洛阳矬李、汤阴白营等遗址发现的水井，印证了《世本》“化益作井”(宋衷注：“化益，伯益也，尧臣”)等文献记载。井的发明与推广，不仅解决了众多人口的城邑的饮水问题，不再仅仅依靠河水，可以选择距离河边较远的地方居住；而且也使农田灌溉有了可能。至禹时，农田浇灌应已出现，即《论语·泰伯》所述：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灌溉农业的出现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促进农业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是天文历法的发展。五帝时期已是观象授时，按时令农作。据《五帝本纪》，尧时“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从考古发现看，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刻划符号陶尊，可能就是“敬道日出”的祭器。又据法国人卑奥的研究，《尚书·尧典》中关于四仲中星的记载乃是公元前2357年的天象记录，是可信的［24］。再从社会组织方面来看，五帝时期酋邦的出现与发展，尤其是王权的发展，使大范围内组织协调生产有了可能，包括上述联合治水。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简单的协作也可以焕发出伟大的创造力。”这些也都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从此开创了中国古代王权指挥生产的先河。农业的发展，加以母系氏族社会晚期以来对生育女神的崇拜，如红山文化女神庙，使当时的人口剧增，劳动力大增，使部落规模扩大，土地感到不足，从而引发战争。这也是促使五帝时期向文明过渡的重大因素之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家畜饲养业也有了新的发展。例如河南三门峡庙底沟二期文化26个灰坑中出土的猪、鸡、狗、山羊、牛等家畜的骨骼比同地仰韶文化168个灰坑出土家畜骨骼的总和还要多就是证明［25］。在家畜饲养业中，养猪业是最主要的。随着私有制的发展，猪成为积累私有财产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富有者的重要标志，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中型墓流行随葬猪头用以表示富有就是明显的例证。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促使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手工业内部的分工进一步发展，从而促使商品交换和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发展。手工业的专门化需要吸收更多的劳动力，这是促使奴隶劳动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些又都是促使社会分化、分层的重要原因。首先，制陶业。陶器是当时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五帝时期普遍采用了快轮制陶，陶窑结构改进，普遍使用还原焰，并已采用渗炭法制作黑陶。陶器种类和造型此时最为丰富，尤以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最为精湛，是中国古代制陶业的最高峰。这说明此时制陶业的生产已经专门化，已是专门家族的专门技艺，并且产品已商品化。这不仅促使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而且也是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
其次，冶铜业。根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6000年前的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已经发现了人工冶铸的小件铜器［26］，处于冶铜业发明的初始阶段。到了5000年前的黄帝时期，据《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到了尧舜禹时期，从考古发现来看，冶铜业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有了较为普遍的发展。不仅发现地点增多，而且如山西襄汾陶寺M3296出土的红铜铃形器［27］的铸造需要包括外范和内范的多合范，这比仅用外范的小刀之类的铸造要复杂得多，说明此时冶铜技术已有了很大的进步。到了夏代初期登封王城岗遗址H617出土的青铜鬶残片，经金相及扫描电子显微镜等分析，系含锡约7％并含有一定量铅的铸造的青铜制品［28］。说明夏代时期青铜冶铸业已正式出现，从而进入了青铜时代。冶铜业的发展成熟既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代表，又为农业和手工业提供了石器不可比拟的锐利的工具，从而促使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冶铜业，尤其是青铜治铸业不仅需要专门的技艺，还需要大量的有组织的劳动力，而且劳动十分艰苦。它不是作为农业的副业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大批强制性的奴隶劳动，这就成为奴隶制发展的重要条件。冶铜业的生产性质决定它必然由酋邦领袖乃至王这样的大贵族所掌握，必然促使酋邦领袖权力乃至王权的加强，因此，冶铜业的发展也是王权发展和形成的重要标志。同时，冶铜所需的铜矿和锡矿等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对铜矿和锡矿的需求，不仅促进各地区交换的发展，同时，为了保证对铜矿和锡矿的供应和占有，也成为当时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冶铜，尤其是青铜冶铸业是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和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点是礼器十分发达［29］，这是中国古代文明以礼乐文明为特点的集中体现，也必须予以足够重视。
早于五帝时代分布于内蒙古东部及辽宁西部等地的红山文化的玉器已达到一定的水平［30］。而约当五帝时代早期的分布于长江下游太湖周围地区的良渚文化中期的玉器更是制作十分精美［31］，主要有琮、璧和钺等，多出土于墓葬。此外，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也出土玉器。这些都说明五帝时代制玉业也是一项重要的手工业，并被以后夏商周文明所继承。
在上述农业与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在私有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五帝时期商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文献记载颛顼之时“祝融作市”［32］。商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贫富分化与社会分层的发展。
五帝时期在生产发展、人口增加的基础之上，在酋邦社会结构变化尤其是王权逐步出现(可以组织调动大规模的人力物力来进行大型土木工程)的基础上，在战争和洪水的逼迫之下，在夯筑技术发展的条件之下，人们居住的聚落也有了新的发展与分化，突出表现为新的聚落形态——城(国)的出现以及都邑的分化，开始出现不平等的城乡分化。据《五帝本纪》，黄帝已“邑于涿鹿之阿”。从考古发现来看，1992年在河南郑州西山发现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夯筑城址，距今5300年—4800年前，是目前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城址［33］，其性质可能以军事防御为主，是从过去的中心聚落发展而来，是中国古代城市的萌芽，是中国古代酋邦(国)开始出现的标志。到了五帝时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夯筑城址已有了较多的发现，说明城市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成为贵族居住活动的政治中心。例如河南登封王城岗［34］、淮阳平粮台［35］、郾城郝家台［36］、辉县孟庄［37］、山东章丘城子崖［38］、寿光边线王［39］、邹平丁公［40］、鲁西南的两组龙山文化城址［41］等，其时代大致相当于“鲧作城郭”［42］时期。尤其重要的是，首先，这些城市不仅具有高耸的城墙用来保卫贵族乃至主权，促进王权的发展与巩固；而且在这些城市内部已普遍出现规模较大的夯筑宫殿或宗庙基址。例如登封王城岗城址西城内的中部及西南部发现数块较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基址下还发现有用人作牺牲的奠基坑。宫殿或宗庙是当时贵族和王居住及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这无疑可以作为酋邦政治乃至王权逐渐发展成熟的象征。其次，在这些城址周围分布着一定数量的较小的聚落。例如在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周围200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同时期的小聚落遗址41处，它们的面积为2～6万平方米，显然比城子崖城址要小得多［43］。这不仅说明此时的聚落已分化分层，城子崖城址约当后来的“都”，其周围的小遗址约当于“邑”，即已出现都、邑的分化；而且小聚落一般没有城墙及宗庙宫殿夯土建筑基址，说明此时城与周围小聚落的关系已不再是以往的平等关系，而是主从关系。即“都”是该酋邦的政治中心，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而“邑”则是受其统治的部落所在。即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所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到了夏王朝建立之时，登封王城岗城址——“禹都阳城”则已蜕变为夏王的所在地，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正式形成。总之，从上述五帝时期城市发展与都邑分化的过程也反映了向文明社会发展过渡的历程。因此，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亦应作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的文明因素之一。
和都、邑的分化同步，在部落内部，各氏族、各家族之间不仅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而且社会分层逐步发展。家族成为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并且各家族以及家族内部人们的政治身份地位逐步分化。到了五帝时代晚期，在政治上具有特权地位的贵族阶层开始形成，而“王”就是由最显要的贵族家族中产生的。通过尧舜禹时期禅让与传子的反复斗争，最后“禹传启，家天下”，最终确立了传子制，确立了社会分层，建立了夏王朝，中国古代从此进入文明社会。从考古发现来看，属于五帝时代晚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1978年至1982年在其墓地发掘了700余座墓葬［44］，主要分为两大片，即可分为两个氏族墓地，每个氏族墓地内部又可分为若干个家族墓地。墓葬有大、中、小三种，其中873％为小墓，随葬品很少或没有，中型墓占114％，大型墓占13％。其中五座大墓前后连在一起，间距仅1米左右，显然属于一个家族。在大墓的众多随葬品中，主要是用以表示身份地位和权力的彩绘龙盘、鼍鼓、特磬和石钺等，用来代表墓主人掌握了行政、军事与祭祀大权，说明墓主人是酋邦首领乃至“王”者的高级贵族。这些情况已与此前大汶口文化随葬多件陶器与猪头的富有者的墓葬有了较大的区别。陶寺大墓随葬表示“王”权的鼍鼓、特磬这一点已被以后文明时代所继承。夏代王陵迄今尚未发现，而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发掘的晚商王陵M1217也随葬了鼍鼓、特磬，作为商王的身份与权威的象征［45］，就是证明。陶寺大墓还说明当时是用主要的随葬器物来表示墓主人的身份，说明这些器物已开始具有后世夏商周时期礼器的性质，这也说明此时建立在社会分层基础上的礼制已经开始萌芽。还有，陶寺墓地反映的当时社会分层的特点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这说明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宗法制就是在五帝时期奠基的。此外，在山东临朐朱封发现的山东龙山文化大墓［46］，其规模之大也是空前的。
与社会分层同时，初期的家内奴隶也已产生。例如江苏新沂花厅村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地，其中8座墓葬共有殉人18人，男女青年及小孩皆有，各墓殉葬1～5人不等［47］。这些殉葬人既可能是战俘，更可能是家内奴隶。再有，上述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宫殿宗庙夯土台基下面奠基坑中的人牲也有可能属于奴隶［48］。总之，五帝时期奴隶的出现与奴隶制的初步发展即阶级的分化与阶级的斗争，也是迈向文明社会的重要文明因素之一。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人类社会重要的交际工具。文字的出现是人类历史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中国的考古发现来看，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的龟甲等上已发现了刻画符号［49］，在西安半坡等遗址出土了较多的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50］。到了五帝时代，例如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等地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距今4500年前的陶器上的刻画图形符号等［51］，又如在良渚文化中晚期的陶器上还发现一件器物上刻画多个符号的现象［52］。有些学者认为这些符号已是文字［53］，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尚不是文字［54］。但是这些发现无疑说明此时符号有了快速的发展，正在向文字过渡。到了五帝时代末期，如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刻画多字陶片的发现［55］，说明文字即将形成。而到了夏王朝建立以后，例如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画的“共”字，说明中国古代文字终于诞生［56］。从文献记载来看，《吕氏春秋·君守》：“苍颉作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认为苍颉是黄帝之史［57］。又如《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苍颉独传者，壹也。”结合考古发现，说明五帝时代确是中国古代从符号向文字发展的过渡时期，到了夏代，文字终于诞生。因此，文字的诞生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汉字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的文明因素与根本特点。文字是由专门的知识分子将符号整理、划一而创制的。文字的诞生说明专门的知识阶层已经出现，脑力劳动已与体力劳动分离，而这正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总之，五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时期，至夏王朝建立，国家正式出现，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58］。中国古代文明正式形成。五帝时代的特点是过渡时期，新旧因素交替，新的理性的文明因素急剧增长，最后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由量变而质变，最终步入文明社会。并且由于五帝时代已有口述史料，尔后经后人记录整理而成为文字史料。因此，我们认为应将五帝时代归入中国历史的成文历史时期，而不应归入史前史，五帝时代应当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第一阶段。作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开端，其第一章应命名为五帝时代。
由于五帝时代活动的地域包括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在这里生活着许多人群。黄帝时期包括着黄帝、炎帝和蚩尤，尧舜禹时期包括着夏人、商人、周人、三苗乃至古越人等，他们互相征伐，又团结治水，不断交流融合，最终共同创造了中国古代文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同时，到了五帝时代晚期，即将进入文明时代的前夕，由于各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劣、地理位置的居中或偏远的影响作用更加明显了，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加剧了。居于“天下之中”的中原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的夏人，在自身奋斗的历程中，又吸收了周围各人群优秀的文化成就，最先步入文明，建立了夏王朝，从此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并出现了全国性的中心
五帝时代社会组织的特点是由仰韶文化晚期的父系氏族社会初期的平等的部落联盟发展为更大地域的、更大范围的人群之间的不平等的大联盟，其性质相当于现代学者多称的酋邦，最后由酋邦发展为夏王朝国家。
五帝时代的重要历史地位在于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孕育了众多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因而它是研究和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关键，在中国古史的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五帝时代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明是土生土长的、原生的，一切外来说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中国古代文明发展是有连续性的，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可以追溯出众多的支流，但是最终汇合成一个全国性的中心，发达的礼制，完备的典章，不断进取的精神，成为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渊源。这种凝聚力世代向前发展，一直到今天。其表现之一就是民族认同感，全体中国人民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保证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而另一方面的表现则是大一统思想，推崇统一，强调团结，反对分裂。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是重人事的礼乐文明，而不是重宗教的巫术文明，巫术未能占据主导支配地位，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以后从未中断而一直发展到今天的重要原因。五帝时代的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就是源于禅让的大同理想，强调和谐相处，厚德载物，自尊自信，自强不息。不断地激励后世炎黄子孙为争取历史进步、社会光明而努力奋斗。
注释：
［1］《古史辨》，第1～8册。
［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85年增订版。
［3］《史记·五帝本纪》太史公曰。［4］谢维扬：《关于黄帝传说的“神性”与“人性”问题》，《先秦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期。
［5］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2卷，远古时代（苏秉琦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6］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7］《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2期。
［8］《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9］任重远：《〈山海经〉中的北京平谷黄帝龙鱼陵》，《北京文博》1996年第2期。
［10］［41］张学海：《鲁西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对几个古代史问题的思考》，《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
［11］武津彦：《略论河南境内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考古》1981年第3期。
［12］王北辰：《涿鹿、阪泉、釜山考》，《先秦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期。
［13］［15］［16］［17］［20］《史记·五帝本纪》。
［14］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
［18］《史记·夏本纪》。
［19］《国语·鲁语》。
［21］《战国策·燕策》。
［22］［24］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上编第二篇《五帝与文明初曙的英雄时代》（罗琨执笔），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23］李京华：《登封王城岗夏文化城址出土的部分石质生产工具试析》，《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
［25］《庙底沟与三里桥》，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
［26］《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27］《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年第12期。
［28］［34］［48］《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29］李先登：《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点》，《天津师大学报》1989年第6期。
［30］《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7年。
［31］《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1990年。
［32］［42］《世本·作篇》。
［33］杨肇清：《试论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古城址的性质》，《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
［35］《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36］《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37］袁广阔：《辉县孟庄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6日。
［38］《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0年7月26日。
［39］杜在忠：《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15日。
［40］［55］《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43］张学海：《东土古国探索》，《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
［44］《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高炜等：《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
［45］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6本《1217号大墓》，台北，1968年。
［46］《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重椁墓的清理》，《海岱考古》第1辑。《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年第7期。
［47］《江苏新沂花厅遗址1987年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88年第2期。
［49］《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
［50］王志俊：《关中仰韶文化刻画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51］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
［52］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
［53］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吴学研究专辑。
［54］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李先登：《试论中国文字之起源》，《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
［56］李先登：《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他》，《文物》1984年第11期。
［57］《说文解字·十五上》：“黄帝之史仓颉。”
［5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潘世东转载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