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时代陶文的发现
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字或刻划符号大多数是刻划或书写在陶器上的，一般称之为“陶文”。至今为止，在许多属于尧舜禹时代的古文化遗址中都出土了陶文，这些或许就是尧舜禹时代已出现和使用文字的有力证据。而商代的甲骨文可能就是由这些陶文发展演变而来的，它们之间也许存在着渊源关系。
1. 丁公陶文。
1992 年初，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对邹平县丁公龙山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在清洗陶片时意外发现了一件刻字陶片。该陶片是一件泥质磨光灰陶大平底盆的底部残片，在盆的内面共刻有5 行11 个字。这块陶片长46 ～77 厘米，宽约32 厘米，厚035 厘米。右起一行为3 个字，其余4行每行均为2 个字。另外在左上角有一刻划极浅的符号，疑为一字，左下角有一刻划短线伸出陶片之外。发掘者认为这些陶文是“烧后刻写，并且最大可能是刻写在陶片之上”的，其书体的显著特征是“多为连笔字”［9］。这些陶文笔画流畅，独立成字，刻写有一定章法，排列也很规则，已经脱离了符号和图画的阶段。全文很可能是一个短句或辞章。文字中除一部分为象形字外，有的可能是会意字，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性。
这件刻字陶片经过考古学界和古文字学界30 余位专家、学者的鉴定，获得了比较一致的认可，绝大多数学者对丁公陶文持肯定意见。
王恩田先生认为它是“东夷文化系统的字”［10］。
严文明先生说这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早期文字” ［11］。
田昌五先生建议将这些成行排列的陶文称之为“陶书”，以与单个陶文相区别［12］。
裘锡圭先生认为：“丁公陶文并不是一种处于向成熟的文字发展的正常过程中的原始文字，而是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13］
李学勤先生根据丁公陶文多用连笔的书写特征，认为：“后世文字有正体、俗体之别，也许在上古已有其萌芽。邹平丁公的陶片文字，或许就是当时的俗体。”［14］
张学海先生认为丁公陶文“似属一段‘辞章’或一个短句”，它虽“不同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器文字，也不同于甲骨文。但其行款自右而左，自上而下，后有款识，和古汉字书款一致。它和大汶口陶器文字、甲骨文，都可能同属汉字方块字体系，代表了古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15］。
另据冯时先生的研究和释读，认为丁公陶文是古彝文［16］。
然而，对于丁公陶文，学术界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抱怀疑态度，个别学者则持否定观点。尽管如此，丁公陶文发现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期盼着有更多新的考古材料被发现。总之，丁公龙山文化陶文的发现，为探讨中国文字的产生与发展，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等重大历史课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2. 尧王城陶文。
作为在考古界有着重要影响的龙山文化遗址，尧王城遗址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专家的目光。1978—1998 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出土器物非常丰富，主要有陶器、石器、玉器等。其中，在1992—1993 年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还在一件大口尊残片上发现了形状奇异的陶文，据有关资料披露，它与陵阳河出土的“皇”字圭首形陶文非常相似。据研究，圭首形陶文是对实物羽冠的摹画，是少昊氏象征王权的王冠反映，这意味着少昊氏已延续到了龙山时期。尧王城陶文是继莒县陵阳河遗址发现大汶口文化陶文和邹平丁公遗址发现龙山文化陶文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对研究我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极宝贵的实物资料。
3. 景阳冈陶文。
1994 年底至1996 年，考古工作者对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进行了钻探和试掘，出土了不少具有显著地方特征的器物。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在1996 年春季发掘的一条灰沟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块刻文陶片。它是一件小型泥质磨光黑陶罐的肩部，残存部分呈三角形。从刻划形式看，是在陶器成型之后、烧制之前刻上的，系龙山时代的人们所为。从字的形体看，与甲骨文似有渊源关系。
4. 龙虬庄陶文。
龙虬庄遗址位于江苏省高邮市龙虬镇北首，是黄河下游地区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也是江淮地区东部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发现于1970 年，面积约43 万平方米。1993 年4 月至1996 年4 月，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先后进行了4 次发掘，共发掘出各种器皿、骨头化石上千件。其中，在第一次发掘时，考古工作者于河边采集到了一块刻字陶片。该陶片是一件磨光泥质黑陶盆的口沿残片，上有8 个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均刻在盆沿内壁，共有两行，左行4 字近似甲骨文，以直线条为主，横平竖直， 结体有序。右行为4个酷似动物侧视图形的象形文字，第一个似兽，第二个似鱼或蟹，第三个似蛇，第四个似鸟。刻文笔画纤细，技法娴熟，通篇可能包含一个完整的意义。自该陶文被发现以来，国内外很多古文字专家都对其进行了研究，但至今还没有人能够完整地释读出来。但不论能否被辨识，该陶文都是继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刻文陶片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这次发掘的情况于1993 年9 月5 日在《中国文物报》作了报道之后，引起了广泛重视，并被评为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7］。1994 年2 月6 日的《中国文物报》公布评选结果时，对龙虬庄遗址的刻划陶文作了如下介绍：“在遗址上采集的陶盆口沿残片上，有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对探究中国文字的起源亦十分重要。”［18］另据此次发掘的领队张敏研究员考证，龙虬庄遗址应被划为“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其年代“不早于公元前2200 年”，这正是帝尧时代的遗物［19］。
5. 陶寺陶文。
1978 年至1984 年，考古工作者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出大面积的墓地和居住址，进而发现了古城址，并出土了许多珍贵遗物，从而确立了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据碳十四年代测定，该文化距今约4000～4600 年，大体相当于我国古史传说中的帝喾和尧舜禹时期。其中，在1984 年春季的一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一个陶寺文化晚期的灰坑（H3403）中发现了一件朱书扁壶。据介绍，这件扁壶为残器，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泥质灰陶，侈口，斜颈，颈、腹间分界明显，腹一面略平，另侧明显鼓凸，鋬作桥形，双鋬相连在口部鼓凸一侧。器表饰竖条细篮纹，双鋬面各有凹槽两道。口长径为208 厘米，短径为92 厘米，腹最宽248 厘米，残高274 厘米。朱书“文”字偏于扁壶鼓凸面一侧，在较扁平的另一面也有两个朱书符号，又沿扁壶残器断茬边缘涂朱一周，当为扁壶残破后所描绘。朱书文字有笔锋，似为毛笔类工具所书［20］。扁壶在陶寺遗址出土数量极多。在陶寺文化居住址水井的底部，常见有扁壶碎片的堆积层，可知它是一种汲水器。其造型的基本特征是口部和腹部均呈一面鼓凸，另一面扁平，或微凹，以利入水，颈或口部设泥鋬，便于系绳。扁壶皆为手制，其延用时间与陶寺文化遗址相始终，是陶寺遗址的典型器物之一［21］。陶寺遗址所出扁壶上的朱书文字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些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罗琨先生曾在《陶寺陶文考释》一文中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他将朱书扁壶背面的两个字组合成一个来看，通过与甲骨文、金文的“易”字比较，认为应隶定为“易”字。另外，他对扁壶正面的字隶定为“文”字无异议，并认为扁壶正反面的朱书文字合起来是“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是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 画界) 来记述尧的功绩，以传诸后世［22］。何努研究员也曾撰文《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将扁壶背面原来被看做两个符号的朱书视为一个字，认为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 上部是有转角的“◇”即土字，中部为一横画，下部为“卩”字，合起来就是古“尧”字，即古史传说中五帝之一的“帝尧”名号［23］。他进一步认为扁壶上的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并指出“文尧”是后人追忆帝尧时的称谓，也即“对先王的尊称”［24］。葛英会教授认为，何努的见解符合该字构型的分析和判断，并引用先秦文字的相关资料，对古“尧”字的构字方式、形体演变提出申论。他指出该字的确是一个“人”字与“土”字相加的复合字，乃目前已知“尧”字最古老的一种写法，并进一步阐明，尧字的本意当如《诗·小雅·车辖》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咏，言尧是高德明行，为人仰慕的圣王［25］。此外，陶寺遗址的地望、年代以及文化内涵，尤其是早期墓地与古城的发现，均为“尧都平阳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佐证。由此可知，陶寺遗址出土朱书“文”、“尧”字扁壶绝非偶然［26］。陶寺陶文为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证。
6. 良渚陶文。
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在年代上大致相当，如前文所讲，不少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曾出土过陶文。近年来，随着良渚文化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学术界对于良渚文化陶器和玉器上的种种刻划符号，也开始给予极大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到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者已在良渚文化的陶器和玉器上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单个或成组且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划符号，有学者称之为“原始文字”。李学勤先生就曾说过：“值得注意的是，分布地域和大汶口文化毗连的良渚文化也有类似的符号。两者符号的相通，很可能标志着这些符号是原始文字。”［27］他还曾尝试着释读一件良渚竹节形黑陶豆上的刻符。在这件陶豆的椭圆形豆盘上，刻有一对抽象的鸟纹和一个太阳纹。他认为：豆盘中间是太阳纹，太阳纹边上的一对鸟纹不是鸟，而是太阳发出来的光芒，可以解释为“炅”字［28］。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认为这是“双鸟朝阳”或“描写太阳与云纹”［29］。陈万康先生通过研究发现，有些单个刻划符号竟然多次出现在良渚文化的不同遗址中。他据此认为，若这一图案只是偶然发现，那么可以猜测是良渚人随手乱划，并没有什么含义。然而它们反复出现，则不得不让人相信，这些良渚刻划符号在当时已经通用并且达到了记载简单语句的程度，显然已具备了原始文字的性质。他还进一步指出良渚陶文应与祭祀有关，并认为它们应是独立起源的［30］。
关于良渚陶文及玉器刻符的价值，王宇信先生说：“由于良渚玉器上的刻划符号，不少与大汶口文化陶文相类似，可以互相联系，进行比较研究；而良渚文化陶器上，又发现有多字相连的陶文，在证明陶文与语言的关系上，尤有研究价值。”［31］
7. 石家河陶文。
石家河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年代也基本一致，在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同样也发现了不少陶器刻划符号。该文化的刻划符号最早发现于1987 年，此后随着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的进行，陆续有新的符号被发现。其中，在肖家屋脊和邓家湾两个遗址中曾发现60 余个刻划符号，这些符号的年代均为石家河文化早期。它们大多数被刻在大口陶尊的上腹部，少数被刻于尖底陶缸的上腹部、凹底陶缸的下腹部、高领罐的肩部和一些陶器残片上。据研究，石家河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以象形符号为主，大多以简练的笔画勾勒出某一事物的外部形态。一件陶器上一般只有一个符号，而且绝大多数为单体符号，少数为合体符号。其基本笔画为弧线和直线，间或用少数未戳穿的圆形小戳孔。少到二画，多到十余画，主要是用某种材料制成的锐器在大口尊、缸的坯体上刻划而成。沟槽较深，有些残片往往沿沟槽断裂，沟槽内的颜色与器表一致，笔道深粗均匀，线条自然流畅。有些符号因刻划较深，坯体烧干后槽口张裂，其现存宽度往往大于刻时的宽度。高领罐等泥质灰陶小件陶器则是在陶器烧成后或是使用过程中刻划而成，笔道浅细，刻划处的颜色要比器表要浅。这些刻划符号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材料。
8. 石棚山陶文。
石棚山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大南沟，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小河沿文化墓地。1977 年，考古工作者在对该墓地进行发掘时，发现了大量彩陶。其中，在有些陶器上还发现了12 个刻划符号。有学者认为它们比半坡或大汶口文字符号的结构更为先进和复杂，体现了小河沿文化的先民对中华文字创造的重大贡献，同时也说明该文化进入了一个更为文明的历史阶段。
总之，上述这些陶文都是尧舜禹时代的产物，表明这一时期很可能已出现文字，并在一定范围内被使用。此外，在尧舜禹时代，人们可能已开始在骨头上刻划符号。2007 年7 月，山东昌乐县的一位文物收藏爱好者带着一些有刻划痕迹的骨片找到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刘教授认为这些就是中国早期的一种文字。以后又相继在陕西关中地区和内蒙古赤峰地区发现了此类材料，但由于这些骨片均采集于地表，尚无明确的出土层位和科学的年代检测报告，所以这些骨片上的刻划痕迹到底是不是文字，还需通过科学的发掘与检测去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注释：
［1］［2］［3］［4］［5］［6］［7］［8］张学海：《龙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年。
［9］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10］［11］［12］［13］［14］［15］李学勤、张学海等：《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考古》1993年第4期。
［16］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
［17］［18］［19］张愈：《高邮龙虬庄陶文的历史价值和释义》，《今日高邮》2007年5月18日。
［20］［21］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1期。
［22］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2期。
［23］［24］何努：《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
［25］葛英会：《破译帝尧名号，推进文明探源》，《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32期。
［26］李瑞：《陶寺遗址出土4000年前扁壶朱书文字被破译》，《北京晚报》2007年6月22日。
［27］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28］［29］［30］笑竹：《良渚陶符反复出现，古良渚人就已经会刻字记事》，《杭州日报》2010年8月20日。
［31］［32］王宇信、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33］［34］［35］胡玉梅：《江苏考古最新发现：高邮陶文早过甲骨文1000年》，《扬子晚报》2003年10月24日。
［36］周晓陆：《生命的颂歌——关于释读龙虬庄陶文的一封信》，《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
［37］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2年第3期。
（潘世东转载于谢玉堂：《甲骨文的由来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